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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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了星占学。其中尤以《忏悔录》一书所论最为生动。
圣奥古斯丁早年曾信奉摩尼教，至33岁那年才痛下决心，皈依基督教会，从此成为忠实信徒。他在《忏悔录》中，以内心独白、向上帝倾诉的形式，痛陈自己早年如何误入歧途，迷信异教。其中多处谈到他先前也曾相信星占学，受其蛊惑，至皈依基督之后，方始深悟其非，转而坚决拒斥星占学。他描述自己早年时情形说：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四卷三章，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53页。
为此，我继续向当时名为算术家的星士请教，因为他们的推演星命似乎并不举行什么祭祀，也不作什么通神的祝告。……这些星士们都竭力抹杀你的告诫，对我说：“你的犯罪是出于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金星或土星、火星所主的”。这不过为卸脱一团血肉、一个臭皮囊的人的罪责，而归罪于天地日月星辰的创造者与管理者。
接着又谈到他自己在此事上转变态度的契机和过程：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四卷三章，第54页。
当时有一位具有卓见之士（按此人即温第齐亚纳斯Vindicianus，当时的名医），并且也精于医道，在医学上负有盛名，……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在研究星命的书籍，便以父执的态度谆谆告诫我，教我抛开这些书本，不要以精神耗于这种无益之事，……他说他也研究过星命之学，而且年轻时，曾想以此为终生的职业。……他之所以捐弃此道而从事医道，是由于已经觑破星命术数的虚妄，像他这样严肃的人，不愿作骗人的生涯。
然而当时圣奥古斯丁对星占学还迷恋不止，这位长者和一些其他人的劝告，他还听不进去，原因是那些星占学著作的作者的权威实在太大，而且他觉得“还没有找到我所要求的一种可靠的证据，能确无可疑地证明，这些星命家的话所以应验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出于推演星辰”。
这样的证据，后来似乎终于被圣奥古斯丁找到，他对此谈得颇为详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七卷六章，第120～121页。
我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的结论：观察星辰而作出肯定的预言，并非出于真才实学，而是出于偶然；如果预言错误，也不是学问的不够，而仅是被偶然所玩弄。……我便注意到孪生的孩子，脱离母胎往往只相隔极短时间，这短短时间，不论人们推说在自然界有多大影响，但这已不属于推算范围之内，星命家的观察绝对不能用什么星宿分别推演，作为预言未来的根据。这种预言本不足信，因为根据同一时辰星宿而推算，则对以扫和雅各应作同样的预言，可是两人的遭遇截然不同，故知预言属于虚妄。如果确实，则根据同样的时辰星宿，应作出不同的预言。所以预言的应验，不凭学问，而是出于偶然。
这里的“以扫（Esau）和雅各（Jacob）”，是《圣经》中的人物，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这种用来质疑生辰星占学的“孪生兄弟问题”，即使在当时，也已经是老掉牙了——这根本无法驳倒生辰星占学家的理论，因为星占学家从不认为人诞生时刻的算命天宫图可以决定人一生中的一切事件，所以有着完全相同的算命天宫图的（换句话说，出生于同一时刻的）两个人，哪怕是孪生兄弟，也完全可以有很不相同的遭遇。由于圣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显得颇为“外行”，后人不免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真正读过星占学的著作。比如，人们认为他至少没有读过托勒密的《四书》——当时最权威的星占学著作，因为《四书》中针对人们对生辰星占学的批评和诘难，作了大量振振有词的辩解，像“孪生兄弟问题”这类肤浅的诘难，根本不足以对星占学理论造成伤害。而对星占学缺乏直接了解的圣奥古斯丁却抓住了这一点就满心以为胜券在握，可以一举驳倒星占学了。接下去他就诉诸宗教热情：
那些骄傲的人，即使他们嗜奇而专精，能计算星辰与沙砾的数字，度量天体，窥测星辰运行的轨道，却找不到你（指上帝）。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五卷三章，第73页。
主啊，你是万有最公正的管理者，你的神机默运，不是占卜星命的术人所能窥见的。求你使那些推求命运的人懂得，应该依照每人灵魂的功过，听候你深邃公正的裁夺。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七卷六章，第121页。
然而，尽管遭到圣奥古斯丁这样的神学权威的断然拒斥，星占学在基督教会中仍是大有市场。不少教会思想家都将星占学视为对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一种展现。作为星占学及星占学家被教会容纳的例证，特别可以提到一位名叫马泰纳斯（J。F。Maternus）的著作家。此人是圣奥古斯丁的同时代人，他似乎曾读过后者的著作，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却努力为星占学辩护。
