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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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寿数
生辰星占学被认为既能知人之生，也能断人之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许多星占学家预言君主贵人之死的著名事例。在开业星占学家的咨询室里，前来问人寿数的主顾也相当多，他们通常是问别人的寿数。例如，有许多女主顾到利利那里询问自己何时可以继承遗产——自己的“死鬼丈夫”何时归天。在1644～1645一年中，利利至少有13次遇到这类问题。在本节四中谈到过的那个请教布克为何自己四年间亏蚀了800英镑的人，也“顺便问一下”自己的父亲什么时候会死，他好从父亲那里继承遗产。一本名为《一个冒牌星占学家的品格》的书中，也谈到“年轻的花花公子如何用一个基尼（英国从1663年起铸造的金币，后来规定1基尼＝21先令）贿赂了星占学家，以了解自己备受痛苦的父亲何时进入天堂”。
在面对预言寿数这类问题时，利利表现出很高的技巧。他曾劝同行们，对于预报任何人的确切死亡时刻，一定要谨慎从事。他自己对于这类问题总是尽力避免作出明确答复。但是在某些重大考验面前，他又确实能有惊人之举。例如，1643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内战已经正式爆发，但议会方面的领导人物皮姆（John Pym）却到了临终大限，这时有人将皮姆的尿样送去，要利利据此推测病人吉凶如何（按惯例，自然是不告诉他尿样取自何人），利利正确地预报此人正濒临死亡。更惊人的是，同一年又有人将重病中的怀特洛克（Whitelocke）的尿样送交利利，这一次利利预言病人将会康复，而这竟又说准了。一年中两次为大人物占寿，一生一死，都能判断准确，使得星占学家利利在政界名声大振，还因此和怀特洛克成了好朋友。在这两次考验中，星占学、天宫图云云，很可能只是假象，利利主要是利用了某种医学知识（尿样确实能反映人体状况的重要信息）。星占学与医学的特殊关系，再一次由此得到生动体现。
总的来说，占寿对星占学家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因为如果作出明确预言，那很容易被“证伪”——到那时刻人并未死，星占家的声誉就要受损（前面曾谈到卡尔达诺为了证明自己对自身寿限的预测不惜届时自杀的传说，可谓“以身殉誉”）；如果一味模棱两可不作明确答复，又找不到足够有力的托辞，声誉同样要受损。更何况预言了皇帝君主的寿限，还会获罪。
十三、种种私人决策
在开业星占学家的档案材料里，还可以看到种种五花八门的问题，主顾们提出这些问题，希望星占学家帮助他（她）们作出抉择，或下决心。不妨将这些私人决策问题略举若干，以见其光怪陆离之状。
1670年，一个人来问利利，他是否要继续和一位勋爵打交道，以谋求大法院记录员和海军特派员的职位（用钱去买）？1646年有人请求利利在“栗色马、灰斑马和铁灰马”中预选出马赛的优胜者（此人好对胜马下注），利利秘密告知是栗色马。布克也遇到过这类预测马赛优胜的问题。最出格的是福尔曼在1597年遇到的一位贵妇人主顾，她的问题竟是：丈夫出海去了，当丈夫不在身边时，自己“是否要当个情妇”？此外如“升迁文官好还是武官好”、“走什么航线”、“请求何人”、“进行下去是否好”、“有没有对她设置圈套”、“是否会因朋友的丑行而蒙受损失”、“朋友在患难中是否忠诚”……这些问题在利利的档案记录中到处可见。
17世纪中期，正是英国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国王和议会相互对立，爆发两次内战。这时社会上无论是贵族大人物还是平民小百姓，往往会面临“站队”问题——支持哪一边？许多人拿不定主意，又要到星占学家那里去求教。他们急切地问利利：“追随国王好还是追随议会好？”当然更多的是结合具体处境和问题来求教。比如1645年一位保王党的爵士太太来问：丈夫是否应该与议会方面妥协？又如1648年一位平等派的首领写信来问：“我和军队里普通士兵的代表们联合起来争取公民权、土地自由权和消除对人民的压迫，这些努力是否会让我交好运？”当时保王党和议会方面都请星占学家为自己参谋决策，但那已超出私人事务的范围，成为军国大事了，我们留待下一节讨论——利利在这方面的事务中，同样表现出八面玲珑的高度技巧。
十四、提供“宿命安慰”
国内几年前有一篇短篇小说《浅浅的池塘》，描述一对中年教师夫妻的爱女因游泳溺水身亡，母亲痛苦哀伤难以自制，后经人介绍去一半地下的算命者处为亡女算命，得知此女“命中注定”要死于水，回来后就逐渐释然了。这算命者为亡女之母提供的就是“宿命安慰”——这种“宿命”即使是谎言或者胡扯，但在客观上确实常能给不幸者提供安慰。在16、17世纪充满战争和动乱的欧洲，人间的不幸是很多的，利利等开业星占学家的咨询室也就为那些不幸者提供“宿命安慰”。许多主顾请星占学家对他们遭受的诸如疾病、不育、流产、亲人死亡、政治失败、商业破产……等等不幸作出解释；例如一位在两个月内两个女儿相继去世的父亲，痛深创巨之下，就去找内皮尔讨论这悲剧的“星占学原因”。当这些人从星占学家那里得知，这些不幸原来都是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由星辰注定了的，既躲避不掉，也不是他们自己行事有何不妥所致，他们无疑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宽慰——至少可以免于或减少自责，因为“这不是我的错”。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0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下）（1）
