沈从文与丁玲-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店开会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有三十多人。这个会与左联无关，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王明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集会。王明于1930年下半年由苏联回到上海，1931年1月间上台，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抛出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全会不满，串连了一些同志反对。起主要作用的是李伟森，那时他年纪还很轻，非常积极。白莽在团中央编《列宁青年》，冯铿在左联工农工作部工作，都和李伟森有来往。胡也频在1930年6月才入党，但很活泼。他们都不满四中全会，因此参加了那个集会。东方饭店是当时地下党经常联系工作的地点，据说已为敌人识破，派特务化装成“茶房”，已经侦察了一些时候。1月17日开会时，特务把东方饭店包围起来，会议中间，一个“茶房”闯进来，伪称电灯出了毛病，要检查修理。电灯一亮，外面埋伏的特务冲了进来，三十多位参加集会的同志全部被捕。是否有人告密，一直未查明。（《冯雪峰谈左联》）根据胡也频的意思，沈从文去找了胡适、徐志摩等人，又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能保释胡也频。为了得到更有效的协助，沈从文特地赶到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但都被拒绝。他们害怕惹上共产嫌疑。
然而，为了友谊，沈从文早已把个人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他频繁地奔波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沈夫人张兆和说，她听沈从文说，当时他为胡也频的事曾去过南京将近十次。
在第二次去南京时，沈从文拿到了一封蔡元培致上海市长的信。回到上海，他拿此信去见了市长张群，然而仍然如石沉大海。
终于打听到探视的方法，沈从文和丁玲一起去关押胡也频的龙华监狱探监。丁玲记得这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小的雪花，是她请沈从文陪同前往。对这次与胡也频的永诀，他们两人都有过记述。
丁玲写到：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的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条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我们聚精会神的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也调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多有精神呵！”（《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回忆到：一会儿，只听到有个带脚镣金属声音从第二道小铁门外走过去，我看到那正是海军学生的影子。我把海军学生走过的地方指给丁玲女士看，我们正说着，那个带脚镣的他又走回来了。丁玲女士便叫着：“频！频！”
相隔那间空房不过一丈二尺左右，故一喊叫，那一边也注意到了，便停顿了一下，把带着放光铁手铐的双手，很快乐的扬着，即刻又消灭了。
“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雄！”
“是他，我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他！我看到他在那里！”
他们还拿到了胡也频写的收条。在他所收到的胡也频的所有书信中，这也许是最令他感动、令他难忘的。他捏着墨汁淋漓的收条，和丁玲兴奋地谈论着。十来天的奔波终于有了着落：他还活着！
这也是令丁玲终身难忘的一瞬，更是他们三个人的真挚友谊，在苦难时代悲剧性的最后一幕。
为了营救胡也频，沈从文又和丁玲一道前往南京，通过当年曾和胡也频一起编辑副刊的左恭，继续找国民党要员们寻求出路。沈从文此时已顾不上各种顾虑，亲自去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陈立夫。丁玲后来在1950年很后悔她曾同意这么做。她说：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也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对这次与陈立夫的见面，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在将近两个小时时间里，他和同去的朋友，只能听陈立夫一个人在那里大谈什么“民族主义文学”，最后他才有机会就胡也频的事情作出请求。他记述自己对陈立夫说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政治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恰恰是和另外一种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带点儿慈善性质，办杂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艺政策，同样的极其不智。
