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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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会无缘，之所以被取消参赛资格是因为他背有职业化运动员的罪名，而事实上却是因为他发表了反对奥委会主席的言论。他应该与所有其他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一样拥有同等的机会。
巴登巴登会议上还讨论了有关业余运动的第26条规定，这样就为实施的理论——“奥运会应该由最好的运动员参加”敞开了大门。温布尔登这一全球最好的网球赛事之一发生的事情对我帮助很大。这项伦敦赛事由于职业和业余运动员的论战而经受了一场巨大的危机，直到最后，赛事组织者决定，二者之间不存在差别，只有参赛者。这也是我关于奥运会的想法，但这要在奥运会中实施还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小心谨慎，避免引发毫无意义的争论。应该明确，不论业余的还是职业的，只要是运动员，他们都是参赛者。
在巴登…符腾堡，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到了运动员的声音。我把运动员的代表、体育界大名鼎鼎的剑术家托马斯·巴赫和优秀的田径选手基普科格·凯诺请出来，让他们代表运动员发言。后来这两位都当选了国际奥委会委员。塞瓦斯蒂安·科埃在第11次大会上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向英国记者约翰·罗达谈到了组建运动员委员会的构想，以及塞瓦斯蒂安是否乐于参与其中。成立运动员委员会的决议于1982年被通过，我认为这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直到2000年这一过程才告结束。那一年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其中一人还进入了奥委会的核心机构——执行委员会。
在闭幕词中，我又重新提到了本次会议所有议题，尤其强调指出以下几点：“国际奥委会如果想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就不能给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任何压力。国际奥委会要扩大其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协调员的作用，尤其是协调国际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的关系。国际奥委会应该开诚布公地接受所有的建议和请求。”同时我号召大家团结起来，领导奥委会的职能要由我们大家共同行使，包括所有人的参与。要包括奥林匹克所有组成部分的参与，不仅仅要有国际奥委会，还要有国际联合会、国家奥委会、运动员和教练员、教育工作人员，奥运组委会，新闻媒体和全球成千上万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而奉献时间、力量和精力的自愿者。
我还谈到了关于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的第26条规定。我非常重视倾运动员和教练员们的呼声，他们才是奥运会的首要参与者。如今在体育界出现了新形式的歧视，这表现在参加比赛的条件上，表现在体育成绩的认定上。我实在无法接受某些体育联合会今后再制定什么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参加奥运会的不同的规定，应该达成一致。直到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参加奥运会，那时的奥运会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巴登巴登大会是我今后工作历程的重要基石。我知道将来人们会根据我做出的承诺的实现程度来评价我。这次会议确定了我任职期内领导、管理国际奥委会的主线。我接受挑战并提出了五大目标：1。 加强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团结。2。 运用一切方法，坚决打击兴奋剂问题。3。 实行非歧视政策。4。 向最优秀的运动员敞开奥运会的大门，无论他们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5。 增加妇女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巴登登大会是我主持的第一次成功的大会。那些反对我的人这时已经意识到我决意要打开窗户，让奥委会呼吸新鲜空气。会议上决定实施的那些改革也仅仅是许多改革的开始。这第一仗很明显是打赢了，但我明白做事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因为那时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主要是由主席提名当选的，而一旦当选，他们就只会热中于保全《奥林匹克宪章》赋予他们的种种特权。
让他们明白国际奥委会只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统治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我在莫斯科首次演讲中所说，我坚持团结，只有在全体一致的团结中我们才有力量。这种团结是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和运动员之间的团结。在当时要求奥委会必须向主要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主席还有运动员敞开大门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为时尚早。整整20年后，“大团结”的构想才成为现实。现在，国际奥委会不再只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奥委会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二者已融为一体。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政治和奥林匹克
戴维·米勒是一名优秀的持独立见解的英国记者，多年来一直担任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体育专栏的主编，是他第一次使用“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这一表述并以此为题出版了一本著作。我在21年任期内所实行的改革和创新彻底改变了奥林匹克运动的面貌，2001年我离任时的国际奥委会和我于1980年7月接手时已大不一样了。1981年时的情形并不太乐观。奥委会因受到众多问题的困而缺乏活力，处于分裂状态。由于数次运动会受到大规模抵制，使奥委会陷入深刻的危机，成员之间分歧严重。在公众心目中，奥委会只是一个由精英和贵族组成的机构，面对政治领导人的压力显得软弱无力，管理模式陈旧，经济拮据，看不出好转的前景。我们必须摆出所有的问题并找到其解决办法。读者可以从以下篇幅初步了这些年来，我们所实行的主要变革是为了使今天的奥运成为它百年历史上最璀璨的时刻、使其未来跟上现代化进程并拥有充足的经济收入。这些举措基本上就形成了所谓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
