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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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尊重人的基本自由，不论是什么种族……”显而易见，一个拥有政权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就对他们实行剥削、排斥甚至监禁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被奥林匹克大家庭所接纳的。奥林匹克运动必须遵循的《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了权利和义务。当我们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宣誓时，我们所有人都许诺要尊重及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南非问题一度是个热点。在由我主持1981年的巴登巴登大会上，国际奥委会南非代表、九十多岁的雷金纳德·霍内在发言时，请求国际奥委会立即向南非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他保证说在那里的体育界种族隔离早已不存在。我完全知道那不是真的。但考虑到他的请求，国际奥委会肯尼亚委员亚历山大坚持认为我应该派团去。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人在给我设陷阱。　　　　
　　　　所以我立即表态，将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派遣代表团。事实是，在每届奥运会之前，总会发生一些事件激怒并煽动一些非洲国家，从而使抵制的风潮再度兴起。国际奥委会一直对南非的国内政策保持关注，为了解他们是否真的在抛弃种族隔离制度上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改变，或者我们是否发现到一些微小但积极的变化……我处在一种很敏感的境地中，因为在这领域里我有可能犯下的任何一个错误，都会波及奥林匹克运动的稳定。显然种族隔离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我很清醒地知道，受到影响的却是非洲大陆的一个人种的全体。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国际奥委会想干涉这事，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不能这么做，我们只能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以恰当的形式帮助他们。　　　　
　　　　总之，种族隔离的最终解决办法还得靠非洲人自己。这也是我的态度与立场，有人称之为“萨马兰奇主义”，它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令我感到厌烦的是，一到奥运会快举行的时候，必然就会出现使奥运会陷入危险的问题，非洲国家就会发出抵制的威胁，因此，我竭尽所能彻底摘除种族隔离这个毒瘤。1988年的6月21日，针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问题”，我们在瑞士洛桑举行了一个小型峰会。可以说那是我们第一个历史性的重要阶段。为了讨论我们日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会议邀请所有非洲体育组织（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以及各协会的代表等）以及国际体联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上，我再次请求他们，同意国际奥委会一贯坚持的立场。不论非洲体育界领导还是国际体联的领导都给予我完全支持。为了保障所有非洲运动员都能够参加汉城奥运会，这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我记得，那位杰出的法学家——来自塞内加尔的法官、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我尊敬的朋友凯巴·姆巴依把这次峰会重新命名为“反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的洛桑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不仅重申了我们的观点，而且制定了一条工作路线。国际奥委会的一个新委员会诞生了，它就是“种族隔离与奥林匹克主义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斗争，密切关注南非事态的进展。委员会由凯巴·姆巴依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马克·霍德勒（瑞士）、　K高斯珀（澳大利亚）、何振梁（中国）、K。阿德富佩（尼日利亚）、克劳德·冈加（刚果）、伊万·斯拉夫科夫（保加利亚）、K。基达内（埃塞俄比亚）、拉米内·巴（塞内加尔）以及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弗·卡拉德（瑞士）。　　　　
　　　　在此之后，又增加了P。内比奥里（意大利）、穆·拉法维（阿尔及利亚）、巴斯克斯·拉涅亚（墨西哥）、美国大使安德鲁·扬格以及M。伦凯（波兰）。两个重大事件为反对种族隔离最终完全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一方面，历史性的领导人、真正的民族英雄曼德拉的释放；另一方面，1990年2月2日德克莱克总统表示支持建立多种族民主政权，并愿意同非洲领导人对话。同年2月19日在科威特举行的会议上，一系列商讨之后，委员会向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与南非体育领导人对话，商讨南非形势。南非重新被奥林匹克大家庭接受的进程开始启动。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上述建议，派遣一个调查团去调查核实真实情况的可靠性，我们称为“凯巴·姆巴依调查团”，因为凯巴·姆巴依法官为团长。成员包括K·高斯珀（澳大利亚）、K·阿德富佩（尼日利亚）、克劳德·冈加（刚果）、弗·卡拉德（国际奥委会总干事）以及E·摩西（美国）。陪伴他们同行的有拉米内·巴（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秘书长）和K·基达内（埃塞俄比亚）。