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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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比尤德·格里斯彭导演的关于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的十六天》，还有莱尼·列芬斯塔尔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不会忘却的《奥林匹亚》（一部关于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影片）。列芬斯塔尔在她98岁高龄时，参观了奥林匹克博物馆，亲眼看到她当时录制的全部资料与其他图像资料完好地保存在档案室里。
1981年，举行第一个“奥林匹克周”时，原想在洛桑放映列芬斯塔尔的电影片《体育场的英雄们》，但在放映前几个小时，我收到当地政府的一个通告，说有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人要抵制放映，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纳粹制度的颂扬”。今天，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然而那时我还是决定更换片子，换了一部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纪录片。换片通告张贴出去以后，一帮青年人离开了，大约有80人。原来他们都是抵制者。举办奥运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它将来自全世界的人聚集到一起，并通过他们传颂亲眼见到的一切。因此，对东道主来说，这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形象的绝佳时机。为此，文化奥运应运而生，即在体育比赛进行期间，举办展览会、文艺会演、音乐会等一系列文艺活动，邀请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会开幕式与闭幕式上的文化节目，更能向世界人民展示主办国的民间传统特点。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汉城奥运会上的民间舞蹈、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那令人难忘的“地中海风情”，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奥运会上对土著居民文化的展示。我在任的21年间，总共旅行数百次，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我得出了下述结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不是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如石油）的国家，而是那些对人民实行最好的教育制度的国家。经验告诉我，对第三世界国家最好的援助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情的现实还告诉我，对上述国家的经济援助是如何化为乌有的。我再说一遍：一个民族最好的财富就是对人民进行教育。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女性在奥林匹克主义中
在我任主席的21年里，女性参加体育活动和奥运会一向是我关心的问题之一。体育，不论你认为是比赛还是参与，已经变为一种不能止步的社会力量，它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结构，还关系到妇女的地位问题。在1896年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是不允许女运动员参加的。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虽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革新者，但是他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仍然只是对男性运动员的赞颂。不过，他的这番话并没有维持多久，在1900年于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上就有女运动员参加了网球与高尔夫球项目的比赛，虽然只有19名女子参加。此后，女运动员的数目每一届都有所增加。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必须以事例加以说明。为使奥林匹克运动更加充满活力，更具社会代表性，它就应该把大门向女性敞开，让女子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我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下列一些女子项目：射击、自行车、网球、乒乓球、帆船、羽毛球、柔道、滑雪射击、足球、垒球、冰壶、冰球、举重、（现代）五项、跆拳道、（铁人）三项。
上述这些均列入到奥运会的规定比赛项目之中。而且，国际奥委会还通过决议：凡将来新增奥运会规定运动项目，都必须包括女子比赛。如今，女性运动员在25类运动中132项中参赛。总的参赛人数中男女比例如下：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我主持的第一届，男女运动员所占比例分别为：77％和23％，男运动员总是比女运动员多一些。在我主持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即悉尼奥运会上，男女运动员所占的比例为：61％和39％。在我任主席的这21年中，参赛女性增加了四倍，从洛杉矶的1567人增加到悉尼的4063人。在1988年的日本长野冬奥会上，75％的参赛国的国家奥委会有女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该比例数提高到9548％。以上数字足以证明女子体育运动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济困难的问题，而且在某些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反对女子参加运动的陋习，他们总是借口还有许多更为急迫的事要做。但事实是，即使在上述国家中，参加运动与比赛的女性也越来越多，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的援助计划，国际奥委会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以减轻对女性参赛的压力，尤其是从经济上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女运动员。
