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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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第八章文艺复兴：星占学盛极而衰第八章文艺复兴：星占学盛极而衰
这个时代虽是伟大发明、发现和新科学概念兴起的世纪，但同时也是浮士德（Faust）和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当时法国著名的星占学家，详见本章第二节二。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3节 星占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这一被人们无数次使用的词汇究竟何指，首先在时间上就很难明确界定，谁也无法说清文艺复兴具体开始于哪一年。而且，文艺复兴运动最先出现于意大利，再逐渐向全欧洲扩散，但它究竟算在哪一年到达了法国、德国或英国，同样难以确认。不过只要记得这是一个在中世纪之后、现代世界到来之前的万象更新的伟大时代，对于阅读本章来说也就够了，何况论述年代有时还需向后延伸。
星占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带来了星占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与希腊化时代相比，这一次的盛况又大有过之；由于年代较近，留下了更丰富更全面的有关史料。然而从表现方式来看，星占学的两次黄金时代虽然相隔千年，却颇有相同之处，都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君王贵族等上流社会人物普遍沉迷此道；二是都出现了将第一流天文学家与第一流星占学家一身二任的代表人物——在希腊化时期是托勒密，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第谷和开普勒。
一、君王、贵人和星占学
先看意大利的情况。那时，每个君主的宫廷里几乎都有星占学家充当顾问，为大小事务出谋划策。在佛罗伦萨等“自由城市”中，也有市政府正式任命的星占学家。在大学里，从14世纪起就任命了星占学教授。罗马教皇们，除个别例外，都迷信和依赖星占学。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加冕和返回罗马的吉日是星占学家为他推算的；著名的利奥十世（Leo Ⅹ）则认为在他任教皇期间星占学大为盛行是他的荣耀，并有一位星占学家为他“讲解过去年代极端隐秘的或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事情，而且几乎每天都正确无误地预言任何潜伏的未来事件——事后都得到事实的验证”；而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则“在星占学家为他定出时间之前是从不召开枢机主教会议的”；还有的教皇甚至连接见宾客的时辰也要由星占学家为他推算好。按照布尔克哈特（J。Burckhardt）的说法，在星占学盛极一时的年代，意大利的贵人们几乎家家户户都雇着一位星占学家，只不过“不一定能够保证他吃得上饭”——就是说有时候薪金很低。
君王们迷信星占学，在其他各国的情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举行加冕典礼的吉日，就是由星占学家迪（John Dee）用星占学理论为她推算择定的。后来出现了1577年的大彗星，引起普遍的惊恐，女王又将迪召去垂询。而法王路易十四（Louis ）听人报告说英国国王信仰星占学之后，就自作聪明地任命一位星占学家作为驻英特使；不料这位特使道行太浅，竟至有辱君命——在一次赛马中英王要他预言赢家以供选择，结果他预言失败，只好奉召回国去了。
与各国君王相比，王公大臣等贵人们对星占学的热情似乎更大。1524年有所谓“日月五星会聚双鱼宫”的罕见天象，据说预兆了又一次《圣经》中所说的那种大洪水，一位修道院院长就特地到山上去盖起房子，储备给养。英王的国务大臣史密斯（T。Smith）为星占学耗费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如果不想到星占学，几乎就夜不能寐”。另一位国务大臣则请星占学家为他排算了算命天宫图，他临终遗言说：星占学家对他一生事件的所有预言最后全都应验了。就是名垂千古的大科学家牛顿，年轻时也曾买过至少一册关于星占学的书；而据现代学者对牛顿的研究，他晚年热衷于研究的学术，除了神学、年代学、炼金术等等，还有一项就是“预言书”——这类书籍十之八九都与星占学有关，后面我们就要谈到这一点。
要说到这一时期各方面著名人物之热衷于星占学，例证极多，兹再述几则以见一斑。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P。Melanchthon）笃信星占学，相传有一种托勒密星占学著作的注释本即出自他之手；他除了理论上的兴趣，还进行星占学的实践，有一件逸事说，他为友人的六岁孩子排算了算命天宫图，预言此子将成英勇斗士而“臻于崇高之精神境界”；然而这孩子其实是女孩，于是传为笑谈。当时请星占学家推排某人的算命天宫图，往往要隐瞒一些要点（最常见的做法是用假名）以考验星占学家的“道行”深浅如何。培根（F。Bacon）在《论说文集·论预言》中记述他在法国时听来的故事说：法王亨利二世的王后曾将法王生辰用假名请星占学家推排算命天宫图，星占学家预言此人将死于决斗中，王后闻之大笑，心想还有谁敢向国王挑战或寻求决斗？后来法王与其卫队长比试驰马枪技——从中世纪起这就是西欧武士的传统决战方式：双方各自骑马相向急驰，在交会的一瞬间用长枪设法刺伤对方或将对方击下马去，如未分胜负则再驰马重来一回合，直至分出胜负；当双方实力相当时，长枪的木柄经常会在交会瞬间因冲击而折断，谁知卫队长的长枪折断时一根木刺刺入法王的面甲缝中（那时武士从头到脚皆有铁甲遮护），法王竟然真的就“龙驭上宾”了。培根记述此事并非偶然，因为他有一种想法，觉得当时的星占学与炼金术两者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再如法国大哲学家、大数学家笛卡尔（Descartes），有时也谈谈星占学，相信是“天使”使日月星辰运行不息。一般来说，政治人物对星占学的迷信要更重一些，法国那位大权独揽的铁腕人物、大名鼎鼎的首相黎塞留（Richelieu），就长期把星占学当作施行内政外交的工具，据说他召集的各种会议上，总是有一位星占学家出席。
