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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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到他们每一个从下颚，
到胸膛的顶端都是奇怪地歪扭着：
因为脸孔是向着背腰转过去；
而且他们不得不退着走，
因为他们是不许往前看的。但丁（Dante）：《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140页。
在这群像《封神演义》中申公豹（他因屡屡倒行逆施，受罚使脸永向背面）那样的人中，有两位中世纪负有盛名的星占学家——就是我们在前面分别谈到过的斯科特和波拿第，对于前者但丁还不忘加上一句“他熟悉用妖术来行骗的方法”。由此看来，但丁对于星占学似乎没有什么好感。
但丁虽对星占学持贬斥态度（至少在《神曲》中是如此），但是他对“天”的结构的知识，却依旧未出中世纪星占学家们的常规。在《神曲》的《天堂篇》（Paradiso）中，有着关于“天”的安排与结构，这还常被现代人引作中世纪欧洲人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例子。据霍姆斯（G。Holmes）的归纳，可将《天堂篇》中“天”——也就是那时人们所知道的宇宙——列表表示如下：
天层基本论题
最高天天堂
水晶天天使
恒星天神学的美德
土星天沉思的生活
木星天正义
火星天但丁生平
日天创造与智慧
金星天星辰之作用
水星天罗马帝国
月天月球阴影
在这一同心宇宙结构中，地球毫无疑问正在中心位置。
最后，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谈一谈身兼星占学家和大文学家两重身份的乔叟和他的《坎特伯雷故事》。关于他在星占学方面的造诣和著作，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不难想像，这样一位通晓星占学的作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会难免手痒而忍不住将星占学穿插进去的——不懂星占学的作家都还常要这么做呢。事实正是如此，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多次谈到星占学，我们举几个例来看：
在“武士的故事”一篇中，谈到爱神维纳斯（金星）与战神马尔斯（火星）为了凡间的武士起了争执，于是到年高德劭的萨图恩（土星）那里寻求仲裁，萨图恩先大大卖弄了一通自己的道行，再安慰爱神：乔叟（G。Chaucer）：《坎特伯雷故事》，方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9～50页。
“亲爱的维纳斯，我的女孩，”他道，“我的辖区极广，谁也难于了解我的威权有多大。诸如在幽晦的海水中淹没，在黑暗的茅舍里囚禁，脖子伸进套索，私语、呻吟，恶汉的反判，暗中下毒，哪一件不在我的统辖之下。我居住狮子星座时，我已施行报复与惩罚。高厦的荒废，塔墙倒塌在掘壕者和木匠身上，也都是我的事。参孙（Samson）摇倒大柱时，就是我把他处死。我还管辖着冷酷的病、暗杀和一贯的阴谋；我的目光一射，瘟疫就盛行。你现在不要哭泣了，……”
这一段土星自白，纯是星占学中对土星司职的说法的文学性改写，而且完全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只能是乔叟的卖弄。
在“律师的故事”一篇中，乔叟用夹叙夹议之法，又加入与故事情节没有多少关系的大段星占学咏叹：《坎特伯雷故事》，第93～95页。
可能在天上以星宿缮述的巨书上，已注定了他此生要死于爱情！原来星宿注明人的生死比明镜还照得清楚，只消人们能观察出来。古来多少圣贤豪杰，都由星象预定吉凶。不过人们的聪明不够，未能完全了解罢了。
啊，残酷的原动天体，你在自转中永远推动着万象，由东而西地急转着，依照自然的运转，就该转变方向，免得在这不幸的出行时候，让歹星挫折这段婚姻。在不祥的盘旋扶摇中，那首座转进了最暗的十二天庭。呀，恶毒的星！呀，微弱的月，你的轨道落入了恶运！你联结之处，无从接应；你应得庇护之时，却又远避。啊，轻率的罗马国王！你全城竟没有一个星象学者么？难道除却这个凶日就没有一个婚期了么？上路的日子就不能另订吗？尤其在你这高贵的人家，本人的出世星象，应已了然？啊，人们太愚蠢了，太疏懒了！……
在“巴斯妇的故事”一篇中，巴斯妇自述自己早年的放荡生活，就引用自己降生时的算命天宫图来为自己开脱：
上帝助我！我很健旺、长得不坏、有钱、年轻、得意；的确，我的丈夫们都说过，我是一个最好的宝贝。无疑的，我的情肠属维纳斯，我的心田属马尔斯。维纳斯使我放荡，马尔斯使我坚忍；我出生时火星高照金牛宫座。啊，爱情何尝是罪恶！我一向依从着我的星宿；因此我的闺房抵不住任何好男子。同时我的脸上和腰间都印有马尔斯的胎记。……《坎特伯雷故事》，第121页。
她的意思是说，她降生之时天上的星象就注定她要成为一个放荡的女人，因此怪不得她本人。这是下层民众的观点，与前述那些教会作家所主张的虔心向善、制驭情欲、“哲人主宰星辰”之类观点，自然大相径庭。
关于星占医学，乔叟也没有忘记在书中谈一谈，他在“总引”中依次介绍以下各篇出场的人物（故事的讲述者），关于医生有如下一段：
同我们一起的有一个医生；全世界没有人敌得过他在医药外科上的才能。他看好了时辰，在吉星高照的当儿为病人诊治，原来他的星象学是很有根底的。《坎特伯雷故事》，第10页。
这段描写反映了那时一种普遍情形。
上面这些例子，连同那时许多书籍中常见的十二宫星神装饰画之类，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星占学在中世纪欧洲的广泛流行。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6节 中世纪阿拉伯的星占学与天文学