与此同时，还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的体育援助计划，举办地区性的讲习班，办一些专门培养女性体育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体育记者的讲习班。我还想提一下，我任主席初期，在1981举行的巴巴登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选出了两名女性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一名是委内瑞拉的弗洛尔·伊萨娃·丰塞卡，一名是芬兰的皮尔约·哈格曼，后者在盐湖城危机之后辞去委员之职。1990年，弗洛尔·伊萨娃又成为第一个当选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女委员。我们的政策是在各个联合会与各国的国家奥委会的领导层中，女性委员应占10％。从2003年起，上述比例数应增加到20％，这个比例在我们国际奥委会中已经达到了。
国际奥委会在1994年的奥林匹克百周年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确保女性在各级世界性比赛中能够参加，确保女运动员与男运动员机会均等原则的实施，这样她们就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百周年代表大会上对《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必须促进女子参加各级体育运动的条目。另外，在我的倡议下，建立了一个称之为“女性与体育”的工作组，由前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美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阿尼塔·德弗兰茨领导。她作为女权的拥护人，担任过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而且参加了莫斯科选举，竞选主席。
建立“女性与体育”工作组是为了通过它向执行委员会适时提出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才可以加强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关于此问题曾经召开过两次世界性会议讨论：一次在洛桑，1996年；另一次在巴黎，2000年。虽然看来女性参赛已确有保证，但这些年我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加强女性在体育组织决策机构中的责任和比例，不论是在各个国家奥委会中还是在国际体联中都应这样做。
这一点我在前文已阐述过。当然，我也感到骄傲与自豪，在我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第一次选举女士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现在看来这都很平常，仿佛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在1894年到1981年这么长的时期内，竟没有一位女性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我任期结束时，有13位女性被选进了国际奥委会，占总委员数的11％，她们是：弗洛尔·伊萨娃·丰塞卡（委内瑞拉）、诺拉公主（列支敦士登）、阿尼塔·德弗兰茨（美国）、安妮公主（英国）、维拉·卡斯拉夫斯卡（捷克）、居尼拉·林德伯尔格（瑞典）、吕圣荣（中国）、皮拉尔公主（西班牙）、娜瓦尔·埃尔·穆塔瓦凯尔（摩洛哥）、泽温斯卡（波兰）、克鲁科斯（加拿大）、迪珊塔（意大利）、奥尼尔（澳大利亚）、格林黑格（英国，名誉委员）、弗兰苏瓦瑟·兹韦伊弗尔（瑞士，奥林匹克博物馆馆长、秘书长）。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是当今世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之一。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当然也影响到了奥林匹克主义。在我任主席期间，我们研究了一项尊重自然的政策，并为挽救地球、挽救自然，采取了非常重要的措施。奥林匹克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一向都很敏感，1972年举办奥运会时即表明了它尊重自然的信念：倡议在慕尼黑建造一座拥有品种繁多的本地植物公园。每个国家的奥运委员会在园内种植一棵乔木或灌木，作为运动和生命结合在一起的象征。我认为，诚实地讲，继体育和文化教育之后，我们应当把尊重环境作为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三个内涵。1990年，我们第一次计划实施一项战略措施，即加强国际奥委会与奥运组委会在准备工作方面的联系。1994年于巴黎召开了“团结大会”，1995年于瑞士洛桑召开“世界体育与环境大会”（与会者达到150人），同样的大会还在1997年于科威特（200人与会）、2001年于里约热内卢（与会者达到300人）举行过。此外，还组建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匈牙利人保尔·施米特任主席的“体育与环境委员会”。
这些都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在环保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对申办城市生态问题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建筑工程在环保方面必须要尊重法律和国际规范；提交“生态影响”的研究计划；提出改善环境的计划；针对交通运输服务方面，确定采取的措施，以减少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公路网络的影响；治理垃圾和废弃物方面的措施；节约能源的方案和有关生态组织的关系等等。为了使奥运会设施能够适合东道主城市真正的需要，国际奥委会对修建必要设施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一直在维护这样一个理念，即举办奥运所必要的体育设施在奥运结束后，不应成为巨大的体育圣殿而空空如也。国际奥委会倾向于根据观众对观看奥运会的巨大需求，建造一些临时性的必要的设施。一届奥运会的遗产应该被承办城市的大众所享有。奥运会不应该成为举办城市的历史重负。国际奥委会试图付诸于实践的生态政策是以奥林匹克运动对人类社会和福利的责任为基础的，符合《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原则。