调查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到那个国家。我授权凯巴·姆巴依代表我全权处理在那里遇到的一切事情。在日内瓦飞机场，我对我那位忠实的朋友说：“你们不必请示国际奥委会，你们有权做出任何决定，你们的决定都将被我及国际奥委会批准。”我表达了对调查组的完全信任（大多数成员是黑人），以便谈判时他们可以相机行事让对方感到意外的惊喜。我认为姆巴依领导的调查团在现场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那里许多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结果在1991年3月的第一次访问中，调查团同南非所有的政治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南非民族领袖曼德拉，特别是同德克莱克总统，以及众多体育组织。他们接受调查团的委托，共同建立了一个具有临时性质、非种族主义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它建立四个月后，便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　　　　
　　　　为使南非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所走过的路程不是那么平坦的。由于那些造成人类悲剧的观念使南非缺席奥林匹克运动长达28年之久，现在，一切又将重新开始。我们需要抛开怨恨伸出双手，为在这场对抗中真正受到损害的运动员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以便使他们能够重新集结在奥林匹克的五环旗帜下。在国际奥委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取得的成果变成现实，而且在今后反对这种可耻的政治的战斗中，一刻也不放松。虽然有这些措施，但南非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困扰着我，其中之一是曼德拉对洛桑的访问。不能匆忙行事，形势要求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来，因为面对一个新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能贸然行事，以免打乱我们的部署。我认为这次调查团最大的成绩在于，除了我们在立场上的坚定及透明度外，我们在行动上始终小心谨慎，在一个十分微妙、涉及众多人感情的问题上很好地把握了分寸。在1992年5月，我非常荣幸地在奥林匹克之家接见了曼德拉。我们就有关南非体育运动未来要迈出的步伐，以及双方合作方式等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我永远记得见他的第一面。曼德拉是一位身材显高、有着运动员般体格的人，他总是带着宽厚诚恳的微笑。　　　　
　　　　凯巴·姆巴依曾经许多次跟我谈起过他。他第一次率团去南非时认识了曼德拉，当时就留下深刻印象。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准确地说，他是个伟大的人物。数月过后，7月25日，他成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贵宾观礼台上的嘉宾之一。每每回忆起那次我在维迪堡的办公室同曼德拉长时间的私人谈话，我就无比激动。他感谢我做出的决定、采取的措施，以促成南非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并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不过我对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感到惊讶：所有去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白人。针对这点，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并且最终我建议他组建一支多种族的队伍，其中要有黑人运动员参加，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种族隔离结束的成果。结果他们组建了一支同样数目的白人和黑人年轻运动员代表团。他们将一起在蒙锥克体育场列队入场，同住在一个奥运村。所有的花费都将由国际奥委会负担。　　　　
　　　　这样我们将向全世界展示，不同人种之间的平等已经成为现实，种族隔离的耻辱也已经成为历史。曼德拉非常感动，我们俩兄弟般地拥抱在一起。当这位活着的传奇人物用一脸宽厚而仁慈的表情，对我为结束种族隔离的陋习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与欣慰。在奥运会开幕仪式上，我对这位“活着的神”曼德拉表示特别的敬重，虽然这会对我带来一些礼节性的困难。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主持了开幕仪式，与邀请出席的国家元首共同在蒙锥克体育场看台上出席仪式，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从我作为东道主的角度，我需要对他们有最大限度的照顾。　　　　
　　　　因此，我决定让曼德拉坐在我身旁，一起坐大轿车从宾馆去体育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坐在我身旁，在我的家乡，我们共同见证为之奋斗了许多年的理想如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看到由黑人运动员和白人运动员共同组成的南非代表团列队行进时，我思绪万千，国际奥委会为之所进行的斗争、我作为奥委会主席长期以来所承受的压力、我们面对使人屈辱的政策决不屈从的坚韧毅力……交织在我的脑海里。当南非代表团经过贵宾观礼台并向代表自己国家的曼德拉先生（尽管那时他还不是国家元首）、一位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英雄楷模致敬时，所有人为之热烈鼓掌。第一位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比赛的南非黑人运动员是一位次轻量级拳击运动员，他来自索维托地区，是祖鲁族人。我们应该铭记他的名字：阿夫拉姆·拉瓦莱，是他终结了令世界蒙羞的历史。种族间的平等已经成为现实。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博爱情谊（尽管现在看来是再正常过了）在女子一万米长跑的决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获得金牌的埃塞俄比亚女运动员德尔图·图卢和获得银牌的南非女运动员埃内娜·梅耶尔相互拥抱在一起，并且携手在体育场中慢跑一圈以示敬意。