阿拉伯天文学家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永垂不朽的成绩保存在天上，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天球仪上所记载的星宿名称，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成绩。
——希蒂（P。K。Hitti）
著名的阿拉伯史专家希蒂说：
在各种欧洲语言中，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而且有大量的天文学术语，如azimuth（地平经度）、nadir（天底）、zenith（天顶）等，也同样来源于阿拉伯语。由此可以证明，伊斯兰教给基督教欧洲留下多么丰富的遗产。希蒂（P。K。Hitti）：《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685页。
如今全世界通用的星名中，源于阿拉伯的例子有很多，艾伦（R。H。Allen）在1899年出版的《星名及其意义》（StarNames and their Meanings）一书中有详细讨论。
星宿名称虽然只是一个侧面，却是一个能同时反映星占学与天文学发展的切入点——当然这多半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如此。在古代阿拉伯天学家那里，天文学知识和有关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仍是为星占学服务的。阿拉伯人对待星占学的态度，可以从《古兰经》中看出一些端倪，请看如下段落：《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10～411、470～471页。
他是天狼星的主。（第53章）
临近的事件，已经临近了；除真主外，没有能揭示它的。（第53章）
誓以有宫分的穹苍，和所警告的日子，以及能证的和所证的日子，……真主是见证万物的。（第85章）
以穹苍和启明星盟誓，你怎能知道启明星是什么？是那灿烂的明星。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护者。（第86章）
《古兰经》中虽没有直接明确论述星占学或天文学的章节，但从上述引文来看，星占学在伊斯兰知识体系中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事实也正是如此。
伊斯兰星占学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融合——来自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波斯等古代文明的星占学—天文学知识，放入同一个神奇的器皿中，调合而成。其中来自希腊的成分最为重要。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7节 巴格达
历史名城巴格达是阿拔斯（Abbasside）王朝的首都。城中相传有着由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lRashid）和麦蒙（Mamūn）建造的“智慧宫”——在传说中，这里面有巨大的图书馆、观象台、研究院；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贤明爱才的哈里发麦蒙的慷慨资助下，过着无忧无虑的学术生涯，整日以思考、讨论各种各样学术问题为务。虽然这番令人神往的盛况可能有所夸张，而且代代相传不免会有后人的想像和猜测附会，但哈里发麦蒙之热心鼓励学术，应属可信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繁荣的伊斯兰天学从此处率先绽放花朵，形成后人所谓的“巴格达学派”，此后中亚、开罗、西班牙等处也相继各现异彩。
据一些西方阿拉伯天学史专家的看法，伊斯兰教关于天学的研究，发端于印度天学著作的影响。一部印度的《悉檀多》（Siddhānta，即“历数书”，恰与中国古代历法相似，各种《悉檀多》也是数理天文学知识的汇合）于公元771年传入巴格达，由易卜拉欣·法扎里（Ibrāhīm Fazāri）译成阿拉伯文，成为后代学者的范本。不久之后，波斯萨珊（Sānsānid）王朝时代编集的《帕拉维历表》（Pahlawi zik）也被译成阿拉伯文，附在《悉檀多》之后，称为《积尺》（ｚīｊ，即“历数书”）。这《悉檀多》和《积尺》两名，都是中国古籍中就已采用的译名。
希腊古典天文学的成分进入阿拉伯天学体系虽然较印度、波斯的为晚，但是很快成为最重要的成分。这是通过将托勒密《至大论》译为阿拉伯文而实现的。在公元9世纪期间，就先后出现了两种《至大论》的阿拉伯文译本。这期间阿拉伯天学家也开始使用精确的仪器进行正规的天文观测。哈里发麦蒙先后在巴格达城和大马士革城外建立了两座观象台，台上装备着象限仪、日晷、天球仪、星盘等仪器。哈里发的宫廷天学家们利用这些仪器进行精确的测量，校验并修订了《至大论》中的一系列基本数据，如黄赤交角、春分点岁差、回归年长度等。
约去世于公元777年的易卜拉欣·法扎利被认为是第一个制造星盘的阿拉伯人。起先阿拉伯人是仿制希腊星盘，但是看来他们很快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此后阿拉伯星盘长期驰誉欧洲，反而成为后来欧洲人仿造的对象。图17是一具典型的阿拉伯星盘，它的有关情况我们已在专谈星盘的那一小节中介绍过了。
图17典型的阿拉伯星盘。公元10世纪制品。
