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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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已经出现的判断法则，以见一斑：
月亮从地平线升上来时出生者，一生充满光明和幸福，成长过程一帆风顺，且又长寿。
火星从地平线升上天空时出生者，幼年即遭伤害，并将染病夭折。
若出生时刻适逢木星从地平升起而火星恰没入地平，则此子将是幸运儿，但其妻会先他辞世。
这类通则后世也普遍流传，成为星占家的枕中鸿秘。当然在细节上会有不少改变。
现存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遗物，都已是巴比伦人关于日、月、五大行星运动的数理知识充分发达时的产物。学者们早已正确地指出，正是生辰星占学的发展，以及排算天宫图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巴比伦数理天文学知识的成长。因此继迦勒底王朝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塞琉古王朝和波斯统治时期迎来了星占—天文学发展的辉煌时期。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12节 三环星盘
所谓“三环星盘”，是已出土的巴比伦泥版文书中又一类星占学文献。在阿苏尔（Assur）、尼尼微、乌鲁克（Uruk）和巴比伦城等遗址中都已发现这类文献。它们通常三层同心圆环组成，再由六根直径将之作12等分，形成12栏36格。由于每格中标有一星，所以又得名为“一栏三星”（Three stars each）；谓之“星盘”（astrolabes）其实并不确切，专家们已特别指出这一点，但囿于习惯的表达方式，也只好姑且用之。
现存各件三环星盘中，年代最早的一件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已是残片。但由于12栏36格及其中的星、标示的数字等大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因此专家们已有办法将之复原出来。
三环星盘上的36星，可分为三组，每组12星。外环12星是“埃阿之星”，应是较南面的诸星；中环为“安努之星”，系黄一赤道带上的12颗星；内环则是北方的12颗“恩利尔”之星。据文献上的陈述，每栏中的三颗星都只有在该栏所代表的月份（12栏对应一年12个月）中才能被看到，但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此36星中竟有3颗是行星——金星、火星与木星。
有的三环星盘上标有数字，这些数字按一定的规则构成序列。在外环，每格中的数字从120开始，每次增加20，增至240时，又每次减20，再减至120，正好历12格，绕外环一周。中环的情形完全一样，只是所有数字都减半。内环也是如此，但数字再减为中环的一半，也即外环的四分之一。学者们在这些数列中发现了巴比伦“折线函数”（linear zigzag function）的早期例证。折线函数是一种线性周期函数，在塞琉古王朝时期的巴比伦数理天文学中大放异彩，几乎被用来处理一切课题，而且能达到非常精确的程度。比如我们在本节四中所举行星周期、水星运动表等实例，就都是使用折线函数处理的。然而在三环星盘上出现这种数列，究竟有什么具体用途，还在猜测与研讨之中。
三环星盘与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的、约成书于公元前700年时的巴比伦星占学文献《纲要》之间，也有着内在的数理联系。这种联系至少反映了巴比伦星占—天文学的系统性。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13节 交蚀与观测日志
星占家的水平主要体现在他们能够准确预推各种天象，这样才能结合自己的社会及历史经验、国内外的重要军政情报等因素，及时作出准确的星占预言。现今已发现的巴比伦星占文献，表明星占家们正是将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多亏了如此，星占学才能促进数理天文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天象的实际观测，作为星占学家来说，也绝对不可偏废。因为许多奇异天象没有周期性，或者古人不知道它有周期性（比如彗星出现等），而这些天象的出现又往往被认为有重大的星占学意义，非仔细观测不可。而且，对于能够预先推算的天象，推算之法究竟准确与否，最终也必须要靠实际观测来判定、检验。
在已出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泥版中，约保存有1200块左右的观测日志（diary），正是巴比伦星占家对实际天象的观测记录。这些观测日志大部分是公元前400～前50年间的，也有少数年代更早，属于迦勒底王朝时期甚至亚述时代。在可确定年份的日志泥版中（大部分日志泥版是残块），年份最早的一块是公元前652年，属亚述王朝末年。这些日志泥版主要保存在大英博物馆。这部分在古代世界非常罕见的珍贵史料，已收到萨克斯（A。Sachs）所编《晚期巴比伦天学及有关史料》一书中。A。Sachs Late Babylonian Astronomical and Related Texts（缩称LBAT），R。I。（Providence；1955）。
