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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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付梓之前，已有一些人士阅读过其中的部分内容，他们告诉我，这本书可以有四种读法。由于写这样一本书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为什么不在前言中再作一次小小的新尝试呢——我将人们告诉我的本书的四种读法转述如下：　　　　
　　　　第一种读法是将本书的36幅插图披阅一遍。根据书前的本书插图目录很容易找到这些图。每幅图都附有一段文字说明。这样做可以对本书的主题获得某些浮光掠影的了解。　　　　
　　　　第二种读法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翻阅本书的某些章节。按照比较老派的观念，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应该不是做学问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一位年轻的女读者告诉我，本书的若干章节确实具有这种功能。我倒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其实是本书的主题所决定的。　　　　
　　　　第三种读法是大致按顺序将本书阅读一遍——最常规的读法，无需多说。　　　　
　　　　第四种读法也许还不能称之为“读”，但确实是学者们经常采用的，那就是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而查阅本书的某些章节。书末的“综合索引”和书中那些令人生厌的页末脚注，主要就是为采用这种读法的读者安排的。　　　　
　　　　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纯粹的事物，上面的任何一种读法，都可能引起其他读法，如果这样，那我当然更为高兴。


第一部分　导论第1节　星占学与天文学

　　　　在现代公众心目中，星占学（astrology）与天文学（astronomy）两者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东西：前者是迷信而后者是科学。然而在历史上，情况并非如此。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再稍往后一些的年代，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还是无法区分的——他们从来就是同一种人。在拉丁文中，他们被称为astrologus；他们所操的职业则称为astrologi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α，στρολογια，意为星象学，也即星占学。星占学在汉语中又常译成占星术或星占术，本书则统一使用“星占学”一词，因为拉丁文中后缀…ology按照惯例都译作“学”。　　　　
　　　　“天文”一词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易经》里保留着这个词的原始用法。《易·彖·贲》上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系辞上》又说：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这里“天文”的含义都是指天象，即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上所呈现的景象，这种景象被称为“文”。不过古人仰观天象，其目的并非探索自然奥秘，而是为了从天象中看出人世间的吉凶祸福——这正是星占学的根本宗旨。因此在古代中国，“天文”一词通常都是指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的学问，即星占学。　　　　
　　　　按照上面所述的古义，“天文学”一词理应用来对译astrology才对，但是如今却用来对译astronomy。当然，约定俗成既久，也就只好沿用下去。不过对于打算了解星占学历史和天文学史的人来说，这方面的区别却不能不搞清楚。　　　　
　　　　天文学和天文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组现代的观念，古代则只有星占学和星占学家。我们之所以说古代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是同一种人，主要是因为，星占学家确实掌握着天文学知识（只是现代天文学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天体测量方面）——这是他们从事星占学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种活动的性质和进行此种活动所需的工具，显然不能混为一谈。不幸的是以往的大量宣传性读物已在一般公众中造成了根深蒂固的误解，似乎古代真有那么一大批“天文学家”在从事着与今天的天文学性质完全相同的科学活动，而这并不是历史事实。即使在古代星占学家自己的主观意识中，他也是把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看成是旨在寻求“天人之际”的大奥秘并预知未来的吉凶祸福；而绝不是像许多现代读物所强加到他们头上的那样，看成是进行所谓“科学研究”。　　　　
　　　　还有人将星占学与天文学的关系比作炼金术与现代化学的关系，这也有不甚贴切之处。炼金术随着现代化学的兴起而衰亡，大体上呈现为后者替代了前者的局面；而星占学在天文学从它那里独立出来并迅猛发展之后，却并未衰亡。事实上，星占学迄今仍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比如有些报纸上每天都要登载算命天宫图（horoscope），偶有一天未载竟还会有读者提出抗议；又如前几年还有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根据星占学行事”的传闻，在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此外还有出版星占学专业杂志的，开办星占学专门学校的，种种花样，不一而足。近年且有输入中国的端倪。　　　　
　　　　在古代，星占学曾经哺育了天文学的萌芽，积累了天文学知识，这一现象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世界都无例外。所以今天人们只要试图研究天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只要试图了解古代社会中的科学—文化史，就不能不认真回顾历史上的星占学。至于在现代天文学早已高度发展、人类已经登上月球、飞船已经奔向火星的今天，仍在世界各地流传着的星占学，尽管它的算命天宫图已可用电脑排算，实际上则只剩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若干价值，而不再具有任何科学意义。