政府杀个把人并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党中有见识的人，也应当明白对于一个知名文学作家让其永久失踪，也可以算作政府的不名誉。第一件事我希望政府方面能把这个人找寻出来，第二件事我希望这人有了着落若不缺少犯罪嫌疑，则把他交给法院，第三件事我希望从他口中知道海军学生究竟。（《记丁玲》）然而，在南京一无所获，沈从文和丁玲失望地回到上海。刚到上海，就得到胡也频等已经在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他们所熟悉所热爱的一个生命，就这样被黑暗势力扼杀了，留给他们的只是带着温馨友谊的往事回忆，只是无尽的悲哀和感伤。与胡也频永诀时的那场冬雨，久久地洒在他们心上。
丁玲乍一得知这个消息时的镇定，使在场的沈从文感到钦佩。后来，丁玲在熟人面前也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对每一个前来向她表示慰问的人，她只是抿着嘴微笑，表现出一个女性少有的坚韧强毅。
早年在湘西军队中，沈从文见过多少厮杀和人的生命的消失，得知朋友的死讯，他除了痛苦和悲哀外，不会有恐怖。但一个女子表现出如此的镇静，他却不能不对丁玲产生敬意。丁玲多次说出的这席话，沈从文是记忆深刻的：死去的，倒下死去，躺入混合了泥土和积水的大坑，挤在一个地方，腐烂了，也就完事了，找寻它还有什么用处？我们不必作这种蠢事，费神来料理一个死人。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活人如何去好好的活，且预备怎么样同这种人类的愚蠢与残酷作战，如何活下去，又如何继续去死！（《记丁玲女士》）沈从文认为，丁玲的性格正是在此次悲剧事件之后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在北京与情人陶醉在浪漫爱情中的那个女子，温情，多愁善感，已经淡去。这种转变，便影响了她的创作和后来的生活道路。沈从文写到：在熟人中就可以看出她这种不将悲痛显出，不要人同情怜悯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份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人。因为她知道用理性来控制自己，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故她便始终节制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从不向人示弱。当时既不作儿女妇人的哭泣，此后在作品上也从不做出儿女妇人的陈述。（《记丁玲女士》）不管沈从文的印象或分析是否准确，胡也频的被害，对丁玲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从丁玲自己的叙述来看，她在此之前，只是思想左倾，也参加了左联，但并没有像胡也频一样参加具体的政治活动，只是专心于创作。但在这之后，她便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成为左联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实干家。
对沈从文来说，在胡也频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尽管最终没有改变朋友的悲惨结局，但他在那样复杂和充满危险的情况下，尽到了一个朋友的义务和责任。日以继夜的奔波，使他得以表现出他做人的基本信条——真诚，同时也表现出他的平和性格中所包含的湘西人的侠义之情。这一点，在随后护送丁玲母子回家乡的举动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
一个熟悉的生命消失了，活着的丁玲，因他的消失，生活陷入更大的艰难。
第二部分第11节 离开上海
她顿时成为上海的一个新闻人物。围绕胡也频的遇难，对她的传言越来越多。沈从文这样说过：惟捕风捉影的传闻，则常常可从各小报或定期刊物上看到，对于死者已不能再说什么，惟对于还依然活着的丁玲，散布无数不实不尽的谣言，增加她活着的危险与困难。或者说她其人已过俄国，或者说人尚在上海有何活动，或者说她已同左翼某某同居，或者说……
总而言之，则不过一群上海闲人平日无正经事可作，上茶楼吃喝之余，互相以口耳在一入时题材上所作的无聊转述而已。（《记丁玲》）各种无聊的传言，并不能损害丁玲，也不会让她和友人们感到忧虑。只是当听说国民党当局可能要对她和孩子采取进一步迫害的传闻后，他们才焦虑万分。沈从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国民党高压政策无动于衷的人，他甚至认为自己更明了政治的残酷。当胡也频遇害之后，他就为丁玲母子的安全，时时担忧。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避免特务的纠缠，丁玲搬到了与他们一家关系密切的李达、王会悟夫妇家中。李达虽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现在已不再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是成为了一位学者。几年来，乃至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一直是关心帮助丁玲的挚友。