所有人将永远铭记这一天，尤其是我们这些为终结体育比赛中的种族隔离而不懈奋斗的人。曼德拉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场合都谈到过种族和解，而此时，我们亲眼目睹的是，同一面旗帜下、团结在一起的运动员们在蒙锥克体育场上所展现出来的齐头并进的情景。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所一直期待的。我深信我们只有高举代表着全世界平等与博爱原则的白色五环旗才能取得比其他任何旗手更辉煌的业绩（我在担任主席的21年里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国际奥委会“种族隔离与奥林匹克主义委员会”及赴南非调查团，从第一天起就向世界阐明了我们的人道主义立场，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决不屈从于与《奥林匹克宪章》不相符合的任何利益。在此，我想表彰凯巴·姆巴依法官，他用其智慧和英明领导主持了那些复杂的谈话。我认为不仅仅奥林匹克大家庭，而且全人类都感谢他和他的同事。是他们愈合了创伤，把所有非洲兄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巴塞罗那奥运会向南非运动员所展现的奥林匹克精神将流芳千古。如今，所有的运动员都享有机会均等及得到支持的权利。这些在以后的几届奥运盛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体育仲裁法庭

　　　　如今，体育仲裁法庭已是一个被所有关心体育事业及法律的法学家、运动员和相关领导人所熟悉的国际组织。她如今获得的国际声誉与当年体育世界对其迫切期望是分不开的，因此本人也将此当成我事业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过人们对她成立的背景知之甚少。当初建立体育仲裁法庭的想法与奥委会必须要解决所谓“两个中国”在我们机构的代表权的棘手问题紧密相连。回到1971年，在联合国做出重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译注）之后，中国取代了台湾（当局）在国际组织中的席位。　　　　
　　　　这项决定给奥委会带来许多困难。有些奥委会成员甚至在洛桑将我们诉之公堂。我觉得，奥委会的一个成员到一个普通法院去起诉奥委会，这是件无法接受的事实。于是我便开始求助法律人士，征求意见，花了很多精力及时间思考今后如何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当时我立即想到了《奥林匹克宪章》，特别是所有成员入会时的誓言部分。为避免日后任何一个成员对奥委会所做决定采取任何法律诉讼行为，在《宪章》中加入这一部分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建议在誓言中加入：“我宣誓尊重并履行奥委会章程及奥委会的一切决定，我宣誓决不为此起诉。”这项措施的采用使我乐观起来，我认为今后再不可能发生某位成员对奥委会或其机构所做决定向普通法院进行起诉的情况。　　　　
　　　　可在多次咨询法律顾问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宪章》里的新内容并不能杜绝这种问题的出现。任何一个成员在他（她）认为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都可对我们提起诉讼，他们怎样都能找到一位法官或法庭来倾听和受理他们的诉讼。莫斯科选举后，一个想法一直占据着我的头脑，即建立一个专属体育界，专为体育界进行仲裁并同时被各联合会及运动员承认的机构。选举结束后不到一年，经过反复思考和与同行讨论后，我认为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那时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做这件事：国际奥委会应该拥有自己的专门法庭，负责审理“内部”范围的体育诉讼事件。很明显，体育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它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和争议也越来越多，普通法院不仅速度慢价格高，而且他们对体育界的事也一无所知。记得我当选后，塞内加尔奥委会成员凯巴·姆巴依法官前来恭喜我，他说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在奥委会的七年生涯中，他设定的目标一个也未达到。　　　　
　　　　他真诚且直接地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他的想法和意见在奥委会里完全得不到体现。他有许多想法，可在当时的奥委会里，没有一个是可以得到实现的。他已拟好辞职信，并将由他的一个好朋友汉蒙上校交给我——国际奥委会的新一届主席。我对这个消息并没有感到很意外。我很清楚在当时的奥委会内部，这股沮丧气馁的情绪相当蔓延。但我十分信任法官姆巴依的为人及做事方式，我相信会重新把他召来。他的经验和想法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我请求他暂缓提交辞职信，再给我几个月的时间，并特别指出他对法律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在将来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981年，在巴登巴登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了建立一个专属体育界的仲裁机构的设想。　　　　
　　　　整个构思大致已形成，接下来就是选定一个能使这一构想得以实现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塞内加尔的奥委会成员凯巴·姆巴依。他一生为人权奋斗，非常了解非洲大陆，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法官和副院长。他是一位智慧而稳重并可委以重任的法官。他也是一位本来要辞职但被我挽留的奥委会成员。我还记得当时我请求他不要提交辞职信，我认为是需要他的学识和经验的时候了。乘着他出席1981年巴登巴登大会的时机，我向他提出建立一个“海牙体育法庭”。我之所以提及海牙法庭是因为这一国际上最高法庭所做出的决定是不可撤消的，而体育界正需要一个类似的法庭。无论是谁都无权对这个法庭的决议或裁定提出上诉，我希望这些法官们不仅是优秀的法学家，而且是体育方面的专家。巴登巴登代表大会及那次关于“海牙体育仲裁法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