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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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
8月15日是这一届奥运会的闭幕日。从早晨开始就刮着大风，天色阴暗，一整天都被坏天气笼罩着。那一天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瑞典人希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结束了他的任期，新任主席埃弗里·布伦戴奇接替了他。布伦戴奇以30票对17票战胜了另一位候选人伯利当
选新一任主席。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布伦戴奇在我体育运动领导者生涯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非常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国家体育运动代表团通知我：为了抗议苏联军队对匈牙利的入侵，西班牙政府决定抵制这一届奥运会。上级给我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即使以个人名义也不能参加这届奥运会。我记得只有一个西班牙人即水球裁判巴塔列参加了那一届奥运会的赛事。他途经法国，最终出现在国际游泳联合会的代表团行列中。他曾问我是否应该参赛，我鼓励他说：“去吧，不要去问其他人应该怎么做。”
然而在11月22日那一天，也就是墨尔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我和一群最忠实的朋友们在蒙锥克山上升起了奥林匹克五环旗。他们是：我直至今日的合作者、记者安德雷斯·梅尔塞·瓦雷拉，巴塞罗那市的议员何塞·玛利亚·瓦列斯，记者路易斯·梅嫩德斯等人。我们一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那项我们完全无法同意的政治决定。我一直认为对于西班牙的体育运动而言，没有参加墨尔本奥运会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因为姑且不说政治抵制，我们当时有望在三个项目上夺得奖牌。在体操方面我们有极具竞争力的华金·布鲁梅，此外还有投掷目的运动员莱昂和后来成为电视工作者的米格尔·德拉夸德拉·萨尔塞多。萨尔塞多是标枪投掷方面的专家，他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投掷方法，那就是先像扔铁饼的姿势一样在原地转圈，然后标枪脱手而出，这样标枪就获得了巨大的势能，比用传统投掷方法掷出的距离远了近十米。这种投掷方法仅需要一桶作为润滑液的肥皂水就足够了，是巴斯克一名叫做埃劳斯金的标枪投掷运动员首先采用的。在墨尔本奥运会之后，国际田径联合会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禁止继续采用这种投掷方法。其实可以采用类似链球投掷时在场地周围设置
栅栏的方法来保护运动员。当时，我再一次感到西班牙在世界体育界人微言轻的地位。我坚持认为缺席墨尔本奥运会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参赛的话就有可能获得奖牌，可以增强西班牙的体育地位，同时也可以确认我的“抵制只会损害运动员〃理论的正确性，因为抵制的决定使得运动员多年的准备化为泡影。
我作为体育代表团的领队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在我肩负巨大责任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使我能够更加细致地了解奥林匹克大家庭里方方面面的情况。我把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一员作为自己体育运动生涯的一个目标。
然而，在我实现人生梦想的道路上出现了第一个障碍，虽然它和我的自身条件没有丝毫关系，但是却严重阻碍了我前进的脚步。《国际奥委会委员选举章程》规定：除体育运动大国或曾经举办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以外，其他任何国家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一名。这也就意味着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只有法国、美国、芬兰、英国、前苏联、希腊、日本、巴西、墨西哥、瑞士、瑞典这样的国家拥有两名代表的资格。在当时已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的122个国家中，只有56个国家拥有自己的一席代表。西班牙在国际奥委会中曾经有过两名代表，但是当时却只有一席投票权。那时的国际奥委会实行的是委员终身制，这给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的调整带来障碍和不便。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西班牙在国际奥委会担任委员的是彼德罗·德伊瓦拉、麦克马洪侯爵。圣地亚哥·盖尔男爵从1921年起就一直是西班牙国际奥委会委员，于1954年逝世。应该感谢他，正是由于他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巴塞罗那才获得了地中海运动会的主办权。老实说，彼德罗·德伊瓦拉为我实现个人理想提供了一如既往的帮助。
我和埃弗里·布伦戴奇主席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他对我和我的夫人碧蔚丝都很友善。布伦戴奇和夫人经常来西班牙，我们也总是尽可能好地招待他们。他鼓励我参加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竞选活动。有全体委员参加的国际奥委会第64届年会于1965年在马德里举行，布伦戴奇觉得我参加此次竞选活动稍显仓促，于是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到1966年在罗马举行的下一届年会上再参加竞选。
由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主持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第65届年会于1966年春天如期举行。这届年会将决定1972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为了获得冬奥会的主办权，日本的札幌、美国的盐湖城、加拿大的班夫以及芬兰的拉蒂都提出了申请。同时，德国的慕尼黑、美国的底特律、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以及西班牙的马德里也提出了申办夏季奥运会的请求。