早期阿拉伯星占学家中有马沙·安拉（Māshā Allāh），约在公元762—815年间活动于巴格达。他是犹太人。也是将萨珊波斯星占学翻译介绍到阿拉伯来的阿拔斯王朝星占学家之一。相传他参与了建立巴格达城的决定——我们知道卜时、择地建立都城这种重大决策，往往是古代星占学家的用武之地。马沙·安拉的著作几乎涉及星占学的所有方面，天文学史专家们对他的著作有着特殊兴趣。
接下来应该谈到一位名声很大的阿拉伯星占学家阿尔布马扎（Abū Mashar——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拉丁化了的Albumasar），公元787年出生于伊朗的呼罗珊，起先以“哈迪斯”（hadīth）方面的专家开始其生涯；所谓“哈迪斯”，是关于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Muhammad）及追随他的那些创业者的传说，因此阿尔布马扎又精通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阿拉伯历法和早期哈里发的年代学。但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星占学论著，以及他为星占学所作的哲学论证。《星占学之建立》（Kitāb ithbat ilm alnujum）一书是他惨淡经营的代表作，书中对星占学的有效性进行哲学论证，很大程度上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不过这部著作已经佚失。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则得以流传至今。在基督教的中世纪，他是被人引征最多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公元12世纪就有四部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阿尔布马扎这个拉丁名字在欧洲不胫而走。在一些欧洲人笔下，他成为一位先知。他向欧洲人介绍了他那种关于星辰能影响万物生死祸福的信仰；他还特别重视星占学与人类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他也将月亮出没能影响潮汐的学说输入欧洲。他于公元886年辞世时，已成为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位名人。
再往后，则是最伟大的伊斯兰天学家之一巴塔尼（Battāni）登场。他在中世纪通用的拉丁化名字是Albatenius。在他生活的时代中（约公元858～929年），他被视为阿拉伯天学家的冠冕。其父是一位有名的星占—天文仪器制造者，家学渊源，巴塔尼也能自己制作观测仪器。关于他的生平，留下的史料甚少，其中有些史料说他是贵族出身，甚至当过叙利亚的国王，但无法确证。
巴塔尼最重要的著作是《历数书》。关于此书的名称，有许多混乱。此书的阿拉伯原文就有不止一种写法，较通行的一种是Kitāb alZij，直译出来是“积尺之书”，而我们前面已谈到过，“积尺”即“历数书”之意。但此书原文还有一种写法是alZij alSābi’，1899年那列诺（C。A。Nallino）在罗马出版此书阿拉伯文原版时就用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的后面一词原是巴塔尼冗长的阿拉伯文全名中的最后一项，其米源可能是因他早年曾为萨比（Sabp）教徒，后来才皈依伊斯兰教的。因这第二种书名后来被此书的英译者采纳，此书遂得名《萨比历数书》（The Sabian Zij），这倒也不错。但还有些书籍中将此书称为《天文论著》、《论星的科学》等，与原文的出入就太大了。
《历数书》中集中了巴塔尼所有重要的天学成就。他最著名的贡献是发现太阳远地点（实际是当地球运行到远日点时所见到的太阳位置）的进动（precessional motion）。太阳远地点原先由古希腊天学家希巴恰斯测定，后来托勒密在《至大论》中因袭其坐标值，以为是不会变动的，还据此推演出“日环蚀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巴塔尼根据自己的观测，指出太阳远地点已较希巴恰斯所测增大近17°，可知该点以66年／1°的速度进动。并进而论证了日环蚀的可能。他还重新测算了一系列天学基本数据，如回归年长度（他测定为365日5时46分24秒）、黄赤交角（他测得当时之值为23°35′，与现代推算值相吻合）等。
在古代世界中，像巴塔尼这样著名的大天学家不从事星占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自然也不例外。他写了《黄道十二宫之上升》（Kitāb Matāli alBurūj），专论星占学必须涉及的太阳远地点及行星远日点的方位计算；又写了《星占学之应用》（Kitāb Aqdār alIttisālāt），是对托勒密《四书》的评注。此外，他至少还有三种已佚著作涉及星占学。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8节 中亚及波斯
接下来是比鲁尼（Bīｒūｎī）的时代。他公元973年出生于花拉子模的比鲁尼（今为乌兹别克一城市），即以出生地得名。他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最富于创造性而且学识最渊博的学者”（希蒂语），生平撰写了约146部著作，估计手稿当有13000页左右，流传下来的著作有22部。他长期活动于中亚诸王国，接受王室的资助和供养，从事研究和写作生涯，直至1050年后才去世。自述80岁后失聪失明，仍在助手协助下写作不止。
比鲁尼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星占学及天文学的。1030年他写了《天文学与星占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