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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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一见到周恩来遗容就痛哭不止，若身边没有人搀扶几乎会跌倒。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恩来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那时，电视机尚没有今天这样普及，多半是机关及单位里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大家将见到的情景愤恨地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首都和全国。
江青的行为激起了百姓们严重的不满与愤怒。这也可说是后来爆发“四五”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江青公开同十亿中国人民为敌，点燃了自焚的火焰。
当天中午11时许，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来的遗体被抬上救护车，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熊汝成、虞颂庭、于惠元、吴德诚；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陈在嘉；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警卫、保健医生、护士等坐在车上护送；司机老杨师傅驾车，警卫车辆、行车路线、沿途军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是按照周总理生前的规格进行；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在中央没有宣布周恩来逝世消息之前，尽管上面强调保密，出动的车辆不多，人们亦很守纪律，但周恩来逝世这样的大事情是人民关心的焦点，而且已经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想要完全不走漏风声是办不到的。
其实，在周恩来住院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期间内，医疗组、警卫与服务人员忙于工作，成天围着周恩来转，经常出入于各单位及部门之间办事，我们虽然并未在意，别人早就注意到我们了。特别是周恩来病危以来，我们外出办事难免心里紧张，来去行色匆匆，让人家看出了苗头。所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到社会上去了。
有人听到噩耗一时愣住了，反应不过来，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北京医院一位老同事见到我就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是真的吗？”
因为中央还没有宣布消息，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他调转头去边走边哭，后来，终于忍不住而哭出声来。有人听到此消息当即号啕起来，甚至因悲哀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而去医院抢救。
在当时的形势下，老百姓的心里只觉得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总理，周总理走了，我们怎么办？人们都这么想是极为自然的。
周恩来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身布衣，两袖清风。他是平民“宰相”，能“为民作主”，他是清官，是好官，是中国共产党崇高形象的代表，是中华优秀文化集大成者，是他所处的时代百姓的希望，如此周恩来去世，老百姓能不如同失去亲生父母一般吗？
1月9日晚上，警卫同志为周恩来挑选了平时他喜欢穿的那套旧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内衣和鞋袜等物，征得邓大姐同意后送到了北京医院。此时，北京饭店高级理发师朱殿华带了他的徒弟小卜到医院为周恩来理发和刮脸。周恩来与邓颖超青年时代的好友、著名牙科专家韩文信的儿子、北京医院副院长、也是牙科专家的韩宗琦在医院主理周总理身后之事。
我们站在一旁，朱师傅在总理生前多次建议，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他还托人捎来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周恩来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三五医院为他理发。
那天，朱殿华和徒弟来到北京医院，第一次见到重病后的周恩来，他们一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着。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周总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茬，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点，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敬重的、风度翩翩的周总理几乎使他一时认不出来，俗话说：已脱了形！
此时的朱殿华师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绝不会忘记在那疯狂的年代，北京饭店同样是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日子，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边站、剥夺他理发权，更不让他为中央领导人服务。
一次，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理发，上面指定一个不熟悉周恩来的人为总理理发。这位理发师费了好大的劲儿就是刮不了周恩来的胡子。结果，这个理发师自己搞得满头大汗，手也发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务，只好就此罢休。周恩来批评了造反派，找饭店领导人耐心地谈了话。
“朱师傅是一个理发师，他的技术好，年轻人（指造反派）还没掌握熟练的技术，为什么要夺朱师傅的权啊？”
就这样，没有多久，朱殿华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
现在，朱殿华跟徒弟说：以前，我给总理刮胡子要抹好几次肥皂沫，热毛巾闷几遍，使胡子软和了才能刮下来。现在不能用热毛巾了，不然，皮肤的颜色会发紫，化妆时去不掉，不好看。这不仅说明朱师傅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更说明他对周总理有着深深的缅怀之情。
深夜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那只有几十平方米，条件极其简陋的太平间里。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记者们纷纷赶到医院来拍摄镜头，直至后半夜才结束。
1976年1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老百姓在当晚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张春桥走向守灵的邓颖超，同她拥抱，邓颖超还拉着张春桥的手说话（说话声音未播出）。第二天，有不少看到这一镜头的熟人，向我表示不理解。尽管我每天住在西花厅陪伴邓大姐，但在出现上述镜头时刻，我并不在现场；因此我同他们一样不理解。很想问问老大姐，但考虑到治丧期间，邓大姐的悲哀和劳累，又不忍去打扰她。
到了5月，邓颖超的心情比较平静，为了向大家表示感谢，她请在京的医疗组专家、医护人员及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饭店吃西餐。席间，她一再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大家由衷地祝她健康长寿。
见到大姐的心情好些了，我便在一次闲聊中，向她提起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的那个引人注目的电视镜头问题。
“那天，我毫无思想准备，张春桥走到我跟前伸出胳膊跟我拥抱。此人来这一手，可能是一种姿态吧？当时，我很难拒绝他这样做。”邓大姐若有所思，亦觉为难地说。
“大姐，你跟张春桥说了些什么话？这个镜头还蛮长的。”我又问了这么一句。
“还不是去年12月，总理在医院里跟他说的，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嘛。”
我听了大姐的话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大姐遇到张春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她也只好应付了之。由此可见，在大众传媒发达的当今世界，大人物的一举一动是多么令人注目啊。张春桥这种人跟周恩来、邓小平与邓大姐相比，他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
治丧委员会规定1月10日和11日两天，在北京医院太平间进行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面不断发出限制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等通知。这导致群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恨情绪。