它始终强调要采取一种积极的、促进的态度，要超越奥林匹克运动自身。从事体育运动是一个人的自觉行为，但一定要保护自然和环境，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远景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奥林匹克运动来说，通过教育提倡尊重人类及其生存环境，并与政府的相关机构、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加强合作一起保护我们的地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生态相关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一些取决于另一些，涉及全球范围。针对每个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从全局观念出发，国际奥委会正是从这一点去考虑我们的工作的。首先，把奥运会和它产生的巨大资源及人们的激情联系起来，目的在于创造优异成绩的同时加强团结并尊重自然环境。与各组委会、地方组织、地区组织及国家机构在每届体育盛会共同携手实现我们的环保目标，比如近年来的“白色奥运”及“绿色奥运”（分别在两个极具保护生态传统的国家挪威和日本举办），以及在悉尼的夏奥会，那个国家的人们对大自然极其热爱。
其次，我们国际奥委会把这一哲理与任务向各个国际体育协会及各国的奥委会进行宣传与推广，使所有体育比赛，无论其大小，不仅要合理使用现有资源，而且要着眼未来，为改善环境保护资源宝藏，努力做到尽善尽美。为了做到这一点，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必须加深自己对环保的认识。奥林匹克博物馆的橡树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启示的趣事，往往有些趣事能很好地启蒙现实。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依湖畔而建的奥林匹克公园围绕着奥林匹克博物馆。公园内，生长着许多枝繁叶茂的植物。在所有的树木中，一株百岁老树成了科学研究和细心照料的宠儿。我曾指示设计工程的建筑师，为了能使这棵古树继续屹立在这个突出的位置，要重新修改一下原先的计划。因为建筑应该与自然空间相协调。应该说，这棵高耸的橡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奥林匹克主义的复兴时期。避免建筑工程对古树造成损坏的风险（挖掘、埋管道及机器作业等），彻底保护好它起码花了150小时的工作量。
要保护它周围的水文体系，安装地下所有管道时必须特别注意不损伤它的根系，保持灌溉系统的完整。给树和土壤施肥，巩固它的根系，等等。树木栽培工作让专家们花去大量的时间，但得到了回报。现在，这棵古树更加郁郁葱葱，是一份时代的宝贵遗产，用它的枝叶为人们提供一处静谧的阴凉，以便在树下构思设计未来。这是一株庄严的橡树，它是一种象征，它提醒人们记住1894年的６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立日。一座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的雕像使这个天堂般的角落变得完美无缺了。这座雕像是由巴斯克人爱德华多·奇利达设计的，旁边有一块金属牌，上面写着：这棵百年古树之所以保护得如此之好，是由于修改了原建筑设计方案，它表达奥林匹克主义对自然的尊敬。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种族隔离的结束
最近几十年里，奥林匹克运动度过的那些最艰难岁月中，有一段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即是1976年的蒙特利尔，那届奥运会见证了22个非洲国家宣布拒绝参加奥运的抵制活动。为纪念因奥林匹克而联结在一起的五大洲，我们的旗帜上设计了五个交织在一起的环，但那时它们却减少成了四个，因为那个代表伟大非洲的黑色的环不参加奥运了。那是表示对当今社会中一种恶习的唾弃，是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种抗议。蒙特利尔的抵制行动是荒谬的，没有正当的理由。原因是新西兰同意与南非进行一场橄榄球比赛。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橄榄球并不是奥运会比赛项目，橄榄球协会也未被国际奥委会承认。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次抵制运动是可以避免的。
非洲集团的领导人是奥德里亚和冈加，他们分别是当时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的主席和秘书长。这两位领导人坚持要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勋爵对话，但在他们中间被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国际奥委会的一个高级官员阻碍了这次会面。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次会面得以进行的话，那场令人痛苦的抵制肯定能够避免。在没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之前，我就知道我也会遇到这个未了结的案子：种族隔离问题立即就会摆到我的桌面上来，而且，随之而来的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必须重新考虑奥匹克运动应对的立场。
十年前，1970年在开罗19个非洲奥委会正式要求并最终使带有种族主义态度的南非被驱逐出国际奥委会。因为南非拒绝所有黑皮肤的成员加入他们的体育组织。从那时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国际体育协会及除奥林匹克世界之外的体育组织提出要求，希望国际奥委会重新接纳南非。不应该忘记南非人对体育运动是何等重视，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信仰，因此重新接纳南非也是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路线的。毋庸置疑的是，我的立场一向是明确的。虽然这是一个棘手而复杂的问题，可我从来就没有放弃坚持自己的个人观点，也就是我一再重申国际奥委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人道主义立场，这样也就维护了我们组织的团结。最终，我们的立场获胜了。
如今，种族隔离不过是一场被人类遗忘的噩梦罢了。《奥林匹克宪章》的第55条对这个问题阐明了奥林匹克运动原则立场：“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基本自由，不论是什么种族……”显而易见，一个拥有政权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仅仅因为肤色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