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委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对她钦佩不已，特别是那些遇到困难的人，他们知道从她那无比的仁爱和非凡的工作能力中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　　　　我从一开始就感受到，除上述莫尼克·贝尔里欧斯女士的问题之外，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我遇到了难题，这就是各国际单项联合会与国际奥委会越来越分离，人们对各个国家奥委会的误解以及对他们到底该起什么作用全然不知。　　　　
　　　　　　　　但此时不是抱怨的时候，而是应该立刻行动起来。我认为一个世界奥协，从许多方面讲，工作效率都不会很高，而把职能分给五个大洲，成立各洲奥协，情况就会好多了。欧洲已经有了这样的机构，而在非洲则由我主持在多哥的洛美建立了一个非洲奥委会协会。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为了使议题得以进展，我不得不竭尽全力。一开始，我们在停止尼日利亚人亚布拉罕·奥尔迪亚的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主席职务的工作上遇到了许多麻烦，然而最终我们还是使事态向利的方向发展。　　　　　　　　
　　　　1981年6月28日我终身难忘，因为在我环球飞行的几百万公里中，从洛美到马德里是我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旅行。当我们已飞上蓝天，马里奥·巴斯克斯私人飞机的驾驶员才发现飞机的起落架没有收好，因此不得不低空飞行，这耗费了更多的燃料。第一次着陆以便补充燃料是在马里的首都巴马科，在那里我们遇上了令人吃惊的事：竟然不接受用美元支付，不得不乘出租车前往15公里外的一家旅馆用美元兑换当地货币，这整整浪费了两个小时。　　　　　　　　
　　　　第二段航程是从巴马科到达喀尔。我同马里奥·巴斯克斯以及他的秘书希门娜玩起了多米诺骨牌。由于出现故障，飞机的续航力减少，只能飞这么短的航程了，于是我们又到了第三个中转站：毛里塔尼亚一片荒漠的努瓦布。　　　　　　　　
　　　　从那里，我们直接飞到加那利群岛。从帕尔马（西班牙）至马德里的航班23点起飞，飞机已经满员，但他们向我保证可以弄到一个座位。至此，我已经在飞机上度过了17个小时，而竟然还没有离开非洲大陆！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被告知没有座位了，只好下来。真是没完没了的倒霉事。因此，我只得继续搭乘马里奥的飞机。在塞维利亚短暂停留后，凌晨五点钟我们抵达马德里。这时我们离开洛美已近24个小时。而对于我来说，到洛桑还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为了推动非洲国家成立奥委会协会，这次我历尽坎坷，旅途总共花了30个小时。　　　　　　　
　　　　　我能够马上推断出，等待我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国际奥委会的支柱，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另一个支柱，我们与国际体育联合会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冷淡又不可靠，还经常陷入危机。除此之外，我发现了一个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其新任主席的奥委会，认为他无法实行有效的管理而自身难保。但是时间和事实都让他们失望了。　　　　　　　　
　　　　我意识到各国际单项联合会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我们同这些机构的关系相当不稳固，特别是同聚集这些单项联合会的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的关系尤其不牢靠。这一组织的主席是瑞士人汤姆斯·凯勒。此人自恃总会的力量强大，一直不把国际奥委会放在眼里。他对国际奥委会的敌意是事出有因的。布伦戴奇主席曾许诺提名他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但等到真正出现一个空缺时，却决定提名另一名瑞士人雷蒙德·加夫内（此人于1969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件事确实让容易冲动的凯勒恼羞成怒。　　　　　　　　
　　　　凯勒担任久负盛名的国际赛艇联合会的主席，他如同一名划船运动员，工作不遗余力。1967年，凯勒与法国人罗格·库隆一道推动了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的建立。因此他在夏季运动与冬季运动的众多体育联合会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气氛不断恶化，凯勒经常发出威胁，对奥委会提出批评，摆出一副对立者的姿态，毫无协商的意思。他利用德国的媒体，《明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反对我的措辞强硬的报道，幕后主使就是他。他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让我失去了耐心。　　　　　　　
　　　　　但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对我们和各联合会来说都是很理想的。首先，我们全力支持瑞士律师马可·霍德勒（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从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AGFIS）退出，建立一个冬奥会项目的国际联合会。1982年，国际奥林匹克冬季运动联合会（AIWF）获得了正式承认。　　　　　　　　