马泰纳斯虽然接受了人类有自由意志的观点，但他强烈指出，那种认为星辰仅仅是天幕上的装潢点缀的看法，是荒唐可笑的。他在他的著作中，构造了一条又一条的反星占学论证，然后再心平气和地逐条加以否定。他向读者表明：所有这些批评与诘难，都远远未能对星占学的基本原理构成威胁。在保存有大量前代文献的准确引文的同类著作中，他的著作可能是最主要的。他的著作本身也经常被后世两类著作家援引，一类是教会星占学家，另一类人则是想尽力减轻世俗群众因某些教会人士宣称星占学有罪而产生的忧虑，这后一类人还往往是神学家。
确实，在一些流传至今的著名古籍中——这些古籍出自基督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之手，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与星占学有关的记载。这类记载足以表明，至少这些古籍的作者本人对于星占学是持接纳态度的。比如，由“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后起之秀”爱因哈德（Einhard）于公元830～840年间写成的《查理大帝传》（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中，谈到通常所说的查理曼（Charlemagne，公元768～814年在位）临终前的种种不祥之兆，有如下段落：
许多怪异的现象预示着他的末日临近，他和别人都了解这种警告的意义。他在世的最后三年经常发生月蚀和日蚀，连续七天之内，太阳上出现了黑斑。
当他最后一次在萨克森进行远征，……要在日出以前开始进军，他忽然见到一颗流星掠空而过，从右向左横扫晴空，光亮异常。大家正在诧异这个朕兆作何解释，他所乘的那匹马突然头朝下跌倒了，猛然把他摔到地上……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33页。
作者将日食和月食、太阳黑子、流星等天象都视为查理曼将要不久于人世的朕兆，这正是星占学家常用的论占之法。
又如，由Tours（都尔）的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撰写的《法兰克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成书于公元6世纪末）中，经常记述所谓的“朕兆与异事”，举两例如下：
正月间，暴雨闪电交加，雷声大作，树木开花。我在前面称之为彗星的那颗星星现出以下的现象：它的周围环绕着一大圈黑色，它好像是装在一个洞穴当中，透过黑暗向外照耀，闪烁发光，光线四射。它又冒出一根非常粗大的尾巴，远远望去，好似一团火焰的浓烟。它在夜间第一时出现于天空的西方。……这一年，一场严重的瘟疫在人民中间大肆流行，大批的人由于感染各种恶性病症被夺去了生命。格列高利：《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泽，商务印书馆（1983），第298页。
当时，葡萄茎上出现了新枝，上面结出了畸形的葡萄，树上见到花朵，黎明之前，有一道像烽火似的巨大亮光横扫天空，照彻大地。天空中也出现许多的光。北方呈现一道火柱，存在了两个小时之久，犹如从天上垂挂下来一般，它的上方还有一颗巨星。在昂热地区发生了地震。另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朕兆，我相信，这都在预示着冈多瓦尔（Gundovald，当时一位自称“王子”的人）的死亡。格列高利：《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泽，商务印书馆（1983），第347～348页。
这种将奇异天象视为灾祸或某个人物死亡先兆的观念，显然在爱因哈德和格列高利两位教会著作家笔下呈现出完全相同的形式，顺便还可以提到，这位格列高利主教估计是懂得星占学的，因为他曾写过一册《教会祈祷仪式》，这是一本专门讨论如何根据星辰运行位置以确定晨祷和夜祷时刻的书。
要说到星占学在基督教会中最大的支持者，恐怕只能推“圣徒”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的神学学说被罗马教廷宣布为钦定学说，而在他那规模宏大的神学体系中，生辰星占学赫然占有一席之地。下面引录中国著名教会学者方豪对阿奎那这方面学说的概述：
惟渠分星占学为真、伪二者。渠以为天空星宿乃天神（亦作天使）所驾御，天主借星宿之力间接发出一切地球上之需要。故天上星宿对人类肉体及人类性格，发生生克之力，因人之性格乃以人身情形为基础者。人之行动，多顺从其性格与资禀，如此，则人类行动亦间接受天上星宿之影响而转移。此种星宿对人类之影响，在人诞生时尤其重大。因此，据人之生辰八字表（按此处意指人的出生日期及时刻，“八字表”只是借用的称呼），即可大致预断其一生未来所走之路线。譬如在火星当权时诞生者，可以预言其未来必为一战士或一倔强之人；……然一人生命中之趋向，得之生辰八字者，仅系一种约略之估计，而非百无一失者。其故有二：一因星宿能力对人类发生之影响，亦与人类感受性强弱有关，故有同时受胎而产生性别不同之双生子，及同时出生之婴儿，而有不同之性格，其理由即在此。其次，则因人类有自由意志，故人类亦能克服星宿之影响，而不受气化之牢笼。古语谓：哲人主宰星辰，此之谓也。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第1022～1023页。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要点之一，是阿奎那对“孪生兄弟问题”的回击，轻而易举就使得当年圣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对星占学的攻击归于无效。这两位“圣徒”都是基督教会的神学权威，在教会神学史上堪称双峰并峙，却在星占学问题上如此针锋相对，实在耐人寻味。以两“圣徒”之权威，叫人们听谁的好呢？难怪教会对星占学的态度只能是暖昧含糊，信还是不信，大约由各人自己去看着办了。
