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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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专员），我把全部的热情和力量都献给了执委会的管理工作。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国际奥委会里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当1974年我的任期结束时，我选择了竞选副主席的职务。这一次没有人再和我竞争了，我顺利地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我的这一任工作到1978年结束，我在雅典卸任。依据规则，我在一年之后才能重新进入执行委员会。我也正是这样去做的。在1979年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年会上，我又重新进入了执委会。这时有两个空缺的职位，而竞争者也只有两个：罗马人亚力山德罗和我。因为我获得了比亚力山德罗的选票多，所以我的任期是四年，而他的任期是三年。这样的日程安排使我以执委的身份赶上国际奥委会主席改选年的1980年，从而为我进一步了解国际奥委会内部管理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在我这35年国际奥委会生涯里，我有31年的时间一直担任执行委员。我担任过各种职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借用一个运动方面的比喻：我是汗水浸透了运动衫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在后来的21年里（担任奥委会主席职务，译注），我曾经先后三次连任。1989年9月在波多黎各举行的第85届年会上，我以全票获得连任。梅罗德王子以全体委员的名义说道：“我们对您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在主席的领导岗位上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您的工作方式和外交技巧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1993年的摩纳哥年会上，为了保证1996年国际奥委会的百年庆典工作不会因为领导层的变更而受影响，大会提议我第二次连任。1997年9月在洛桑举行的第106届年会再一次提议让我连任。2001年7月，我在莫斯科结束了我的任期。我在这座城市开始我的主席历程，又在这座城市离开主席的职位，我对它怀有深厚的情谊。
第一章 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埃弗里·布伦戴奇主席
从1952年到1972年，埃弗里·布伦戴奇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从一无所有到慢慢地积累起一笔巨大的财富。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作为大型建筑建造商的商旅生涯中，由他承建的几幢摩天大楼已成为芝加哥的标志。他的进取心曾使他三次破产，然而他身后仍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他的收藏品主要是出自日本和中国的东方艺术品，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奇迹，所包含的艺术价值也是无可估量的。据业内人士估计其价值超过5000万美元。他去世后把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了洛杉矶市，为此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展览馆用来陈列他的这些收藏品。这些物品都是他多年来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据说展出的物品只占他所有收藏品的1％，这就不难想象他个人收藏品的数量之大。
布伦戴奇主席还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他曾参加过1912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全能项目的比赛。这是一个类似十项全能的项目，但它必须在一天内赛完。布伦戴奇没能获得奥运奖牌，他作为现役运动员的生涯从1905年一直延续到1925年。在1929年到1953年期间他还担任美国国家奥委会主席的职务。此外他还担任过泛美运动会的主席。
布伦戴奇带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这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有人因此说他是亲纳粹分子。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他的信念只有一条：把奥林匹克运动同政治完全区分开来，反对各种压力和政治影响。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美好愿望在后来的事实面前显得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成了希特勒纳粹政府的反动宣传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柏林是在1931年战胜巴塞罗那获得奥运会承办权的，那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国际奥委会的那届年会是在孔达尔城举行的，当时只有二十几名委员参加。因为在那年的4月14日西班牙新的共和国宣告成立了，就连作为西班牙申办代表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盖尔男爵都被迫逃到了国外。由于这届年会的参加者不足，所以最后决定投票仪式在巴塞罗那举行，而最后的计票工作却在洛桑进行，因为需要等到那些缺席的委员把自己的选票邮寄来后才能统计。
柏林获得了主办权。据现在的资料显示，阿道夫·希特勒一开始对奥运会毫无兴趣，但在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劝说之下，他认识到了奥运会的巨大宣传作用。他最后决定把奥运会作为宣传纳粹政府的舞台。
布伦戴奇先进入了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并且于1945年当选为副主席。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年会上，他接替瑞典人希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新任主席。