星占学之所以盛行一时而且深入人心，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当时人们的“迷信”或“愚蠢”（像许多普及性读物中经常说的那样）。比较可信的解释是：直到那时为止，人类仍未能对客观物质世界达到足够程度的了解；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仍有大块的基础性空白（比如，是什么机制使得天体运行不息？……还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星占学作为一种宇宙观、一种知识体系或解释系统，尚未能被有效地替代。托马斯（KThomas）说：K托马斯（KThomas）：《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20～121页。
占星学说乃是有教养者对于宇宙及其作用的构图。……它必须有生理学因而也就是医药学的知识。它谈到了星辰对于植物和矿物的影响，因此就形成了（？）植物学和矿物学。心理学和人种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占星学问为前提。占星术在宗教改革时期比在中世纪更甚地渗透到科学思想的一切方面。它并不是一种小范围的学问，而是教育人们的整个知识结构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而且，从人类知识积累和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星占学确实起过相当的积极作用：
在不存在任何对立的科学解释体系——尤其是社会科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现成的思想主体（宗教除外）为光怪陆离的人类事务提供如此包罗万象的解释。同时，医学、生物学和矿物学等科学也没有发展到足以肯定和完全了解自然界的程度。这就是占星术所填补的知识空白，它促使人们试图了解普遍的自然规律。《巫术的兴衰》，第163～164页。
星占学和星占学家在那个时代欧洲社会中的地位，由此不难理解。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4节 第谷与开普勒
我曾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本书图1所示星占学家左右手臂上摊开着的书册——右臂上正是第谷的著作。第谷（1546～1601）是他那个时代欧洲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的天文学成就要比已经去世却尚未成名的哥白尼重要得多。国内以前有关读物中对于第谷的成就及地位颇多误解，可参阅江晓原：《第谷传》，《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Ⅰ》，科学出版社（1990），第8～34页，及传后所列27种参考文献。至于开普勒当然青出于蓝，但是他要到第谷去世之后才登上历史舞台。
图20第谷（Tycho）的宇宙模型（1588）。日、月绕地球转，行星绕太阳转。地心体系。
第谷对星占学的兴趣，早在少年时代就已表现出来——那时对钻研“天上的学问”有兴趣的人几乎不可能对星占学置之不理，牛顿年轻时（他比第谷小41岁）去买星占学书籍，也是同样道理。第谷还在莱比锡求学时，就为一位教授推排过算命天宫图。20岁那年他在罗斯托克，适逢一次月食（1566年10月28日），他推算后宣称：此次月食兆示着土耳其苏丹苏莱曼（Suleiman）之死（那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如日中天，基督教欧洲仍面临着它扩张的阴影），不久果然传来苏丹的死讯。但是后来人们知道这位80高龄的苏丹其实是死于月食发生之前。不过按照星占学的某些原则，第谷这次预言不能算失败。
1574年第谷在哥本哈根大学作题为《论数学原理》（De disciplinis mathematicis）的演讲，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文献，他在其中阐述了他的星占学观，这部分内容受到许多现代学者的注意。他认为星占学与神学并无冲突，《圣经》只禁止妖术，并不禁止星占学。对于星占学的各种各样反对者，他认为“惟一有真才实学的”是皮科（Pico）伯爵（米兰多拉的），因为皮科伯爵试图从根本上驳倒星占学。然而第谷接着又指出：不幸伯爵之死却恰好证明了星占学的正确——有三位星占学家都预言火星将在一个时刻威胁伯爵的生命，而伯爵竟真的死于此时（1494年11月17日）！
第谷在这篇著名演讲中也强调了“哲人主宰星辰”的传统观点，他用那个时代流行的夸张语调向他的听众们说：
星占学家并未用星辰来限制和束缚人的愿望，相反却承认，人身上有比星辰更崇高的东西。只要人像真正的人、像超人那样生活，他就能依靠这种东西去克服那带来不幸的星辰影响。……上帝将人塑造成这样：只要他愿意，他自己就能战胜星辰的影响。《第谷传》，第28页。
