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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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星据说共有六种：北周庾季才原撰、北宋王安礼（王安石之弟）等重修《灵台秘苑》卷十五。
景星
周伯
含誉
格泽
归邪
天保
这些名称未必有什么深意或学理可言。比如“周伯”又是前面刚谈过的客星五类之一，而在有些星占学文献中，“格泽”也是凶险不吉的。至于瑞星，通常都是因为君王“德合天”、“施德孝，兴礼义，人民和而夷狄表化”才出现的，是“福德之应，和气之所致，有道则见”的。它们所兆示的“祥瑞”，可以举几则有关占辞为例：
王者序长幼，各得其正，则房、心有德星（即瑞星）应之。《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礼纬含文嘉》。
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制订礼乐制度并实行之，这符合上天之心），则景星见。《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礼纬稽命征》。
尧即位去年（帝尧即位的前一年），景星出翼，凤凰止庭（景星出现于翼宿，凤凰落脚于庭中）。《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尚书纬中候握河纪》。
这类关于瑞星的天象，可以置于更为广泛的背景中去认识。事实上，瑞星只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遍及天上地下的所谓“祥瑞”、“符瑞”的种类之一，在历代官史志书中（例如《宋书·符瑞志》、《南齐书·祥瑞志》、《魏书·灵征志》等），可以集中见到大量这类记载。古代中国人“天下之大，何奇不有”的观念，在这类记载中得到极富于形象性的说明。
与瑞星相对，又有所谓“妖星”。在中国星占学著作中，妖星名目之多，超出瑞星远甚。例如，《开元占经》中竟用去整整三卷篇幅于“妖星占”，其中妖星名目多达87种。妖星的性质是：
妖星者，五行之气。五星之变，如见其方，以为灾殃。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国，吉凶决矣。以见无道国、失礼邦，为兵为饥，水旱死亡之征也。《开元占经》卷八十五引《黄帝占》。
这里必须特别提出的是，由于古代星占学著作中对瑞星、妖星的描述非常含混，古人又没有明确区分大气现象与天文现象的能力，因此有许多关于瑞星和妖星的天象实际上并非恒星天象。比如，有些关于妖星的天象，从占辞可以推测它们很可能只是流星。有的学者利用古代星占学文献中的记载，作为现代天文学研究中的补充资料，对此尤应小心。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6节 日食占
关于日、月和五大行星的星占学，构成中国星占学体系中最富科学成分的内容——因为这七大天体作规律性周期运动，对它们进行星占需要掌握它们的运动规律，并能够用数学方法准确描述和推算它们的运动，这正是古代数理天文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日月之占
与日、月有关的天象，是古代中国星占学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天象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依次论述如下：
日食占
先看日食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星占学意义——这是最严重的凶兆之一，对国家和君主都预示着大灾祸。举一些占辞为例：
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晋书·天文志中》。
无道之国，日月过之而薄蚀（日、月经过“无道之国”所对应的分野天区，就会发生蚀），兵之所攻，国家坏亡，必有丧祸。《乙巳占》卷一。
君喜怒无常，轻杀不辜，戮无罪，慢天地，忽鬼神，则日蚀。《开元占经》卷九引《礼纬斗威仪》。
日蚀有三法：一曰妃党恣，邪臣在侧……；二曰偏任权并，大臣擅法……；三曰宗党犯命，威权害国……。《开元占经》卷九引《春秋纬感精符》。
日蚀尽光，此谓帝之殃，三年之间，有国必亡。《开元占经》卷九引《荆州占》。
日食在中国星占学文献中还被细分成几十种具体名目，各有大量占辞，但大都与上引各条大同小异，不烦多举。由上述占辞已足见日蚀在古人心目中是何等凶险不祥的征兆，对于君王尤其如此。
日食既是大凶之兆，是上天震怒，对人间君王提出的严重警告，则人间君臣就要对此进行“禳救”，以求回转天心，转祸为福。对这种思想最经典的表达见于司马迁笔下：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史记·天官书》。