每项观测日志通常包括对月亮和行星的观测记录，但以现代眼光审视的话，并非每项记录都准确。日志中还常出现两种注记，对楔形文作拉丁转写后形式如下：
NU PAP（意为“观测不到”）
DIR NU PAP（意为“因有云故观测不到”）
这类注记常出现在预告有交蚀的日子，说明对交蚀的预报与观测，巴比伦星占家非常重视，预报之后要作实测检验。前一种注记说明预报失误（到时未发生交蚀），后一种注记说明并非检验不力，只是天气条件不允许。
观测日志中记录的行星天象，其中的行星位置总是以该行星与月亮及恒星的相对位置给出，且常用“位于南方（北方）多少距离”的形式来记录，很像本节四中所举《至大论》对“迦勒底人”水星观测引用之例。日志还要记下行星的初见与末见（last visibility，即“伏”的前夕最后一次可见）。
然而观测日志中对月亮的观测记录特别详细。整个月相变化周期被分为六个阶段，各有标准术语如下：
na：日入至月入
u：月入至日升
me：月升至日入
na：日升至月入
mi：日入至月升
kur：月升至日升
其中右栏表面上看只是指示了观测月亮的时间，但根据月相的变化规律，可知这其中实际上已暗含了月相变化周期中的各阶段：
第一项，指新月可见的第一天，仅在黄昏的西方地平线上方可见。
第二至五项，指满月前后各阶段。
第六项，指残月可见的末一天，仅在清晨的东方地平线上方可见。
如果天气不好无法观测，日志上就用计算值补上，但未交代这些值是依据什么方法计算出来的。
观测日志中还有关于天狼星的初见和末见，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记录，但这些数据大部分是据计算而得的。此外还记录各种气象，如虹、晕、雷、雨、云、暴风等，与中国古代的天象观测非常相似。
还有一些泥版星占文献中，有对某一行星若干年的观测记录，还有专门记录一系列交食的。这些有可能是从观测日志中选辑而成的。这类文献中的早期部分，有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月食的详细记录，比如有一份文献记录了从公元前731年至公元前713年共14年间的月食；还有一份甚至追溯到巴比伦王纳巴那沙（Nabonassar）（公元前747～前734年在位）年间。值得一提的是，托勒密曾在他的《至大论》中表明，自纳巴那沙王在位期间开始的交食观测记录，还能在他写书时被他加以利用；Almagest；III。而这一点现在已经从出土的泥版文书中得到证实，这真是考古发现与古籍记载之间绝妙的吻合。
亚述宫廷的星占学家在他们向国王所作的报告中，不仅报告对交食的观测，也预报他们所推算的将要出现的交食。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这些报告的泥版有许多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并得到释读。这里可以举两例以见一斑，一份编号为273号的报告中说：
本月14日将有一次月食发生，将为祸于依兰（Elam）及阿穆鲁（Amurru），但有利于我主陛下，将使我主陛下圣心大悦，……。MAM，p。677。
另一份编号为274F的报告中说：
臣曾向我主陛下书面报告，将有一次交食发生。现在它并未错失，它确实发生了。在此次交食过程中上天降福于我主陛下，……。MAM，p。677。
但这些预报是用何种方法作出的，在这些报告中并无交待。对于古代巴比伦星占家预报交食的数理方法，学者们至今仍所知甚少。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14节 彗星
关于彗星的各种星占学意义及著名故事，我们将留待后文再论，这里仅先看一下古代巴比伦星占家对彗星的观测及报告。
在本节七中提到的巴比伦星占家所作观测日志中，有一种星象被称为萨拉漠（sallammu，有时也拼作sallummu——都是指拉丁转写形式）。根据其上下文内容来判断，可知萨拉漠被用以指称两种天象：彗星与流星。由于彗星出现在天空的时间可以很长，而流星必转瞬而逝，所以现代研究者能够根据前后记载而将彗星记录从日志中确认出来（比如，一个萨拉漠连续出现了几天，那它必非流星，就可断定它是一颗彗星的记录）。
在巴比伦星占家的观测日志中，已认出的最早彗星记录是公元前235年，可惜这项记录的上下文泥版都已碎毁，无法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但也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彗星记录，其中有两项曾特别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第一项记录的年份是公元前164年，在两块泥版上留下了记录中的两个片段：LBAT，No。380。378。
彗星已出现于东方安努神之路上，位于昴星团及金牛座区域，向西方……遵埃阿神之路行去。
（彗星）在埃阿神之路上人马座区域，位于木星前方一腕尺，向北高于木星三腕尺，……
观天日志中还有一项彗星记录，年份是公元前87年，原文所在泥版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号为BM41018。
……第十三日，于月出至日落之间隔中，经测定为8°处，夜晚之初，有彗星出现……四月份日复一日，一腕尺……其尾位于西北之间，长四腕尺，……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彗星可归纳为两类，一类为周期彗星，其运行轨道为椭圆，太阳位于其焦点处，这种彗星循椭圆轨道运行，周而复始，经若干年后会重新回到太阳附近，而再次为地球上的人类观测到。另一类为非周期彗星，其轨道为抛物线或双曲线，“一生”中仅有一次靠近太阳（太阳仍位于其焦点处），此后就没入万古黑暗之中，永无回归之日。在已确定其轨道的彗星之中，周期彗星约占到40％的比例。在所有已知彗星中，最著名的是哈雷彗星（Halleys et），它是一颗周期彗星，每76年左右回归一次。由于哈雷彗星大而明亮，运行状况又比较稳定，其周期又比较适中，所以历史上不少次彗星出现的记载，都已被现代学者证认出就是哈雷彗星的回归（例如中国古籍中记载了哈雷彗星的32次回归，其中从公元前239年那次开始，往下无一漏载）。近年有斯蒂芬孙（F。R。Stephenson）等人的研究（1985），认为上述两例巴比伦泥版文书中的彗星记录，也正是哈雷彗星的回归。
