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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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上）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一讲“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题目，但是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生活的世界背景。因此，我希望通过讲这个问题，能够帮助同学们对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格局产生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认识。
一、问题的由来
早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国际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一个名叫《外交》杂志的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明的冲突》。在这篇文章里边，萨缪尔·亨廷顿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中发生的一些相应变化，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针对这种国际形势，萨缪尔·亨廷顿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耸人听闻的观点。他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阵营的对垒将不再构成未来世纪国际冲突的主题。在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即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甚至也不再是经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那么，所谓“文明的冲突”是什么意思呢？亨廷顿认为，文明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相互认同的最大共同体，再往上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了。维系文明的纽带就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伦理价值系统，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形成了几个最主要的文明体系，按照宗教信仰或价值系统来区分，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东亚中国儒家文明，以及南亚印度教文明等。这些文明之间曾经对峙了数千年之久，近代以来的西方化和殖民化浪潮使得各大文明之间的传统边界逐渐消淡，而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取代了文明之间的对垒。但是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消失和冷战时代的结束，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可能性将会再度凸显出来，成为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主题。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提出来以后，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尤其是亨廷顿在这篇文章中谆谆告诫西方各国，不要因为一些经济方面的蝇头小利而破坏了与美国的关系，西欧各国应该与美国加强团结，加强联合，共同防范东方可能出现的威胁。在21世纪，这种威胁主要可能来自于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联合，这两者将会携起手来共同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亨廷顿的上述观点立即在华人世界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指责为后殖民时代的“西方中心论”的典型。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国际政治策略中，美国人总是喜欢寻找一些假设的敌人，尤其是为未来的国际战略设定一些可能的竞争对手。那么，当冷战时代结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再构成美国和西欧世界的主要敌人时，美国人就必然要去寻找和设定下一个世纪的新的对手，这是美国国际政治策略的一贯作风。萨缪尔·亨廷顿作为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国际关系政策的重要智囊成员，他为美国未来的国际战略进行一些咨询，提供一些思想，本来也无可厚非。亨廷顿的观点无疑也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这是由他作为一个西方人、尤其是作为一个西方国际政治学专家的身份所决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会对他的某些预测、尤其是对他关于21世纪将会出现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联合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观点进行批判。但是仅就他对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和未来状况的分析来说，我认为他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人类最初的亲代文明（1）（图）
所以，我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切入，我们先来看一看，人类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发展的，然后我们再基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对未来世纪的国际格局进行有根据的预测。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有一个理论预设，即我们承认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如果历史是没有规律的，那么我们也就根本无法对未来作出任何有根据的预测，因为一切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说发生就发生了，完全没法进行认识和预测。反之，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本身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历史的发展具有一种内在必然性，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历史的明天是奠基于历史的昨天和今天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只能根据人类的昨天和今天的状况，来推断人类的明天将会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今天讲座的基本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即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我认为要想预测世界的明天，首先就应该认识世界的昨天和今天，尤其是要知道，从昨天到今天是如何发展的，这样我们才能合理地推论出未来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正是出于这种观点，我在这里就把大家的思路从今天、从21世纪一下子拉回到5000年以前的人类社会。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及其“文化杂交”对于旧大陆文明体系嬗变的影响：
二、人类最初的亲代文明（2）
让我们从5000年以前开始谈起。大家先看看这张图表，这个图表画的是人类各大文明数千年来演化嬗变的基本情况。最上面一排是我们人类最早出现的五个文明，人类最早的文明有五个，虽然在我们中学的教科书里面老是说有四大文明古国，其实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只不过是最早的这一批文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出现的一些国家形态，这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人类最初的文明一共有五个。这五个文明，如果从西到向东一字地摆开的话，那么它们依次就是：地中海上的克里特文明，由于该文明的影响广泛地辐射到爱琴海沿岸地区，所以也被称为爱琴文明；然后是地中海南岸的古代埃及文明，由于受尼罗河的冲积灌溉也叫做尼罗河流域文明；再往东就是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有一块冲积地，在那里建立的文明就是两河流域文明，又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之间的意思；再往东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个印度最古老的文明又叫做哈拉巴文明，是由南亚次大陆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在哈拉巴这个地方建造的文明；最后，亚欧大陆的最东边，就是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通常是指夏商周三代或者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文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五个文明，现在我们依次对这五个最古老文明的基本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五个文明中，如果要说时间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大概要数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了。当然我们说的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现在考古学对古代文明的发掘，只能停留在以百年为单位，不可能再细化了。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两河流域文明也许是人类现今发掘出来的最古老的文明，它出现的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在那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就出现了一些城市国家，比如说乌鲁克、乌尔等。这样的一些城市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楔形文字，有了初具规模的行政组织。其次呢，就是埃及文明。按照现在一般的历史记载，大约从公元前3100年开始，在尼罗河中游的孟菲斯，就已经出现了埃及人建立的古王国，这是尼罗河流域最古老的国家形态。由此可见，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两个文明都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