历史告诉我们，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4年成立至今，政治在其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无处不在。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总是反复听到关于不应当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的论点。对某些人来说，两者就好比水和油：无法融合。事实远非如此。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政治和体育应该共存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的确，自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起每一次奥运会都是在有关政府的同意和积极参与下筹办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
奥运会在各国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无论其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从1936年纳粹统治下的柏林，到1980年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莫斯科；不论是在共和制国家还是在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国家都是一样。从东方到西方，百年来我们得以维系的奥林匹克的思想和规则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接受。我们所受到的抵制（特别是1976年在蒙特利尔、1980年在莫斯科和1984年在洛杉矶三次奥运会上）表明，国际奥委会和相关国家政府进行协商是何等重要。我们必须积极、开放、小心谨慎，始终为奥林匹克运动寻求最佳的协议。在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和悉尼几次奥运会上，我们和相关政府当局协商谈判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找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同样，在我任期内举行的五次冬奥会上，我们都成功地营造了和谐的气氛，并解决了那些政治性问题。正是基于奥运会和政治力量之间这种关系，促使我们建立并加强了和联合国、地区性治机构（比如欧盟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直接介入体育运动和青少年教育领域的政府间或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历史还告诉我们，每个年代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进步的标志，而这一切都会对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无论何时，我们都力图与时俱进，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使自己的行动与世界同步，引入和接受新的思想。我们必须牢记，奥林匹克运动精神是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它注定要和政治力量相互理解。如果体育不与包括整个教育和卫生政策的政府规划结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一直鼓励各国奥委会在保持自己行动独立的前提下与各自政府保持密切和融洽的关系。于是，为了确立对发展中国家体育教育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调机制，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论坛应运而生。论坛将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汇聚到一起共商发展大计。国际奥委会倡导的独立精神我们得以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为全世界的青年服务。这些年国际奥委会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斗争，这种政策完全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1967年版）关于任何人不得因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受到歧视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国际奥委会为消除这一遭到大多数人唾弃的行为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遭到某些恶意的批判，国际奥委会从来没有对种族隔离表现出一丝怯弱和迟疑，直到我们最终取得胜利。非洲体育界领导人，如塞内加尔的法官凯巴·姆巴依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我们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交涉取得了成功。从罗马奥运会开始到巴塞罗那奥运会，整整30年，南非运动员才重新回到奥运大家庭的怀抱。
纳尔逊·曼德拉当时也在场，尽管他还不是南非总统，但我邀请他出席了开幕式。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第一个在1970年将南非开除并对其紧锁大门；也是在其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第一个取消这一规定，敞开双臂拥抱非洲兄弟的。最近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特别是苏联和南联盟的解体，以及一些国家的独立，使得国家奥委会的总数由1980年我就任时的144个，增加到199个。在此期间，我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北双方奥委会进行对话做出了努力。国际奥委会找到了台湾（中国台北奥委会，译注）参加奥运会的解决办法。这项成果是无先例的。还有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朝鲜和韩国共组一个代表团，在同一面旗帜——代表朝鲜半岛的旗帜下列队行进时；在与联合国的通力合作下，东帝汶的代表出现在奥运会时，“成果”这个词再一次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我倾注了大量精力，动用了机构的大量资源来加强和各国元首和政首脑的联系。