第一部分　导论第2节　星占学的类型及有关观念

　　　　星占学在古代影响到文化的许多方面，根据它与古代文化不同方面的结合情况，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型。但是占绝对主流地位的星占学类型只有两种。　　　　
　　　　第一种类型专门根据星象来预卜各种军国大事，诸如战争胜负、年成丰歉、水旱灾害、帝王安危之类。这种星占学不涉及一般人的个人命运——不过帝王（有时也可扩大到后妃或重臣）除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命运关系到军国大事。被这类星占学用作占卜对象的天象范围颇广，除了恒星、行星之外，还包括日、月运行及其交蚀，以及彗星；中国古代更将流星、陨星、云气乃至风霜雨雪、雷电冰雹等大气现象都包括在内。这一类型的星占学本书称为“军国星占学”（judicial　astrology，国内尚无统一译名）。　　　　
　　　　第二种类型是专门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有些流派用受孕时刻）的天象来预言其人一生命运的星占学。这一类型涉及的天象较少，仅限于黄道十二宫和五大行星及日、月。这种星占学本书称为“生辰星占学”（horoscope　astrology，国内同样尚无统一译名）。　　　　
　　　　以上两种星占学的主流类型，是本书中将要详细研讨的，这里先不多论。此外还可以提到一种较为次要的类型，通常被称为“星占医学”（astrologic　medicine），它将对人体的诊断、施治乃至草药的采集、备制等都与天象联系起来。这也将在本书第六章第三节讨论。　　　　
　　　　以上所言星占学类型，主要是着眼于它们不同的文化功能而划分的。至于依据所占天象的不同而将星占学细分为“行星星占学”、“恒星星占学”、……之类，即所谓“形态学（morphology）分类”，则是在技术层面上为了讨论方便而采取的措施。在这一层面上还可以作其他各种划分，比如根据占辞的种类而分；这就随论述者各自的风格和喜好而异了。　　　　
　　　　在西方，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都以同一个古老的哲学观念作为基础。这个观念认为：人世间万事的发展是前定的，或者通俗一些说就是“命中注定”的，也即所谓“历史有个秘密计划”，而借助于对天象的观察和研究，人类有可能窥破这个万古大计划中的若干部分或细节，从而使自己获益。对此波普尔（K。R。Popper）有过很好的论述：　　　　
　　　　这些观念表达了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之一——预言的梦想，也即我们能知道将来我们会遭遇些什么，我们能据此调整我们的政策因而从这种知识得益。这个古老的观念得到关于日食和行星运动的预言获得成功这一事实的支持。历史主义学说和天文学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占星术的理论和实践中清楚地显现出来。波普尔（K。R。Popper）：《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482～483页。　　　　
　　　　至于星占医学，则基于一种“大宇宙—小宇宙”类比的理论，即认为人体是天地星辰这个大宇宙的一种袖珍翻版，是一个小宇宙。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在帕拉塞尔苏斯（T。Paracelsus）及其追随者那里得到很大发展。　　　　
　　　　在中国，情况却颇有不同。古代中国人固然也有通过星占学仰窥天意的思想，但在中国星占学家心目中，历史即使也有一个“秘密计划”的话，这个计划无论如何也不是前定的。换句话说，天象虽能反映天命或天意，但这个天命或天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存在一个万古长存、而且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的计划（而在古代西方，笃信星占学的人们相信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秘密计划——它通常被认为是由神制订的）。天命或天意随时都可能改变，改变的依据则是帝王在人间所施行的统治是否“有德”。因此，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和星占学家都明显地是非宿命论的，星占学家仰观天象，是为了向帝王预告或解释天命或天意，使帝王知道上天对他在人间统治的满意程度。而贤明的帝王则时时以“有德”深自约束，不敢胡作非为；万一发现有过失而招致上天不满，则立即战战兢兢采取措施以求“回转天心”。这些措施如《史记·天官书》所述：　　　　
　　　　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修德修政是指约束自身和调整政策，务使归于“有德”的境界；修救修禳是指举行各种禳祈仪式以求感动上天。如果什么也不做，“正下无之”，那就坐等灭亡，天命很快就会转而眷顾别人了。这样一幅天人互动、交相作用的生动图景，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在这幅图景里，人不仅可以通过星占学去了解天意，人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天意。而且，在“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这样的表述中，中医中类似西方的“大宇宙—小宇宙”类比观念也被包容在内了，尽管古代中国并未发展出明确的“星占医学”类型。