关于彗星的星占学意义，它的出现兆示什么吉凶之类，巴比伦星占家几乎未留下可供深入分析探讨的文献。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15节 传播四方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畅论世界各种文明形态及其演进、盛衰的历史。书中有许多表，其中之一是“哲学”表，列举八种古代文明所产生的十五派哲学。“古代巴比伦”位居此八种文明之末，它所产生的哲学，竟是星占学——与其余十四派哲学全不相类。汤因比（A。J。Toynbee）：《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上册，324页。此为D。C。Somervell所编之节本。汤因比谈古代文明及哲学，当然有许多特殊见解，但星占学在古代巴比伦文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了。随着巴比伦人与其周边各异族文明的接触、交流与融合，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出名的文化产品——星占学，也就向四方传播开去了。
古代巴比伦文明历史悠久，其间又迭有名王强国勃兴崛起，巴比伦人与周边各族的交流当然一直在发生着（只要看出土的泥版文书、铭文之类文献上记载着的无数次战争就可以推知）。但是年代久远，世事沧桑，许多民族和他们的文明都已衰落乃至消失了，所以我们今天能了解到的，只是有幸保存下其遗迹的那一部分情况。
就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所揭示的情况来看，巴比伦星占学向外传播，与波斯帝国的崛起及征服战争有很大关系。波斯帝国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王居鲁士二世（Cyrus Ⅱ，亦有“大帝”的称号）于公元前539年攻灭迦勒底王朝，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收归帝国版图；其子继位后又于公元前525年征服埃及。不久之后，从公元前490年开始，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直到这个老大帝国于公元前330年亡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之手。这样，至迟从迦勒底王朝末期开始，约二百年间，波斯帝国通过它的征服战争，将巴比伦与埃及和希腊世界三方面相互沟通了。巴比伦星占学正是以此为契机而传播四方。
埃及在波斯帝国时代以及继亚历山大远征后开始的希腊化时代，留下了不少纸草书（papyrus）文献和墓葬，现代学者们从这些纸草书和墓室的壁画中，发现许多巴比伦星占学进入埃及的证据。比如，有些墓室顶上绘着算命天宫图（当然是它的早期形式）。还有记载星占之学的纸草书，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两种类型都有，而尤以后者的巴比伦来源更为明显。比较重要的文献有《佛罗伦萨纸草书》8号、《柏林纸草书》8279号等（纸草书前面的地名是其现今的收藏处），后面一种列有计算天宫图所需的行星及月球黄道位置表。学者们特别重视的文献中有一种《维也纳世俗体交食征兆纸草书》（A Vienna Demotic Papyrus on Eclipse and LunarOmina），系用埃及象形文字中的世俗体（Demotic）写成，专讲交食及月亮的各种天象所兆示的吉凶，显然与巴比伦的征兆星占学一脉相承。
在埃及星占文献中出现的生辰星占学，除了算命天宫图这样明显的巴比伦形式外，也已染上埃及的地方色彩，比如预言中有“此日出生者必死于鳄鱼”之类（鳄鱼是古埃及人经常提到的动物，而在古埃及天图中，北天今牧夫座诸星就被画成站立着的河马和鳄鱼——都是古时尼罗河中常见之物）。有一份年代稍晚的纸草书，专讲生辰星占学，其写作日期可推定为公元81年之4月1日，里面有许多系于不同日期之下的预言项目。不同的日子有“幸运”与“不幸运”之分；一日的时间分为三部分，也各有“幸运”或“不幸运”之时。预言五花八门，举几例如下：
此日不可出门，不可与女子性交。
生于此日者，将死于纵欲过度。
生于此日者，必享高寿。
……
有人将此件也称为算命天宫图，A History of Astrology；p。25。似乎不妥，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份算命天宫图是为某一时刻出生的特定个人而编算，不会对许多不同日期的出生者进行预言。上面这件纸草书倒更像是为编算算命天宫图而准备的手册指南之类。
这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著名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历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