在马德里举办的国际奥委会第64届年会的筹备会议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向西班牙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的埃洛拉·奥拉索提议申办1972年奥运会。随后西班牙进一步明确了申办1972年奥运会的目标，并且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展览会上向世人展示了由工程师塞拉诺·苏涅尔设计的马德里申办方案。这其中包括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的模型、一本介绍马德里体育运动设施情况的书、筹款计划、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游泳和水上项目规划，同时还有一部专门为这次申办设计的宣传片。然而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仓促之中进行的，致使我的一些合作者们不得不把运动场馆的模型以托运行李的方式加以运送，但由于飞往罗马的卡拉韦莱型飞机货舱的舱门不够大而被迫把模型的支架给锯开。
马德里的提案在第二轮投票中遭到了淘汰，慕尼黑最终获得了1972年奥运会的承办权。可能是因为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的缘故，失利的消息在西班牙国内并没有产生多少失落情绪，只是以后机遇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不能再让它溜走。
在罗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65届年会的议程中没有选举新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这项内容，但是埃弗里·布伦戴奇主席临时增加了这项议题，并且针对西班牙是否可以获得两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投票的最终结果没有公之于众，也没有做书面的记录，但这项议案似乎以一票之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4月27日这一天是加泰罗尼亚的蒙塞拉特圣母节，蒙塞拉特是加泰罗尼亚的守护神。在埃克斯塞尔絮酒店的大厅里正在举行盛况空前的换届改选会议。我没能在酒店里订到房间，所以只好沿着孔多迪大道步行前往。在路上，巴塞罗那记者梅尔塞·瓦雷拉飞跑着来告诉我一条重要的消息：下午7时，盖尔男爵向西班牙新闻界宣布了我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我浮想联翩，我多年以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随后几天里的采访和会见中我都表达了这一心情。和我一同当选的还有：黑恩塞·肖贝尔、乔治·威黑尔姆和乔治·冯·奥佩尔。
翌日发生的一切让我终身难忘。这一天教皇保罗六世接见我们。布伦戴奇主席的举动非常特别：他用自己的私人轿车接我去参加觐见仪式。当我们快要到达教皇官邸时，我问布伦戴奇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我竞选，又为什么对我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表示出那么大的兴趣。我将永远牢记他那真诚的微笑和让我难忘的话语：“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朝一日你将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在14年之后的1980年，这位给我打开国际奥委会大门的伟人的预言在莫斯科变成现实。
那一次的觐见仪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布伦戴奇主席代表奥林匹克大家庭向教皇表示问候，同时也为人类的和平祈祷。布伦戴奇主席的言辞充满了人文主义的色彩：“奥林匹克主义是没有军队的，也没有强制的约束力，但它领导着全世界122个国家。奥林匹克精神服务于人类的和平事业。我们坚信，相互理解是互相尊重和友爱的源泉……无论国籍、种族、宗教，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力量来源于理解、博爱和对于人类尊严的尊重……”
教皇保罗六世在他庄严的训喻中确立了宗教和体育运动所共有的深厚基础：“奥林匹克主义强调的是体育运动的普遍性这一特点。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都是永远平等的，真正的体育运动是没有国界的，也不会因为你的肤色或政治身份的不同而有所歧视。每一个人都因他所特有的价值而存在……公正地说，奥林匹克组织是一个为世界和平服务的伟大的国际性组织。而教会作为一个同样伟大的组织，以追求精神安宁的方式也在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由此很容易找到教会和体育的共同点，以及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第一章 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31年国际奥委会执委生涯
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里，能够成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就好像成为在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内部长会议成员一样。我经常把国际奥委会比做一个国家组织机构：每年一次的年会就好像一个国家的议会，执行委员会是政府；国际奥委会的主席虽然拥有很多权力，但仍然受到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制约。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实行的组织方式虽然类似于总统制，但它的领导层是由多人组成的，最终由主席执行政府（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国际奥委会现行的运作方式是：执行委员会每年举行五至六次会议，因为执委们来自五大洲，所以定时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每年一次的全体成员参加的大会不可能解决那些需要很快做出答复的问题和日常事务。而这是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为此，我希望能够尽快进入奥林匹克组织真正的领导层。