布伦戴奇在他的任期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业余化方面。然而他没有注意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水平运动员事实上都是职业选手。布伦戴奇勾勒出一个类似于角斗士的运动员形象，并且一再重复他的想法：“如果一个运动员把他的名字或肖像用于促销某种商品的话，我们就认为他成为了商品的代言人，他就将被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他的这一观点显得过于激进，一个像他这样的聪明人竟然没能注意到他的想法和现实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布伦戴奇的另一个成见是有关冬季奥运会问题。他认为那些滑雪运动员都已经成了商品经济的代言人，因此打算取消自1924年夏蒙尼（法）以来设立的雪上项目。他认为这些运动员都不是业余的，而且冬季奥运会不符合普遍性的原则，顾拜旦男爵从一开始就打算取消这一项赛事。幸好他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在我的任期内通过了决议：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交替举行，使得冬奥会无论在体育运动和新闻宣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功。
在1969年格勒诺部尔（法）举行的年会上，布伦戴奇在决定是否取消滑雪项目的投票中失利。我当时以为他会辞职，然而他担任主席职务一直到1972年。当他在慕尼黑卸任的时候，他已经在奥林匹克事业的最前沿奋斗了20年。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因为与体育运动无关太多的事而载入了史册。关于巴伐利亚这座城市是怎样战胜它的竞争对手蒙特利尔、底特律和马德里而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我不必再赘述了。这届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像奥林匹克运动场、奥运村这样的建筑在3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游客们向往的地方。大赛开始后的前11天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着，但是到了9月5日凌晨，大赛被痛苦和死亡的气氛所笼罩。我作为礼仪官近距离地感受了这起发生在慕尼黑的惨案。上一届墨西哥城奥运会曾经笼罩在“三种文化广场惨案”的阴影之中。
四年之后，德国打算通过这届奥运会来弘扬和平和开放精神。但是我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忽视了某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奥运村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样，八名属于“黑色九月”组织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化装成洗衣店的工作人员混进了田径运动员村。他们劫持了几名以色列代表团的运动员作为人质。恐怖分子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代表团的驻地，制造了这起恐怖事件。局势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控制，局面非常混乱，赶来救援的各种组织（地方警察、联邦警察、军队）没能达成一致。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秩序显得十分混乱，这起事件最终以悲剧收场，共有11人丧生（这对于我们以后的组织工作来说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安全工作应该单独安排，此外还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对负安全保卫工作的各种力量加以协调）。几年之后（当时我已经成为了国际奥委会主席），我和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官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们表示那起悲剧是由于各个安全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的。这起事件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比赛因此中断了34个小时，在奥林匹克主体育场还举行了悼念遇难者的仪式。那些蒙面的恐怖分子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恐怖事件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伤害是无可挽回的。然而布伦戴奇主席非常坚定，他顶住了各方
面要他暂停举办奥运会的压力。“奥林匹克运动仍将继续”，这是他对此做出的回答。
布伦戴奇主席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认识了罗伊斯·玛丽朗（瑞士）公主（她在这届奥运会期间曾经和我一起在礼仪部门工作过）。1973年的6月他们在曾经举办过1936年冬奥会的加未施…帕腾基兴举行了婚礼。我和碧蔚丝一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还记得，当我们去向他致贺的时候，布伦戴奇给我看了他礼服上的标签：这是一套在马德里裁制的礼服。他回忆道：在1965年马德里召开的年会上，他参加了一个有佛朗哥到场的招待会。
而布伦戴奇当时没有一套像样的礼服，于是他就在马德里用创记录的24小时订做了一套。这就是八年后在他和玛丽朗的婚礼上所穿的那套礼服。
他的视力有点问题，我建议他去巴塞罗那著名的眼科医生巴拉克那里就医，他虽接受了我的建议，但他最终在德国接受了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1975年春天他在加未施…帕腾基兴去世。我对他的逝世感到十分难过。他对我的信任始终如一，我对他心怀感激。埃弗里·布伦戴奇是一位伟大而又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人们将永远铭记他领导国际奥委会工作的铁腕手法，还有他那常把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的习惯。 他从来都不相信电视这种通讯媒介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解决遇到的财政问题会有所帮助。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国际奥委会在没有电视的情况下存在了六十多年，以后还将这样存在下去。”那时候出售电视转播权所带来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它们全都落入了组委会的腰包，而国际奥委会却一个子儿也捞不着。那时国际奥委会没有自己的资金，委员们每年还得交纳300瑞士法郎的会费，在国际奥委会开会期间还要自己负责食宿和旅费的开销。在我担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才负担起了委员们的各项花费，这样才足以确保他们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性。当布伦戴奇把主席的位子传给他的继任者基拉宁勋爵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方式做最后的告别。他的这句话仍然回荡在我的脑海：“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奥林匹克理想将永不改变。”