后来，随着风声一日紧似一日，再住在李达这种政治性人物的家中，很可能有种种难以预料的不测风云。沈从文和丁玲都为之担心，在这种局势下，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沈从文有种种顾虑：国民党方面，“既作得出在毫无罪名可以宣布的情形下把一群青年人用乱枪打死，则海军学生死去以后，他们是不是还会想办法来处置这小小孤雏？”他和丁玲当即决定，离开李达的家，以免有人前来搜查，牵连他们夫妇。
沈从文在淮海路的万宜坊附近租下一个住处，他和丁玲都搬到这里。他住一间，丁玲和他的九妹住一间。这个住处是在一家杂货铺的楼上，比较寂静，来往的人极少，这样可以保证丁玲母子的安全。住在这里，丁玲很少下楼，只是在晚间才偶尔到街上走走。
由于忙于营救胡也频，沈从文耽误了回武汉大学开学的时间，他只好放弃大学讲师这一重要职位，留在上海。他不能不留下，丁玲和只有几个月的孩子需要他照应。虽然胡也频和丁玲有许多同志，但由于政治身份的原因，并不能冒这种风险。
这时，将胡也频的死讯瞒着丁玲的母亲，成了他俩共同的任务。
早在胡也频刚刚被捕时，他们就曾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过信。信是由沈从文执笔的。他们用丁玲的母亲熟悉的笔迹、熟悉的口吻来哄骗她。他们三人笔迹的相似，此时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沈从文谈到当时写信的情景：海军学生失踪后，湖南来信询及，为了安慰这个老年人起见，除了把稍前一时照就的相片，陆续寄去以外，就照着那老年人所希望的消息，由我来代替海军学生，写过三次回信。每次信上皆加上一些轻松快乐的谐谑，以及惟那一家三数人所知的私事，作这工作时丁玲自然是在旁加以指导与修正的。我们三人笔迹从一个专家看来，虽可以一目了解，明白它的差别处，但几人即皆共同习惯了用钢笔头在白洋纸上抄写稿件，简单处与草率处却正相近。并且在同样的一张纸上，写上大小相等的字迹，所说的话又全是那老太太所熟悉的话，另外一方面，则又正是那么焦心等着远地消息，故这信一到，便照所希望的成功了。（《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写过多少风格多姿的作品，而此时他以胡也频的名义写出的信，对于后来的人们，却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独特的情感，而产生深深的感染力。这是他和丁玲的另一种创造。他能写出这些信，固然是因为他和胡也频的友谊，但更应看作他与丁玲的友谊体现。他和胡也频、丁玲的友谊，有着各种浪漫的故事，有《红黑》、《人间》，但仅仅这些信就是可以令人品赏久久的果实，它们会经岁月消磨而不减其色，更不会因为后来的纠葛而令人淡忘。
下面引用的一封信，集中反映了当时沈从文和丁玲所花费的心机。他们是想用亲切甚至带点撒娇的口气，来使丁玲的母亲相信胡也频还活在人间。
姆妈：得到你的信，你真会疑心。我近来忙得如转磨，冰之来信应当说得很明白，过不久不写信回来，难道就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吗？不要看那些报纸，不必相信那些报纸上的传说，那是假的。谁来捉我这样一个人呢？除了姆妈只想捉我们回家去陪大干干说西湖故事以外，谁也不想捉我，谁也捉不了我。
小频身体好，一天比一天壮实，将来长大了，恐怕只有回来在辰河作船夫，占据中南门小码头，包送老祖宗来往桃源同西湖。西湖如今与长江不通船，我明白，我明白，不必姆妈来说我就明白。可是二十年后，世界不会同今天一个样子，姆妈不相信吗？小频吃的多，我也吃的多。我极想吃腊肉同菌油，家中的廊檐下，这几天太阳很好，一定还悬挂得有一个火腿，一块黄黄的腊肉，留给我回来吃的。姆妈，你等着，事情若不太忙，我会把小频送回来换这块腊肉。
我想远行，去的地方也许极远，因为……这些事冰之信说得一定很清楚了，不明白的你将来也自然会明白，这时我不告你。我只预备回来时同你下棋。我的围棋近来真进步多了，我敢打赌，我不会再输给姆妈！
请替我们问大干干的好，说这里有三个人很念她，一个是干干还不曾见过面的，名字叫做小频。小频真是个厉害的小家伙，他那眼睛鼻子皆像他的外祖母，一个天生的领袖！
我这信简直写不下去，小家伙古怪得很，只麻烦我，其实他早就应当来麻烦姆妈了！……崇轩敬禀（《记丁玲女士》）在陆续寄出类似的信之后，丁母仍然屡屡来信催女儿女婿带外孙回来。这时，丁玲带着孩子在上海也极不方便，最后她和沈从文商量，决定回家。
丁玲决定把孩子送回常德，沈从文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她不愿意孩子为胡也频家中接走。
胡也频的父亲知道胡也频遇难的消息后，曾千里迢迢从福建赶到上海。他打听到沈从文的地址，便找到了他，希望能通过沈从文去见丁玲。沈从文把这消息转告了丁玲：丁玲明白这是为什么来的，虽一月以来成天只在打算把这小孩子交给一个什么地方去抚育教养，但却不预备把他交给家中人。她知道若果小孩子送回福建，将来就不容易见面，且小孩子的教育，将来也难过问。但如果抱了小孩子去见那老年人，那时若说及这件事，或一被挟持，小孩子就会被他们拿走。
（《记丁玲女士》）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