一、军政大事与王朝兴衰
上一节所述星占学家为各种各样私人事务答疑解惑，毕竟只是凡人琐事，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占学家来说，似乎还是雕虫小技，用来赚钱固然不妨，但远不足以展示他们的长才——他们真正的“大制作”还是在对王朝军政大事的预测和参与中。
先看那时星占学与军事行动及军事将领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可以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一些佣兵队长为例。佣兵队长是一种职业军事将领，受雇为各国君主领兵作战，有些佣兵队长在战争中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后来也成为君主，米兰城统治者斯福尔扎（F。Sforza）就是这类人中最成功的代表。当时许多佣兵队长都笃信星占学。例如，卡尔杜拉（J。Caldora）重病之时却坦然自得，因为星占学家算定他是命中注定要死在战场上的，后来果真如此；阿尔维诺（B。Alviano）相信他头上的伤口和他对军队的指挥权都来自星辰的赐予；皮蒂格里诺（N。O。Pitigliano）要星占学家为他择定与威尼斯共和国订立契约（1495年）的吉日；当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共和国于1498年6月1日庄严地任命维特列（P。Vittelli）为他们新的佣兵队长时，授与他的司令权杖上用了星座图的装饰——这位佣兵队长特别要求如此。
从16世纪末开始，英国政局进入多事之秋。17世纪上半期是国王与议会的长期对立与斗争，终于导致两次内战，最后王军战败，建立共和国，处死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1649年1月30日）。接着又是“护国公”克伦威尔（O。Cromwell）的独裁，王朝的复辟，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君主立宪制。在斗争中，各方都请求星占学家为自己预测局势、提供决策建议，着实使星占学家们大显了一番身手，其中出现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福尔曼曾被要求预测1597年的国会会议、1599年埃赛克斯（Essex）伯爵出征爱尔兰等重大事件的前景。这位著名的伯爵是伊丽莎白女王晚岁的青年情人，平步青云，恃宠而骄，在爱尔兰之役中玩忽职守，无功而返，被女王下令囚禁；释放后由爱转恨，发动叛乱，结果以叛国罪于1601年被处死，年34岁。
另一位星占学家阿什莫尔（Ashmole）则在王朝复辟时期周旋于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与国会之间。大臣政客向他探询国王与国会之间关系发展的情况；而国王本人也向他请教与国会间关系方面的星占学意见，并要求阿什莫尔用星占学方法为自己选择吉利时辰，以便自己于1673年10月27日向国会发表演说。
这种时代，名闻遐迩的大星占学家利利当然更不会对于王朝军政大事袖手旁观。他善于观察，能够及时领悟局面，因而左右逢源，几乎从不落入困境。国王与议会内战期间，他站在议会方面，利用他的巨大声望为议会军队助威。据说，当克伦威尔的军队在苏格兰时，有一位士兵拿着利利编的星占历书，向过路的议会军队鼓动说：“看哪，听利利是怎么说的吧——你们在这个月就能取胜！战斗吧，勇敢的小伙子们！”在1648年科尔切斯特围城战期间，利利和另一位站在议会方面的星占学家布克被派去鼓励士气，这两位大有名气的星占学家一致预言“这座城市将很快被攻克”，结果真是如此。有趣的是，围城之中也有忠于国王的星占学家汉弗莱（J。Humphrey），他竭力用虚幻的援兵消息鼓舞守城军队的斗志，但是无济于事。在此之前，利利还曾正式前往访问议会军队，他与布克受到军队将领的欢迎，而这两位星占学家则向军队保证，他们用来为议会军方面服务的星占学“是合法并且与基督教义一致的”。当时相传，若是国王能将利利收买过去，足可抵得上六个团的军队。但利利明智地站在胜利者一面。到了共和国与“护国公”当政期间，利利名望更大，他当着“护国公”和枢密院官员们的面，“用天宫图推算国会选举的结果”，声誉如日中天。
尽管利利在内战中公开反对国王，他甚至在那几年他编的星占历书开头处加上社论文章，歌颂新政体，并宣告“王朝永远垮台”，可是当1660年王朝复辟，查理二世（被处死的前国王查理一世之子）重登王位之后，反攻倒算盛行，利利却照旧安然无恙，继续经营他业务繁荣的星占事务所。其中奥妙何在？原来他一直两面三刀，明暗各有一手，这只要举出下面的事实就可明白：在他公开反对国王、支持议会的同时，他也向国王的支持者提供帮助国王从被囚之处出逃的建议；1648年秋天，就在他去科尔切斯特围城前线预言该城即将被攻克的同时，他竟暗中为国王的支持者送去锯弓和酸（供国王越狱时锯开或蚀断镣铐、铁栅之类），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营救建议。虽然最后查理一世难逃一死，但有利利这一番暗通款曲的“忠诚”，新王自然不来难为他了。
大星占学家们还对那时国家的外交政策发表意见。例如，利利主张与瑞典结盟，而加伯利则主张与丹麦联合，据说他还正确地预言了瑞典国王之死（1660年）。