　　　　成功就在眼前。1983年6月，一个夏季奥运会项目的联合会同获准成立，这就是国际奥林匹克夏季运动联合会（ASOIF）。两位意大利人佛朗奇和卡拉罗想了一个办法：让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这一奥林匹克运动会头号项目—田径协会的主席普利默·内比奥罗来担任夏季运动联合会的头号人物。他是一个能干的意大利人，他使田径运动发生了革命。作为一个忠实的同盟者他一直对我不错。他同时还领导着国际大学生运动会的组织者——（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直至逝世。　　　　　　　　
　　　　新诞生的夏季运动联合会力量强大，这是因为国际奥委会决定与该会商谈怎样把出售电视转播权得到的钱分给各国际单项联合会。随着内比奥罗对凯勒的胜利，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完全失去了其昔日的首要地位。它的存在已毫无意义。之所以还有这个总会，是因为它的主席是韩国人金云龙，他是我一直支持的一个朋友。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的作用已仅限于组织一些年会和有关体育问题的论坛。　　　　　　　　
　　　　凯勒于1989年辞世。从巴登巴登会议上的对立到败在内比奥罗手下，对他是个很好的教训。事实证明夏季运动联合会与冬季运动联合会的分离非常有益，这大大有利于与国际奥委会的团结。　　　　　　　　
　　　　我一直清楚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的重要性。正是这些联合会推动着世界体育运动的日益发展，因此我对他们非常关心并和所有的联合会主席都建立起了良好关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当时的想法是使所有的国际联合会主席将来都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我得承认，自己并没有让他们全部成为委员，但人数确实上升了，已有18位委员是各国际（单项）联合会的主席。我宏伟的目标——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日益得以巩固。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位于瑞士的国际奥委会的处境。从1915年起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就在莱芒城，但我们一直没有获得官方的承认。换句话说，在洛桑的国际奥委会的地位还仅仅相当于一个小俱乐部。我当选15天后就开始同市政、地区当局进行接触，为的是让他们看到我们宏伟的构想。我凭记忆向他们一一列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在不远的将来再修建一个奥林匹克博物馆，这也一直是我们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先生的梦想。很明显，我的这一想法是要把文化和体育的思想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于是，我就态度客气而又语气坚定地坦白地向洛桑市市长吉恩·帕斯卡提出：如果没有一个拥有图书馆、图片资料室、研究中心的开放式博物馆，奥林匹克将难以维系。13年后，也就是1993年6月23日，我非常荣幸地陪同西班牙国王与王后以及瑞士联邦主席阿道夫·奥希出席了新建成的博物馆的落成典礼。由奥运会冠军、美丽的卡塔丽娜·威特传递来的火炬点燃了圣火。　　　　　　　　
　　　　洛桑市政当局不仅明白国际奥委会的愿望，而且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们。我要特别感谢德拉姆拉斯先生，他或许是瑞士法语区涌现出的最杰出的政界人士。同时我还要感谢批准我们修建博物馆的市长保尔·马丁先生。　　　　　　　　
　　　　我们早就应该开始同瑞士联邦委员会进行接触。在与当时领导瑞士联邦的库尔特·福格勒先生会晤前，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在西班牙驻瑞士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与负责驻瑞士国际组织与机构的伯梅达女士交谈过，她知道国际奥委会的请求以及我在这方面执著的态度。她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假如瑞士联邦承认奥委会的外交地位，所有在瑞士的未被获得承认的组织也将力图获得同样的认可。我认为在联邦委员会和瑞士管理委员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事实也正是如此，福格勒主席以一句在我看来非常著名的话——“做出政治决定的决策者是政治家而不是管理者”结束了这场争斗。　　　　　　　　
　　　　差不多在我当选主席一年后，前期的奔走张罗初见成效。1981年9月17日，瑞士联邦颁布条例，给予我们半外交地位。因此，奥委会获得了许多好处：不用缴纳税金，可以随意雇佣外籍人员而不受限制。这对于一个像奥委会这样立足于国际化的组织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巨大的胜利。我认为这种承认足以赋予奥委会一个获得世界认可的国际机构的形象。获得了这种半外交地位承认后，事情就进展得快多了，我们随即与市政当局就新总部的建设达成了协议。　　　　　　　　
　　　　找到一处修建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地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有我值得信赖的人都行动了起来。我们先去寻找地皮。每逢周末我就与费尔南多·里瓦和雷蒙德·加夫内一道四处找寻建馆的地方。我还记得当有人向我推荐地点时，我总是坚持一定要视野开阔而且要面向莱芒湖，这或许是因为我生长在地中海的缘故吧。最后我们买下了乌希大道旁的一处庄园，这是洛桑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旖旎的湖光美景和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壮丽景色相映成趣。　　　　　　　　