我对国际奥委会所有199个成员国起码都访问过一次。我与被访国领导会面时，每次都强调加强该国国家奥委会的作用和权威的问题。无论是在以色列与前总理拉宾或是在巴勒斯坦与总统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会面中，还是在访问199个国家的奥委会时，我都这样做了。我总是满怀理想：这些政府会帮助我们推广体育运动——一个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青少年培养教育的伟大事业。关于联合国 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受到联合国大会的特别重视，和几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布特罗斯·加利和科菲·安南的良好关系对我们的事业极富成效。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清楚地阐明了这个多国组织的立场：“奥林匹克理想是对全人类和各种文化的宽容和理解的赞歌，它主张在互相尊敬的前提下开展竞赛。
奥林匹克是一座民主的学校，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联合国的根本宗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国际奥委会成立百年之际，联合国宣布 1994年为“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年”，并支持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冲突各方休战。联合国所做出的这些具有历史性的决定赋予奥林匹克运动很高的荣誉。尽管前南斯拉夫内部冲突，原来的制度垮台，而且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予以体育制裁，但得益于我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和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终于能够让南斯拉夫运动员参加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并且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马其顿等国的国家奥委会的资格。在制裁被最终撤消后，国际奥委会为了奠定一个在体育领域和平合作的平台，召开了一次该地区的各国奥委会参加的大会。我们确信这有利于人们的互相理解。国际奥委会还向萨拉热窝提供援助，尽管该地区充满矛盾和仇恨，我们仍然协助该国运动员参加了数届奥运会。人们至今不会忘记我们在重建被战争摧毁的体育设施的过程中所付出的重大努力和资金。关于“奥林匹克休战”的历史写一章也不过分。这种思想早在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时就已确立，由三位国王：埃利德的伊菲托斯、皮萨的克莱奥斯特内斯和斯巴达的利库尔戈共同签署了一份协定。根据这份三方协定，奥林匹亚圣地不得受到侵犯，运动员和艺术家及其家人以及朝圣者可以安全来往于自己的家乡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奥运会一旦开幕，信使就穿梭于各城之间，告知大家休战。在我任职期间，我非常希望能够唤回这种精神，以感召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在利勒哈默尔奥运会上第一次采取了这一类措施，决议中提出，“就像古希腊一样，让友爱和理解的精神重新回到人间，停止一切武力对抗”。
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7届奥运会之前，联合国180个成员国于1999年致通过了名为《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和平世界》的“奥林匹克休战”提案，同时也创造了联合国历史上的一项记录。据《世界知识年鉴》记载，在国际奥委会的倡议下，1995年第50届联大通过了一项由世界上161个国家提出的题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来建立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决议，呼吁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在全世界实现“奥林匹克休战”。——译注在每次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年，联合国大会都要审议同“奥林匹克休战”有关的议题。我认为今天所有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事业的人，都会为在利勒哈默尔、亚特兰大、长野和悉尼奥运会期间贯彻了这一和平倡议而感到非常自豪，这也为各种冲突找到一种外交解决的途径。我们还经历了第50届联合国大会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作为国际委会主席，被赋予无上的荣誉和特权，在国际奥委会百年的岁月中，第一次站到大会演讲台上，面对高贵的联合国各成员发表演说。国际奥委会主席能够受到世界上最大的、拥有189个成员国的政治大会的尊敬，使我们感到无上光荣。份来自联合国各成员国的敬意，完全是为了感谢国际奥委会在为全世界青少年提供帮助和通过体育运动及奥林匹克精神为社会做出的贡献。通过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和与我们有合作协议的计划，我们将承诺付诸行动，为人类的教育和福利事业做出我们的努力。在我任期内，我们加强了与联合国许多机构的协作联系。比如我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为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西班牙人费德里科·马略尔·萨拉戈萨）在魁北克共同承办了一个关于体育运动和相关事业的世界性研讨会，还执行了“如何在莫桑比克推广体育精神”的技术项目；和世界卫生组织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合作举办了名为“大众体育，大众健康”的国际研讨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一起向波斯尼亚、安哥拉、卢旺达、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等地区的难民提供食品和体育物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长野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体育运动和环境大会；和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在罗马共同举办了关于“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问题”的国际大会。我们还和联合国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