第一部分　导论第3节　星占学的历史线索

　　　　从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在西方世界，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年代最早的军国星占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830～前1531年），内容是据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现表中也有星占预言。而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530～前612年）已出现被现代学者习称为《征兆结集》（原文的拉丁转写为Enūma　Anu　Enlil）的大型星占文献。生辰星占学出现得稍晚一些，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公元前539~前331年）已见使用，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前540年），后来以“迦勒底星占学”（Chaldaean　astrology）之名盛称于世，以至于在西方语言中，“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预言者”、“先知”的代名词。　　　　
　　　　接着，这两种星占学类型就从巴比伦向周围扩散开来。很可能还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开始他的远征（公元前334年）之前，军国星占学就传入了埃及。随后，波斯本土、巴比伦、埃及等地在转瞬之间都成了亚历山大所率希腊大军的征服地，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多半是希腊人为埃及带来了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现今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星占文献，包括算命天宫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腊。这种“迦勒底星占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为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经过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一直盛行不衰。而历史更悠久但似乎常与东方型专制集权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军国星占学，则在欧洲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星占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始终只有军国星占学一个类型，而且承继性极强，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几乎不再变化。中国本土从未产生出生辰星占学（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二）。而庞大完备的军国星占学体系则在中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作用。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2）。　　　　
　　　　然而，尽管一种军国星占学体系在古代中国独尊了两千余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从未出现过西方生辰星占学的踪迹——后者向东方传播，也曾几次到达中华大地。在第一次东传浪潮中，佛教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来就有自己的星占学，大体也属生辰星占学类型；而从大约公元前400年开始，印度天学处于巴比伦的影响之下，至亚历山大远征，希腊的影响又进入印度天学，先与巴比伦影响共存，不久就取而代之。大约公元400～1600年，是印度天学的“希腊化”时代。在此之前，佛教已开始向印度境外输出。宗教家向异地传教时，通常都要吸纳星占、医药之类的学术，以便打动人心，达到“弘法”的目的，佛教也不例外。这些夹杂着巴比伦、希腊和印度本土色彩的生辰星占学，先从北路经过中亚诸国而传入中土；随着佛教在中国南北的兴盛，到隋唐之际，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直接交往以南路为主频繁展开。因而在六朝隋唐时期，伴随佛教传入的西方生辰星占学（有时杂以印度、中亚等处地方色彩）在中国曾一度广泛流行，几至家传户晓。这一浪潮到宋代消退，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第二次到达中国是蒙古人的疯狂征服及其横跨欧、亚之大帝国建立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元朝御用天学机构中接纳了一些伊斯兰星占学内容——这种星占学的根源仍可追溯到希腊—巴比伦。不过这次东传的规模很小，影响也非常有限。　　　　
　　　　西方生辰星占学第三次进入中国是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副产品，其突出的代表是穆尼阁（J。N。Smogolenski）的《天步真原》一书，这是一种介绍生辰星占学以及排算算命天宫图的实用性手册。但是星占学本不是罗马教会大力讲求的学问，而且此时已是近代科学革命在欧洲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所以即使在醉心于耶稣会士传来的各种西方学术的那部分中国士大夫中，西方的生辰星占学也未曾受到多少重视。这次传入的影响甚至比第二次还要小。　　　　
　　　　这里需要顺便提到一个问题：中国既未产生自己的生辰星占学，西方传来的也只是匆匆过客而没有长久的市场，那么难道中国人竟对于预卜自己个人的穷通祸福从来就不感兴趣？当然不是如此。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在中国则由八字算命来完成。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共同之处——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只是中国的四柱八字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自然不可能被归入星占学的范畴。至于中国八字算命法在其创立过程中是否曾受到西方生辰星占学的影响或启发，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参见《天学真原》，第355、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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