这里“修德”、“修政”是最高的理想境界，当然被列在前面，这非常容易理解：如果君主“有德”，政治修明，则赏善罚恶的上天根本就不会让日食之类的天象出现，这就是古人“天下太平，虽交而不能蚀”的信念（当然是违背现代科学常识的）。然而退一步来说，“修德”、“修政”的治本之道虽好，治标之法却也不可或缺，这就是“修救”和“修禳”。要是治标治本都不做，“正下无之”，那就不可救药，单等着亡国杀头了。这些修德修政修救修禳之举，照理对一切不吉天象都应考虑，但日食是大凶之兆，所以禳救之举特别受重视，超出所有其他天象之上。
古人为日蚀而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如下三项：1皇帝下诏，征求臣民对朝政的批评，即所谓“诏求直言”，这是君王修德修政之举；2解除某个高级官员的职务（让他作为天子的替身承受天谴）；3举行祈祷仪式，直至日食结束。后两项就是修救修禳之举了。依次述之如下：
为日食而下诏征求直言，最早的标准做法或当推汉文帝，他的《日食求言诏》是一篇有名的历史文献，篇幅不长，全文如次：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汉书·文帝纪》。
大意是说：如果君主道德失修，或施政不妥，则上天就会降示灾异，以示警告。如今竟发生日食，上天降下谴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这责任，应由自己一人来承担。因此希望天下臣民，在诏书到日，即可将皇帝的过失以及皇帝未能了解的下情，上书奏闻。
汉文帝下诏求直言的结果，到底对于政治有多少推进，很难估计。不过西汉的“文景之治”一直是被后世史家称赞的。汉文帝的做法，后来成为日食发生时经常采取的惯例。古人相信，这样做可以得到上天的谅解，从而消弥灾祸。即使实际上对于政治的改良不产生什么直接效果，至少也是向上天表示了一个虔诚敬畏的姿态，总是有益无害的。除了日食之外，后来对一些别的不吉天象，也采用“诏求直言”作为主要应对措施之一。
因日蚀而解除高级官员的职务，这种做法的思想渊源十分久远。古人认为，如果上天显示不吉天象对人间政治进行谴责警告，则君王应负责承受。这种思想至少已被古人上溯到成汤时代，这就是有名的“汤祷”传说：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吕氏春秋·顺民》。
这里成汤的“以身为牺牲”是象征性的，“剪发手”与曹操因马践农田而“割发代首”一样，不是真的自己去死。
君王既不能因天谴而真的去死，古人就又有“嫁祸于人”之法——通过禳祈之术，让日食等不吉天象所代表的天谴由大臣代替君王去承受。这样做对于君王而言当然是“失德”的，“有道之君”宁可自身承受天谴也不会嫁祸于大臣。但碰到王莽这样的君主，就不惜真的实施起来：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马并曰：日食无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马印韨，就侯氏朝位。《汉书·王莽传中》。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汉书·王莽传中》。
并、陈茂这两任大司马都因日食被免职。这也难怪，王莽在后世史家笔下，本来就是十足的“无道昏君”，自然要嫁祸于人，哪肯“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不过这种大臣顶罪的做法，到了曹魏诸帝时，几次明令废止，此后基本上就不再实行了。
天上出现不吉天象，古人常称之为“天变”。皇帝为此采取的措施，有素服、避正殿、撤乐、减膳等多种，但对于日食，还有专门的禳救仪式，极为隆重：《晋书·礼志上》。
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奏上合朔时刻），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皇家观象台），伺候日变（待日蚀开始），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
这种为日食而进行的禳救仪式要动员如此多的人众，还要做如此多的准备，显然必须在事先安排好才行。而且这种仪式在京城以外的地方也要举行，并有专职官员负责其事。因此对于日食，必须事先做出推算和预报。
推算和预报日食，是古代中国星占学家一项极其重要、极其神圣的任务。关于中国古代一向特别重视日食预报的传统，这里不打算详加讨论，而是想通过叙述两个故事来了解这一传统。下面这两个故事，如视之为信史恐不可靠，但通过它们来理解中国古代对日食预报的重视则非常生动。