稍晚一些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两个文明。一个是克里特文明，它大约是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产生的。这个克里特文明，比较明显地带有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痕迹，显然是对毗邻的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多为模仿。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紧锁在爱琴海的入海处，海上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与西亚和北非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因此，克里特人从更加古老的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中吸取了不少文化资源，创建了自己的文明。在克里特的神话传说和艺术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埃及文化的明显影响。克里特神话中的有很多神祇，都带有埃及神话的半人半兽形象的痕迹，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以及其他半人半兽的怪物神族，就是从埃及传到克里特岛，后来再从克里特岛传到希腊本土的神话中的。大家都知道，埃及古王国的法老曾经建造了一座著名的斯芬克斯金字塔，但是我们在希腊的悲剧故事如《俄底浦斯王》中，也可以看到斯芬克斯这头怪兽，这种同一性很好地说明了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与克里特文明相继出现的另一个文明就是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关于这个文明，我们了解得比较少。我们通常知道的印度文明，是指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而著称的古代印度文明，实际上这个古代印度文明是印度的第二代文明，它不是最早的文明形态。借用生物学的概念来说，我们把最初的一代文明形态叫做“亲代文明”，而把从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衍生演化出来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晚的文明形态都叫做“子代文明”。那么，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个以婆罗门教为标志、以种姓制度为特征的古代印度社会，实际上是第二代文明，即子代文明，它是由那些从西北方向涌来的雅利安语入侵者建立的。在这个文明产生之前，还有一个由印度河流域的土著民族创造的文明，这就是哈拉巴文明。哈拉巴文明是比较晚近才被发掘出来的，在20世纪初，有一批英国的考古学家在一片荒芜的墓地里了发掘出来一个城市遗迹。他们根据这个城市遗迹推断出来，在那些建立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的外来入侵者来到印度河流域之前，在印度河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非常发达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是由一些被称为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民族所建立，他们把这个最古老的印度文明称为哈拉巴文明，因为它是在一个被叫做哈拉巴的地方被发掘出来的。那些创建了哈拉巴文明的达罗毗荼人，因为他们生活在南亚，所以皮肤比较黑，身材比较矮，鼻子扁平，与后来进入印度河流域的那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雅利安语入侵者相比，在身体形态上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哈拉巴文明在后来雅利安语入侵者的征服浪潮中被毁灭了，达罗毗荼人也被征服了，沦为奴隶，被入侵者们贬称为“达萨”。“达萨”在印度语里就是奴隶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些最初创建哈拉巴文明的印度土著，在后来雅利安语游牧者的征服活动中，反而沦为奴隶了。一直到现在，在印度南部地区，仍然生活着一些达罗毗荼人的后裔，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至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古代印度文明，显然是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二、人类最初的亲代文明（3）
在五个古老文明中最晚出现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夏商周文明。关于中国文明出现的时间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是学术界的定论。西方学术界一般只承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代开始，理由是在商代中国才有了文字，也就是甲骨文，而文字是判定文明与史前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大家知道，前些年我们国家花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搞一个投入最大的人文学科重大项目，叫做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项目的目的无非是要证明，我们中国的文明史不能从商代开始算起，而要从夏代开始算起。因此，这个项目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发掘出有说服力的夏代文明的考古证据。此外，弄清楚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分期，以及每位帝王的执政年代等，也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内容。按照现在中国学术界的观点，夏代以前的时代都属于传说，如三皇五帝之类的传说，从夏代开始，中国才进入文明历史。但是西方学术界却认为中国文明的开端应该在商代。大家知道，商代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初开始，如果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商代算起，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有5000年的文明史，因为从商代到今天只有3000多年。如果我们证实了中国文明应该从夏代开始，而夏代的历史据记载从公元前22世纪左右开始，距今勉强可以说是5000年左右。当然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需要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的研究。这个项目现在已经结题，它的成果如何，我不是搞考古学研究的，在这里不便评价。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它的首要目标并没有实现，始终未能找到夏代作为一个文明的确凿证据，如文字等考古资料。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没有一个夏代，而在于这个夏代到底是一种文明，还是一种史前文化，像更早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那样。在这里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文字，在国际文化学界，文字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一个根本标志。可以说，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但是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说，这两点区别分别是物质文明方面的和精神文明方面的。从物质方面来说，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呢？那就是它必须有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已经开始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有了永久性的灌溉系统，以及为了组织修建灌溉工程这一类的集体活动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即最初的国家机构。大家知道，农耕生活与游牧生活是不一样的，游牧民族是追逐水草而生，今天在这儿，明天可能就是到几十里、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了，游牧的特点使他们不可能过定居生活，所以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也比较低下，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游牧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发展出城市中心，而最初的文明都是以城市中心为依托而发展出来的。但是当人们一旦开始过上了农耕生活，大家知道农耕生活的特点是春播秋收，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所以就必须守着一块土地在那儿等着，就必须定居下来。虽然早年的农耕生活主要靠天吃饭，而且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游徙的习惯，经常易地而耕，但是它毕竟还是比游牧生活方式要稳定一些，而且它可以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最重要的是，由于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就出现了最初的城市中心，当然早期的城市中心，不可能跟现在的城市相比，但是它已经是人们的一个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了。因此，正是在定居的农耕生活以及最初的城市中心的基础之上，人类才可能超出直接的生产活动，去从事一些非生产性的活动，也就是一些高尚的精神活动、文化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产生的一个物质标准，就是看它有没有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出现的城市中心。同样地，文明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标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初民祖先们都是非常迷信的，尊神事鬼，求神问卦，凡事都要先卜而后行。按照学术界的共识，最初的文明往往都是随着庙宇而出现的，最初的城市中心同时也就是庙宇中心、祭祀活动中心，事实上，最初的城市中心都是围绕着庙宇而出现的。所以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的文明最初是在祭祀祖先和鬼神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由于定期祭祀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