除了对当代军政大事的参与和对未来事务的预测之外，星占学还被用来对重大历史事件作出解释。这种解释有时表面上看起来仍是关于某某天象兆示某某事件的记载，但实际上并非星占学家在事先就指出了这些事件，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附会上星占学解释的。关于历史事件的星占学解释，可以在史籍中见到大量实例。例如一位英国星占学家主张，星占学完全可以解释伊丽莎白女王一度对莱斯特（Leicester）伯爵的爱恋之情。加伯利则断言，被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一生都已经由他本人出生时刻的天宫图暗示出来了。而著名的教皇利奥十世则早在孩提时代就由费奇诺（M。Ficin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热衷于星占学）用星占学推算出他将来必成为教皇。还有人宣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若不是选了一个星占学上不吉之日开战，就绝不会战死。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国国王为“英格兰教会在世间之惟一最高首脑”，对于这件大事，卡登（J。Cardan）的解释是由于火星、水星和木星1533年在白羊座会合的缘故。而科莱（Hley）则认为哈维（W。Harvey）是根据土星与木星在一个特殊位置上的会合才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利利在这方面同样出手不凡，他竟能用行星运动解释了整个16世纪的英国历史。认为星辰的周期运动与民族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某些神秘的联系，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观念，对此不妨再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例以见一斑：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牛顿，作有《古代王国大事修正年表》，I。Newton：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London （1728）。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中也利用了星占学资料。
二、火灾与时疫之类
对星占学的普遍热衷和迷恋，有时会激发出一些奇情异想。1644年，贝尔纳特（F。Bernard）写信给利利，描述他关于火灾起因的一种新理论（当时火灾频仍）。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能否为一座城市排算算命天宫图，就像为一个人排算那样。困难在于，人的出生时刻可以确切记录，但一座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它们最初兴起的时间不是有所争议就是已被遗忘”。但是贝尔纳特想出一个变通办法，他说可以将一座城市的火灾与人体的发烧相类比，这样就可以根据火灾而重建该城的算命天宫图。他将他的这套设想施之于伦敦城，从1212年伦敦桥的被烧向下推算，自信他已能构建出伦敦城的算命天宫图。使他极感兴奋的是，他从此可以确切预测伦敦未来的火灾了——他对这一点是如此自信，以至打算将在伦敦城的“成功经验”推广使用于阿姆斯特丹，他自豪地宣称：“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们是否能像指导人那样指导城市的命运。”
贝尔纳特的上述设想其实并非他的独得之秘，更轮不到他“申报专利”——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郑国的宫廷星占学家裨灶就不止一次地根据星象预报城市火灾了。《左传》昭公十七年、十八年。至于为城市排算算命天宫图，在西方也早已有之，我们在前面就谈到过塔鲁提乌斯为罗马城排算天宫图，不过他所采用的“出生时刻”是根据罗马建城的神话传说而来。
关于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即使在现代也很难作出完全准确的预报，在几百年前，则又是星占学提供了惟一的解释和预报途径。正如星占学家加伯利所说：“无论如何，没有其他技艺能够作出这类预报”。对于当年可怕的黑死病，星占学的解释（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三）一直是知识阶层最乐意接受的。星占学家解释和预报时疫的方法，至少从表面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列出过去所有的大时疫，然后将这些时疫发生时的星象列出并进行比较，由此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那时的星占学家们认为，通过上述工作，他们能够预测严重时疫的发病范围和持续时间。福尔曼曾制订法则预测每周死亡人数，加伯利则声称，1665年的大瘟疫曾被他和另外四位星占学同行预报过。这类预测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当然极少有科学依据。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1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下）（2）
三、1577年大彗星：迷信与科学
对于彗星的恐惧和迷信，源远流长，中外皆然。文艺复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