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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我生有涯愿无尽-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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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廿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惟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鮕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


第四辑 怀念师友第68节 纪念梁启超先生(1)

    今天为梁任公(启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从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却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即1913年;民国六年,即1917年,两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1919年、1920年)后,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    
    《陈伯庄通讯》    
    (《思想与时代》,第十三期)    
    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国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在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而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第四辑 怀念师友第69节 纪念梁启超先生(2)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三、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文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五年(1916年)曾因范静生(源廉)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九年(1920年),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注: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后)。    
    十八年(1929年)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之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民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题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面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1943年1月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漱溟宗兄惠鉴:    
    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情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原注: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薭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覆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拜。十月一日。


第五辑 思念亲人及家书选录第70节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1)

    在我的夫人故后第三天,我凝敛心神,要写一篇悼亡的文章。因为白话文似较浅露,不如文言能做到深厚沉重的意境,于是就用文言来写。但卒以琐事牵扰,文言又比较费事,现在乃改用白话来写。想先将我和我夫人的感情关系,我夫人的为人,大略叙出,俾开吊时得以分给亲友看。    
    我夫人姓黄,原名婧听说是她故去的大哥给她起的),民国十年与我订婚,我提议改用靖贤两字,就以此为定。她家是北平汉军旗籍人。二十八岁时和我结婚,时为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卒于山东邹平。得年四十二,跟着我共十四年。我尝为文讲中国伦理之义,有几句说:“人必亲其所亲也。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斯所谓亲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    
    起初我为倾慕佛家出世的道理,吃斋素,年近三十不娶。民国十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后,始有意室家。友人伍庸伯先生(观淇)问我择妻的条件如何。我回答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先生面有喜色,说:你真能这样彻底吗?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想介绍的人,倒或者可以当意的。于是他就介绍他夫人的胞妹给我,——就是靖贤。黄氏先世,作过旗籍武职,她的父亲,大哥,三哥故后,又以民国渐不发旗饷,家况甚苦。她没有什么求学的机会,不过粗识几个字。年纪已到二十八,还不曾说定人家。我平素极不喜旗人,当时对伍先生表示怀疑。伍先生说她没有“旗习”,他们亲戚两家合租一小房住,朝夕见面,他十分知道的。我又要求会面,先作朋友再订婚。伍先生说她家里守旧,恐怕做不到。但伍先生见我非会面不愿商量,终究设法介绍我在他家见一次面。她的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样,气度像个男子,同她的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颜色比姐姐反见老大。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就在这匆匆一面后,我们便订了婚。    
    这婚订的这样容易,在我自己家里人和一般亲戚,都觉得诧异,而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我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我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禀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先生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先生的话,在他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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