　　　　开始的方案是把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委会总部都安置在同一幢楼中，可这幢楼就占去了庄园的大部分。我们在该市一年一度举行的瑞士样品博览会上展示了设计模型。我很明显地感受到，洛桑的市民不太喜欢这一方案。建筑的大小和结构看来都与其所在环境不太协调。我亲自向来宾介绍方案。在发言的最后，我说我知道奥委会总部和奥林匹克博物馆的修建方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也知道持相反意见的不少，现在我向公众做出如下三点承诺：1。　自从1915年顾拜旦主席做出定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都在洛桑，将来也是如此。2。　奥委会从不做任何有悖洛桑人民意愿的事。3。　毋庸置疑，我大家一起努力，一定能够找到既适合奥委会又满足城市要求的解决办法。于是，市政当局在乌希大道我们买的庄园旁边又购下了一块土地。这两处地方合二为一，将共同构成引人瞩目的奥林匹克公园。在该处的上方我们将修建奥林匹克博物馆。但在这之前我们还必须解决新的总部的所在地问题。同前面的问题一样，洛桑市政府又是大开绿灯，他们准许我们将总部建在属于该市的一处公园内紧临维迪堡的建筑内，而且给予我们99年的使用权。事实证明，当时我公开承诺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是正确的。而这一方案比我们开始提交的要好得多。这件事说明了协商总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如果各方都有好的意愿，结果也一定会是全赢，大家都受益。　　　　
　　　　


第三章 定居洛桑巴登巴登大会

　　　　我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奥林匹克会议，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要求，大会应该每八年召开一次，但这一规定过去并未严格执行。上次大会是1973年在瓦尔纳举行的，中心议题是“体育运动对于世界和平的意义〃，“奥林匹克运动的明天〃。因此，我决定于1981年秋在巴登巴登市召开奥林匹克大会，主题是“团结的体育运动〃，讨论的题目有“奥运会的未来〃、“国际协作〃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　　　　　　　　
　　　　我又重新读了我21年的日记中1981年9月18日的部分：“前去参加巴登巴登会议。真正的考验开始了。这次大会将告诉整个体育界，新主席，也就是我会给他们带来些什么。首先，我要力求保持良好的状态：健康的饮食和体育锻炼。每天都要如此！〃　　　　　　　　
　　　　在1981年的巴登巴登大会上，国际奥委会次决定支付参加会议的委员们的交通及住宿费用。在这之前，这些费用都是由与会者个人自掏腰包。也有些人的经费由各自政府提供，这样就会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并左右他们的决定。于是，为了确保每个人意见的独立性，我们决定由国际奥委会来负担与会成员的上述花销。　　　　　　　　
　　　　在那届会议上，我们还要选出198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办夏季奥运会的有韩国汉城和日本名古屋；冬奥会的举办地则将在意大利的科蒂纳丹佩佐、瑞典的法伦、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中产生，其中后者最有希望。　　　　　　　
　　　　　一批反对名古屋竞选的日本人在那里还举行了抵制活动，这大大损害了该的竞选。这些人等在会议大厅门口请求奥委会委员们不要投名古屋的票。他们的请求显然受到了关注，从而直接影响了投票的结果。　　　　　　　
　　　　　汉城轻松胜出。我很快意识到这个选择对我而言也就是一场大磨难的开始，这些在的日记中都有所记录。全球有一半国家与韩国都未建立外交关系。在经历了莫斯科抵制事件以后，洛杉矶奥运会也是阴云密布，冒着再遭抵制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汉城为1988年奥运会举办地无疑又多了个大麻烦。幸运的是，汉城奥运会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成为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如今韩国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了东亚巨人。　　　　　　　　
　　　　巴登巴登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议事日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做出了首次选举女委员的决定。国际奥委会在度过了88个春秋后，终于向妇女敞开了大门：两位首次当选的女委员为芬兰的皮尔约·哈格曼，委内瑞拉的弗洛尔·伊萨瓦，她们分别是杰出的田径运动员和马术运动员。　　　　　　　　
　　　　这届会议有一个决议，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瑞典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多次提出请求，要求归还参加1952年奥运会重量级拳击比赛决赛选手因耶马尔·约翰松的银牌。我知道这件事情的由来：那时，我作为巴塞罗那《新闻报》的记者在赫尔辛基观看了比赛。这位瑞典拳击手一路高奏凯歌，到决赛时遇到的对手是美国人爱德华·桑德斯（那时他已是一名职业选手，数年后死于脑溢血）。桑德斯真是位伟大的冠军，在拳台上尽情地展示，自始至终一直占优势。而因耶马尔·约翰松从比赛一开始就不停地躲闪，虽然屡遭裁判警告，他还只是一味地退避而不与对手对抗，最后裁判宣布取消他的比赛资格。很显然，他输掉了比赛，但是不应该剥夺他的银牌。巴登巴登大会几个月后，在他的家乡哥德堡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我亲自把银牌颁发给他。我认为我们是在伸张正义，正如我们在处理美国田径运动员吉姆·托佩及其他我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运动员的事情上所做的那样。在托佩事件中，我发给了他家人一枚1912年奥运奖牌的复制品。至于奥地利滑雪运动员舍兰茨，我认为也应予以承认，他因为布伦戴奇主席明确的决定而与札幌举行的冬奥会无缘，之所以被取消参赛资格是因为他背有职业化运动员的罪名，而事实上却是因为他发表了反对奥委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