墨西哥城于1968年举办了第19届奥运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西班牙语国家承办奥运会的赛事。奥林匹克圣火从热那亚传递到了巴塞罗那，穿过和平之门来到了哥伦布纪念碑下。第一位传递圣火的西班牙运动员是恩里克·邦迪亚。不巧的是一个火炬爆炸了，伤了格雷戈里奥·洛哈，他是前奥林匹克田径运动员，之后又成为一名田径教练员，培养了很多冠军。圣火途经西班牙乘着“公主”号舰艇踏上了新大陆的土地。奥林匹克运动来到了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大陆，同时也进一步实现了顾拜旦男爵奥林匹克运动普及性的梦想。
从政治角度来看，1968年是备受争议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同年五月巴黎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美国则是更大规模地维护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活动。但是最严重的事件还没有到来：即将举办的奥运会变得步履维艰，类似于1956年抵制墨尔本奥运会的情况似乎又将发生。而这一次是为了抗议华沙条约组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然而一次严重的事件给这次本该属于年轻人的奥林匹克盛会蒙上了阴影。我当时和夫人碧蔚丝住在皇家大道酒店，我们清楚地听到了好几声爆炸的巨响，开始还天真地以为是放焰火时发出的声响，几个小时之后我才得知，在三种文化广场发生了一起惨案，一次抗议游行活动被残酷地镇压了，有一百多人在枪击中丧生。鉴于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奥内斯蒂和科勒尔代表112个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国和各国际体育联合会，向国际奥委会布伦戴奇主席提出了暂停这届奥运会的申请。在墨西哥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的保证下，这届奥运会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举行。这一系列的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西哥的悲剧也在奥林匹克历史上写下了最惨痛的一页。
在1968年奥运会开幕式前几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67届年会上安排了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当时有两个空缺的名额，我作为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活动。我的这一举动是史无前例的。有些人认为我过于超前了，我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才只有两年的时间，而现在就想竞争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席位显得为时过早。但是我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些有创意的观点，很多委员也鼓励我去尝试一下。最终的结果是我没能获得足够多的票数，未能当选执行委员。这两个执委的席位分别被法国贵族博蒙特伯爵和在第二轮选举中战胜我的荷兰人赫尔曼·范·卡尔内贝克拿走了。博蒙特从事包括金融在内的多种活动，他同时参加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副主席和执委。最后布伦戴奇当选为主席，基拉宁勋爵当选为副主席。在第一轮投票中我几乎获得了绝对多数票，我当时指望在其他的几个候选人被淘汰之后会有更多的人转而支持我，当时的一切都表明我的当选是很容易的事。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失败了，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是我在国际奥委会生涯中惟一的一次竞选失败。不管怎么样，我从发生的一切中吸取了教训，这是我为人处事的一贯态度。
布伦戴奇主席再一次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任命我担任国际奥委会礼仪方面的负责人，这以前是基拉宁勋爵的职务，他已担任了副主席。从事礼仪方面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在委员们之中的影响力。我在工作的同时可以和他们有直接接触，这便于我和他们建立友谊。国际奥委会这一届年会的另一项决定是：把国际奥委会驻洛桑的所在地由蒙特·雷坡斯大街迁到了维迪堡。它是位于莱芒湖畔的一座小型宫殿式建筑。
就这样，两年之后于1970年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年会上，我再一次参加了角逐执委会委员席位的竞争。我从当年在墨西哥的挫折中奋起，最终当选。在阿姆斯特丹的这届年会上，布伦戴奇主席就冬季奥运会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针对冰球和高山滑雪这两个项目。美国的丹佛战胜了瑞士的锡昂、芬兰的坦佩雷和加拿大的温哥华获得了1976年冬奥会的主办权。丹佛虽然获得了主办权，但是由于该城（科罗拉多州首府）公民投票反对，最终放弃了举办权，冬奥会改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举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战胜了前苏联的莫斯科和美国的洛杉矶赢得了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在阿姆斯特丹年会之后，我和巴西人马加利亚埃·帕迪亚、前苏联人康斯坦丁·安得里亚诺夫、日本王储武田恒毅一起加入了执行委员会。我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并且从那时起开始了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前进的历程。尤其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一篇转载在大名鼎鼎的法国《世界报》上的西班牙《先锋报》的长篇文章，文中这样写到：“这一次选举的结果表明，国际奥委会如果尚未决定要自我改革的话，也至少已认识到它自身的不足和实现这一改革的途径……〃此外还把我作为“新人”加以突出报道。
在我兼顾西班牙本国领导工作的同时（我从那时起到1970年10月10日期间一直担任西班牙国家奥委会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专员），我把全部的热情和力量都献给了执委会的管理工作。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国际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