第一个故事是著名的“书经日蚀”，见于《尚书·胤征》：相传夏代仲康在位时，某年秋季第三月朔日，发生日食；而当时的皇家星占学家羲和，因酗酒误事，未能事先提出预报，结果造成混乱。羲和为此得了死罪：“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因为“《政典》曰：（预报日食）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预报时刻不准确都要“杀无赦”，何况根本不作预报？羲和自然是罪不容诛。当然，预报日食不准而被杀头的事，只是传说中如此，由后世信史中的记载看，尚不至于那么严重。但一般至少会受到皇帝的责备，日子也不会好过。
第二个故事见于《太平广记》卷七十六：太史令李淳风根据新校订的历法，推算某日当有日食，唐太宗闻之不悦（我们前面说过，日食对君王尤为不吉），问李淳风，要是届时日食不发生，“卿将何以自处？”李淳风表示，如果预报不准，甘当死罪。于是到了那天唐太宗和他一起在庭中等候，许久未见日食，唐太宗认为李淳风的预报已经失误，就对他说：朕放你回家去和妻子儿女诀别一下吧。李淳风却并不惊慌，说是时刻还未到。他在墙上画了一条线，说日影移动到此线时日食就发生，结果他的预报“不差分毫”。这当然是小说家言，意在渲染大星占学家李淳风造诣之深。但故事中李淳风表示预报不准甘当死罪，确实可以使人联想到《尚书·胤征》中“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的古之遗风。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7节 月食占
月亮也是富有星占学意义的天体，这在各主要的古代文明中都是如此。中国星占学理论对月亮的基本观念，有如下表述：
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类。《晋书·天文志中》。
前面说过，太阳是人君之象，则根据阴阳相对的观念体系，“太阴之精”的月亮，自然对应女主（后妃）之象和诸侯大臣之象。所谓“比德”，将太阳与恩赏对应，那么月亮自然要与刑罚对应，所以司马迁说“月变省刑”。
月食发生的次数较日食为多，推算起来也不像日食那样复杂；而且一般来说，一次月食的可见地域远较一次日食为大。月食当然也被认为是不吉的天象，这里举一些由李淳风编集的占辞为例：《乙巳占》卷二。
凡师出门而蚀，当其国之野，大败，军死（凡军队出国门时遇到月蚀，月蚀所发生的宿之分野又恰好对应该国，则该国军队将大败死伤）。
月蚀尽（指发生月全蚀），光耀亡（无），君之殃。
蚀不尽，光辉散，君之忧。
月生三日而蚀，是谓大殃，国有丧。十日至十四日而蚀，天下兵起。十五日而蚀，国破灭亡。
春蚀，岁恶（收成坏），将（将领）死，有忧。夏蚀，大旱。秋蚀，兵起。冬蚀，其国有兵、丧。
月食发生于二十八宿的不同宿中，其星占学意义又各不相同，这被称为“蚀列宿占”。“蚀列宿占”对于日、月都有。这里以月为例，举四宿占辞以见一斑：
月在角、亢蚀，刑法官当黜（主管刑事法律的官员将被罢黜），将吏有忧；国门四闭，其邦凶。《乙巳占》卷二。
月在危蚀，不有崩丧，必有大臣薨（不是皇帝死，就是大臣死），天下改服；刀剑之官忧；衣履金玉之人（指贵族高官）有黜。《乙巳占》卷二。
月在张蚀，贵人失势，皇后忧。《乙巳占》卷二。
关于太阳的“蚀列宿占”，情形也类似。
如果月食发生于某宿，而此时恰好又有行星运行到该宿，则又另有星占学意义。李淳风称之为“月蚀五星”，不很确切，容易使现代读者误认为是月掩行星（一种确实会发生的天象）。其实只要一看占辞就可明白其意，举两例如下：《乙巳占》卷二。
月行与木（木星）同宿而蚀，民相食，粟贵，农官忧。
月行与水同宿而蚀，其国有女乱而国亡。
对于月食，也有禳救之举。仪式中通常都要击鼓，照汉儒郑玄为《周礼》所作的注中说，还有“王者必亲击鼓”的规定。同时根据阴阳对应的理论，要由皇后率领后宫搞一套禳救仪式。不过毕竟阳尊阴卑，君贵臣贱，男重女轻，为月食而举行的禳救仪式，其隆重程度无法与为日食而举行者相比。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8节 月位占
与日食之备受重视不同，在关于月的星占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月食占，而是“月位占”——月球在星空中作周期运动时，它与恒星、行星发生视觉上的关系，由此呈现出来的各种天象及其星占学意义。
月球每天相对于恒星背景移动约13°（注意这不是指月亮东升西落的周日运动——周日运动相对于恒星背景是固定的），这就会产生月亮逼近、甚至遮掩某些恒星或行星的天象，这类天象的具体情况多种多样，而且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成为古人进行各种星占学预言的大好题目。难怪在许多经典的中国星占学文献中，月位占占了月占占辞的绝大部分。
在《开元占经》中有“月与列宿相犯”的星占名目，这又被分为“月犯星”与“星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