不能小看了教会在星占学问题上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形成了对星占学相对比较宽松的气氛，使得对星占学——因而也就是对天文学的研究得以有较好的条件在西方传承不绝，直至度过中世纪的寒夜，迎来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春晓。反过来设想，如果圣奥古斯丁对星占学坚持拒斥的主张后来获得统治地位的话，那在漫长的中世纪，星占学—天文学的火炬在欧洲恐怕要微弱得多（即使不熄灭的话）。这样，人类天文学的历史，说不定会需要大大改写呢。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5节 走出中世纪：欧洲
原来星宿注明人的生死，比明镜还照得清楚，只消人们能观察出来。古来多少圣贤豪杰，都由星象预定吉凶。不过人们的聪明不够，未能完全了解罢了。
——乔叟（G。Chaucer）
“中世纪”一词，在西方历史学家笔下是一个含义很不一致的时间段，有人将它定义为公元300～1300年间，例如汤普森（J。W。Thompson）；也有人定义为公元500～1500年间，例如霍利斯德（C。W。Hollister），还有人认为它仅仅表示自公元800年之后的400年时间……由于学者们观察历史各有自己的角度和风格，见仁见智，在所不免。特别是所谓“中世纪后期”和通常所说的“早期文艺复兴时代”，本来就没有判然可分的鸿沟——当西方近现代文明的“长子”意大利已处在文艺复兴的盛世之时，欧洲有些地方却还未从中世纪走出来。因此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将不拘泥于具体的起迄年代，只是大致从西罗马帝国的覆亡（公元476年）开始。
以前不少著作家常喜欢说“黑暗的中世纪”，似乎这一时期是文明火炬奄奄将熄，一切都倒退到黑暗深渊中的浩劫年代。然而近年西方学者的各方面研究都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世纪，文明的火炬仍在散布于欧洲大陆的处处修道院中薪火相传，知识的积累仍在慢慢地进行。而在同时，新崛起的阿拉伯人继承了早先希腊人的丰厚遗产，又辅之以自身的新创造，在科学文化上大放异彩。最后，随着中世纪晚期的大翻译运动，希腊—阿拉伯的遗产重又回到欧洲；在与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交会、碰撞、整合之后，最终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全面到来作好了准备。
当我们追踪星占—天文学—古代科学文化中非常显赫的一个分支——在中世纪的历史足迹时，就不难从一个侧面去感受和把握上面所说的历史脉络。由于星占—天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它又与医学、文学、政治、宗教等活动密切相关。而阿拉伯人在星占—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更是中世纪一抹耀眼的亮色。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6节 从波伊提乌到乔叟
罗马人对于星占学的迷恋，已见前一章所述。随着他们的世界帝国的崛起，罗马人也将星占学传播到了日耳曼、法兰西、不列颠……传播到欧洲各地。
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意大利本土归入蛮族建立的东哥特王国版图之中。在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王的统治下，罗马文明看来得到相当程度的延续。在东哥特王国的宫廷中，出了公元6世纪欧洲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波伊提乌（Boethius）。他身为大臣，又是元老院议员，但是晚岁被国王监禁，后来被处决。在狱中，他写下了传世之作《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此书以对话体写成，对话的双方是波伊提乌本人和“哲学”，他自己的话用散文，“哲学”发言则用诗体。这本书名声很大，被誉为“宝典”，波伊提乌本人也常被人世推崇为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视为类似教父那样的人物；还有一些论述“三位一体”之类的神学著作也被归于他的名下（皆为伪托）。但是《哲学的慰藉》一书的基调却是“非基督教的”，里面有着泛神论之类的思想。
在那个时代大部分学者看来，星占学是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波伊提乌在《哲学的慰藉》中也不例外。他认为行星的运行是由“不朽的神意”所操控的，而从恒星的天球运动中，可以演绎出尘世的事务。他还赞同柏拉图的见解，认为每个行星有着自己对应的音阶，构成“天球的音乐”，显示出宇宙的和谐。书中也有一些推算天球运行的细节，绘有一些在星占书中常见的示意图——不过这些内容并未为天文学增加任何新知识。这部有着星占学内容的哲学著作后来由公元9世纪末的英国国王阿尔弗列德（Alfred）大王译成（我想多半只是这位大王下令让别人来译）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后来又由14世纪时英国大文学家乔叟译成古英语——乔叟同时还是一个醉心于星占学的学者，我们后面专门要谈到他和他的有关著作。
大约从公元800年前后开始，正当阿拉伯帝国如日中天，阿拉伯文化大放异彩之时，欧洲的文化确实陷入了沉寂的低谷，要过几百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