这就是说，人的命运虽可通过分析星辰运行来揭示，但这一命运并非绝对不可变更，人的意志和自身努力就有可能改变它。第谷认为上帝当然也能改变人的命运，“如果上帝愿意的话”。这种非宿命论的星占学观，听起来较为合理，也更容易使他的星占预言常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的天文学著作中，大都有谈论星占学的内容，第谷的著作也不例外。1573年的《论新星》（De nova）中就讨论了1572年超新星的星占学意义。在讨论1577年大彗星的德文小册子中，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着重论述大彗星出现所具有的星占学意义。此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书信交流仍是那时学术交流最主要的途径之一），他也很认真地讨论着星占学，他致贝洛（H。Below）的长信就是一个重要例子。
1576年，丹麦国王将位于丹麦海峡中的汶岛（Hveen，地理纬度56°）赐与第谷，并拨巨款令他在岛上修建宏大的天文台和大量天文仪器，同时兴建的还有仪器修造厂、印刷所、图书馆、工作室和舒适宽敞的生活设施。从此他如鱼得水，大展宏图，他在此工作的二十一年间，汶岛上天文台之宏大壮丽、天文仪器之精良、天文学成果之丰硕，驰誉全欧，冠绝当时。王室对天文学的资助达到如此盛况（资助慷慨，且又得人），可以说在历史上空前绝后，仅此一例而已。这件盛事此后被历史学家谈论了四百余年，直至如今，第谷在汶岛时的工作和生活仍令天文学家们艳羡不已。
不过，第谷在汶岛上从事他的天文学伟业期间，还要为丹麦王室提供一些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作星占预言。例如，他为丹麦国王的三位王子分别推排了算命天宫图，这三份装帧华美的文件原本至今仍珍藏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王家图书馆中。这种文件实际上是一份冗长的报告（有两份都长达300页），先是王子降生时刻的日、月、五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图示，接下来是各种计算和详细论证；这些内容都是拉丁文写成，但是最后的结论部分还要再用德文书写（据说是为了照顾王后的阅读）。例如，在为克里斯廷（Christian）王子所作的星占报告书中，第谷预言：
王子的童年将平安度过，因为金星处在有利位置上；尽管由于水星位置略为欠佳，会使王子在出生后第二年染上小病，但有惊无险，并不严重。从12岁起王子将染上起因于黑胆汁（black bile）的较为严重的疾病。29岁那年王子必须在健康和尊严两方面都特别小心。56岁那年是一大关口，因为太阳和火星都不怀好意，金星对此无能为力；倘若王子能够度过这一劫难，他将会有幸福的晚年。引自J。A。Gade：The Life and Times of Tycho Brahe；Oxford Univ。Press（1947），p。79。
不过，第谷在每份报告后面都要强调指出，他的预言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上帝根据自己的心意可以改变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第谷的星占学活动很可能真对那个时代北欧的政治形势产生过实际影响。第谷曾为古斯塔夫（Gustave Adolphe）作过星占预卜，他预言这位瑞典王室的支系后裔将会成为瑞典国王。在他去世之后十年，此人果真登上了瑞典王位。据17世纪的历史学家记载，正是第谷的星占预言鼓动了王室支系的勇气，使他们下决心去夺取在嫡系手中的王位。
在那位慷慨资助第谷的丹麦国王去世之后，新王对第谷的恩宠日渐消减，无意于继续资助他，最后他在汶岛长达二十一年的“天学蜜月”终于黯然结束。他不得不前往布拉格，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资助，可惜他才安顿下来一年多，竟以54岁的有为之年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但是他总算来得及在去世之前做成了一件他自己根本无法想像其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的大事——他将一位29岁的年轻人召来成为自己的学生兼助手，这年轻人就是已经显露才能但尚无地位的开普勒。如果没有第谷，没有他遗留给开普勒的大量精密观测资料，就不会有日后的行星运动三定律（1609、1619），也就不会有作为第一流天文学家的开普勒。不过作为著名星占学家的开普勒仍然会有。
开普勒（1571～1630），属于那种对神秘主义事物十分入迷的天才人物。仅就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这一项贡献而言，已经足以使他进入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况且他在光学、数学、天体引力思想等方面都还有重要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像他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不和星占学发生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深深卷入当时与重大政治、军事形势有密切关系的星占活动，他作为大星占学家的声誉也正是由此而来。
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中期，交战双方的军事领袖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一方就是那位第谷预言他会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此时早已登上王位，称古斯塔夫二世Gustave Ⅱ），他与法国结盟，并与德意志信奉新教的诸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