布伦戴奇对我和我的太太碧蔚丝非常友善。是他给我打开了国际奥委会之门。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导人生涯开始之初，是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这一点我将铭记不忘。
第一章 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基拉宁主席
我的前任是基拉宁勋爵，从1972年到1980年他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米歇尔·莫里斯·基拉宁勋爵在1972年慕尼黑举行的第73届年会上当选为主席。他在第20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前几天当选，但是根据惯例，新任主席通常要等到奥运会结束、奥林匹克圣火熄灭之后再走马上任。我的主席生涯在莫斯科奥运会之后才开始也是依照这一惯例的。
参加这次主席职位竞选的还有法国人让·贝尔蒙特公爵，他是个西班牙通。有69名委员参加的投票（选举）是秘密进行的，监票员是两位最年轻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和苏联人维泰利·斯米尔诺夫。他们发誓除了宣布当选者的名字之外决不透露任何选举的细节。
他们一直很好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当布伦戴奇问他们是否选出了新任主席时，康斯坦丁回答道：是的，他就是基拉宁勋爵。
权力交接仪式于1972年9月12日在瑞士的洛桑举行。在国际奥委会内部随即就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新局面。基拉宁和几个英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起组成了新的领导层，然而在国际奥委会中权力最大的是莫尼克·贝尔里欧斯主任。在她任职的18年时间里，国际奥委会的命运被她牢牢地掌握着。
基拉宁勋爵的运气不太好，在他为期八年的任期内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他所组织的第届奥运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举办赛事的主体育场的改造工程遇到许多困难，直到最后也没有竣工。
后来又遇上了一些外交上的问题：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里奥斯·特鲁多同意发给台湾代表团入境签证。最严重的事件是在这届奥运会上出现了第一次抵制奥运会的现象。这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来说是一次痛苦的回忆。所有的非洲国家奥委会对于新西兰派团参加奥运会表示抗议，因为新西兰的橄榄球队在南非进行了比赛，而当时的南非正因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而受到制裁（橄榄球运动直到现在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那一届年会驳回了非洲国家的这一要求。
基拉宁主席和非洲体育界的领导人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这导致了他们之间对话和交往渠道的闭塞。22个国家最终接受了非洲体育运动最高理事会的决定，退出了这届奥运会，只有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这两个非洲国家留了下来。事实表明，冲突和分歧是可以避免并且最终达成一致的，从而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免遭伤害。我也由此吸取了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须尽一切可能进行协商，要始终抱着一种开放的、对话的态度。
四年之后基拉宁又主持了莫斯科奥运会。这一次美为了表示反对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而采取了抵制奥运会的行动。在1980年春天，基拉宁勋爵为了争取所有的国家都能参加这届奥运会，分别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及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了会谈。然而一切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次的抵制浪潮造成了严重结果：只有86个国家参赛，其中的某些国家代表团仅由很少的几个运动员组成。欧洲几个国家比如挪威和联邦德国也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而其他的欧洲大国，如英格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不顾各自政府的禁令仍然派团参赛。这些国家的队伍在奥林匹克旗帜的指引下出现在莫斯科列宁体育场上。
为了决定是否参赛，西班牙国家奥委会全体会议举行了一次投票，最终否决了政府做出的抵制决定。我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员，赴马德里参加了这次会议。最终的结果让我十分吃惊：参赛的决议仅以四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我明白，如果当时西班牙没有参赛的话，那我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前景就很黯淡了。这不幸的遭遇发生在德国人威利·道梅的身上。他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慕尼黑奥运会的主要组织者，但因为联邦德国的缺席，他在后来的竞选中只得到了五票。很显然，这是委员们对于他所在国家缺席奥运会而对他做出的惩罚。基拉宁在他任职期间患了血管梗塞的疾病，这样的不幸让他断然决定放弃竞选连任。我和他一直相处得很好，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我任副主席兼执委会委员。我曾对他说：如果您竞选连任，我就不参加竞选主席。
基拉宁勋爵被选为名誉主席。我始终像对待现任主席一样尊敬他。我邀请他参加每一届年会，并请他和我一起主持会议。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患了重病，国际奥委会竭尽所能地给予他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