有的单位领导对上头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亦不赞成，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无法向群众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他们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应付上头的态度。老百姓也不是傻瓜，早就心里有数。许多国家机关与北京市等单位便自发组织群众前来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东单大华路、台基厂头条、东交民巷及北京医院西门外等地，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四人帮”
仍在台上张狂，限制群众参加悼念周恩来活动的人数。他们低估了百姓的觉悟和对周总理的感情，只想到了限制白天的人数，满以为晚上不会有人来参加悼念活动了。他们更不会想到许多机关干部带头在夜间进行有组织的悼念活动。他们自己做了蠢事，让平民百姓钻了空子，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白天黑夜连续进行悼念活动，群众的这种逆反心理，导致出现了同他们愿望相反的情况，使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好几倍！此乃“四人帮”始料未及的。
更为令人恼火的事情是，上面一再提出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甚至不准佩戴黑纱。
人民对周恩来的热爱是很深很深的，“四人帮”兴风作浪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们这不许、那不准的，这无疑是给悲痛及愤恨的人民群众火上加油。上头这些生硬的规定真是触犯了众怒，迫使老百姓自发地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到天安门广场去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后来有一个单位将“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的心声制成一个巨大的横幅树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1976年1月，北京真是一个天寒地冻、肃杀萧条的严冬，天气冷，老百姓的心就更冷了。11日下午5时许，由少数治丧委员会成员、邓颖超、医疗组、警卫人员、周恩来的亲属等再次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随即起灵移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灵车开出医院大门时碰到大批围观群众，他们很快自动散到马路两旁，让长长的灵车队顺利通过。车队从王府井大街南口往西缓缓而行。只见自东西长安街直到八宝山，沿途挤满了人群，男女老少长时间站在刺骨的西北风中流着眼泪迎候着。
周恩来的灵车四周挂着黄黑两色的挽幛，上面佩着大白花，显得肃穆、庄重，当灵车来到人群跟前时，就像一个无声的命令，人们一个个脱帽向灵车致敬，止不住的泪水纷纷落下来。他们的衣襟沾湿了泪水也顾不得去擦一下，更多的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压抑的感情，顿时号啕起来。他们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有人当场晕厥过去，有谁看到如此惨烈的情景而不为之动容呢？坐在灵车里的人们更加悲恸不已。
灵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聚集了许多群众，他们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总理遗体不要火化，于是哭喊声又起，经过一再做工作后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到半夜12点多钟，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没有散去。
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恩来遗体被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的房间暂停。邓颖超站在玻璃棺头侧，双手扶着棺盖，泪流满面，她低头仔细地端详着周恩来的遗容，唏嘘不止。
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告诉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已到，请大家让开，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的火焰。经他们这样一说，整个屋子又像开了锅，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密密匝匝地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您不能走呀！
他们把嗓子都哭哑了。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犹如生离死别、痛彻心肺，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大家用手使劲地摁住棺盖不许殡葬人员过来，惟恐把总理夺走。
我心里同他们一样悲痛，眼泪模糊了视线，但更担心邓大姐悲伤过度而病倒，此刻，我只是站在一旁用目光注视，无法、无言去劝慰她。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可是，诀别亲人最悲痛的一幕终究要结束。邓颖超在护士搀扶下带头挥泪离开玻璃棺，让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仍在悲哀哭泣着的人群见此情形，亦只好渐渐散开，殡葬人员迅速揭去玻璃棺棺盖将车子推到火化炉前，周恩来的遗体被送进了火化炉中，炉门关上了，无情的烈火吞没了巨人的身躯，痛别的人们无奈地退到了屋子外面，大门立刻关上了。
我们按照邓颖超事先的嘱咐：总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有人引导警卫、护士和我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这个房间里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守候在炉旁。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哑了，现在只是默默地等待着。我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小孔看到了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四十多分钟，殡仪馆工作人员将一大堆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轻轻地放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上。
这一下，我们真的永远见不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了！
我们几个受命于邓大姐的人立刻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戴上医用橡皮手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粉末，我们的手在颤抖，泪在心里流，但邓大姐的嘱托必须完成。
我们拣出了假牙托、皮鞋钉、腰带金属襻和中山装金属领扣等周恩来的身外之物，把纯净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子里，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可是我们，不，连火葬场的人也没有想到竟然一个标准的骨灰盒盛不下周恩来的遗骨，殡仪馆的人又取来一个骨灰瓶，我们才将余下的骨灰仔细地、全部装了进去。
过了午夜12点钟，载着周恩来骨灰的灵车队自西向东驶向劳动人民文化宫，骨灰盒就安放在灵堂里。在那严冬的深夜，寒冷的西北风穿透厚厚的棉衣刺痛人们的肌肤。可是一路上见到马路两侧仍然站满了人群，特别是那些老人和孩子们长时间守候在那里目送灵车队慢慢远去。在车队前面开主车的老杨师傅十分理解老百姓的心。他主动减速压住了阵，使整个车队缓缓前行，好让群众多看一眼总理的车队。
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空前悲壮场面，令人永世难忘！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遵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或其他什么都已成为历史。我坚信，历史上的这一幕决不会再重演。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病中曾向医疗组多次交代：癌症问题是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作彻底的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在疾病晚期而表现出悲观丧气的情绪，而恰恰是在治疗见效，膀胱癌相对稳定的时候。他说话时的神态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他神情安详、坦荡自若，甚至发出朗朗笑声。看得出来，他对科学发展与祖国的未来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带头响应。1958年，总理专门派人到重庆把抗战时期安葬在那里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坟墓平掉，进行深埋，地面上重又种上了庄稼。60年代后，周恩来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这样一来，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作一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