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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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向桂林、柳州两面进攻。赵恒惕也因陈炯明的一再请求，派谢国光、罗先辏Я铰谩昂推秸剂臁惫鹆帧�6月27日，粤军师长邓铿、洪兆麟、魏邦平联名电请湖南出兵桂林，陈炯明也直接电请赵恒惕出兵。7月5日赵派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但又不愿结怨于陆荣廷，请他先行让出桂林，声明对桂军并不采取敌对行为。湖南出兵不仅为了履行湘粤同盟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孙中山假道北伐的一项措施。
7月中旬，由梧州西进的粤军以破竹之势占领藤县、容县、北流、平南、浔州、贵县，活动于高、雷、钦、廉一带的桂军也都失败了。
沈军宣布“自治”后，各地桂军纷纷响应，7月12日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救桂军总司令，14日统领秦步衢逐走陈炳焜、李祥禄（桂北镇守使），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韦荣昌、刘达庆、韩采凤在贵县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陆荣廷鉴于大势已去，16日通电下野，将政权交与沈鸿英，并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他自己偕同谭浩明由南宁逃往龙州。
北路粤军认为沈军宣布“自治”是诈降计，仍然继续进攻，7月24日沈军退出贺县、富川。这时湘军已经开进桂林，滇军李友勋、黔军谷正伦两部也已攻入怀远、庆远，桂军韦荣昌、林俊廷、刘达庆、刘炳宇、李祥禄等都退到柳州来。8月3日湘军由桂林撤走，沈军一度占领桂林，13日又被滇军胡若愚部逐走，逃往全州。
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即向南宁退走。陈炯明派韦荣昌、黄培桂主持改编桂军事宜，8月5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但是陆荣廷还在龙州收集残兵败将，幻想北方直系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们，因此粤军又一次发动攻势，于10月1日占领龙州，陆、谭等才取道越南河内逃走了。
粤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并且打算进一步派他兼任广西总司令，陈炯明认为这是“调虎离山计”，拒不接受。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四章 北方“四巨头”会议（1）
一天津会议讨论六项问题。北洋军阀联名谴责孙中山“破坏统一”。天津会议因军饷问题引起争吵。北京内阁局部改组。直奉军阀的分赃协定
以前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段祺瑞失败后却换来了两个“太上政府”，如果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点头，北京政府对任何问题就休想放手进行。由于曹、张之间争权夺利存在严重矛盾，在某些问题上一个点头一个不点头，也使北京政府不知何所适从。下面一些问题，都是北京政府面临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内阁总理靳云鹏吩咐京汉、京奉两路局开出专车，分赴保定、沈阳两地，迎接曹、张二人到北京举行会议，以便统一步骤，决定施行。
第一是国会问题。皖系失败后，段祺瑞所造成的安福国会（新国会）自动宣布停会。广州虽有一个旧国会，它和北方唱的是对台戏，北京政府当然不肯把它恢复起来。因此，北京政府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意在使新旧两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各得其平，同时根据南方所坚持的旧约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得上风，护法旗帜不再适用，由此可以达到和平统一。其实，这一措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是由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则是由新选举法产生的，现在舍新取旧，就是承认自己为非法总统。但是，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南方所争者为恢复旧国会，对北京政府的改选命令置之不理。同时，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大多不热心进行这种选举。因此，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既不能统一南方，又不能统一北方，而使北方长期陷于无国会的状态中。北京政府希望曹、张两人帮助解决北方各省改选国会的问题。
第二是内阁问题。靳内阁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都是旧交通系分子。该系首领梁士诒自己企图组阁，于是发生了以叶恭绰为核心的倒阁运动。该系向来掌握本国的交通事业和银行事业。这时北京政府假统一的戏法已经被戳穿，不能骗取外国借款，而在旧交通系的把持下，本国银行团又拒绝予以支持，因此1921年年初，北京及全国各地涌现了一片“闹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各省军阀催款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由于军费积欠过多，各省兵变也就一个紧接一个，仅就1、2两月而论，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的巨大损失，后经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宜昌、沙市的兵变，焚掳更为残酷，扰及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厉干涉，并且发出了宜昌开辟租界和驻扎外国军队的种种叫嚣；保定为直系的大本营，第二十三师为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兵变。各省军阀因为催款无着，便在地方上截留国税，大肆搜刮，如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王占元在湖北擅办地方公债等。在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部部员组织了“索薪团”，将军府将军自请给资遣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随后北京教职员也组织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掀起了“读书运动”，“闹穷”的浪潮几乎把内阁冲倒。在这期间，由于旧交通系采取了“财政倒阁”的手段，使靳与他们的关系恶化到势不两立的境地。旧交通系与奉系军阀早有勾搭，徐世昌暗中也支持他们，所以靳的“智多星”张志潭（内务总长）向靳建议，邀请曹、张两人进京帮助改组内阁，以便驱逐旧交通系分子下台。
第三是“援库”问题。1921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伦。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借口积欠军饷不肯出兵。后来虽然拨发了一批军饷，张仍按兵不动，这个问题也必须当面解决。
第四是直奉两系权力地位的分配问题。李纯死后，张作霖企图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竭力保荐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的势力范围，当然不肯相让，而苏、皖、赣三省人民也因张勋是臭名昭彰的复辟犯，誓死反对，张作霖便改荐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也并入“东北王国”之内。热河都统、淮军老将姜桂题与徐世昌的关系很深，徐替姜说情，并于1921年1月26日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但是张勋不要做这个“古怪官”，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跟他“开顽笑”。张作霖的另一步骤是排斥了鲍贵卿，调任孙烈臣为吉林督军，升任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此外，直奉两系争持最烈的，还有特赦安福系政治犯的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为了调和直奉感情与平均分配权力，靳内阁认为也有召开会议的必要。
第五是裁兵问题。靳吹嘘在他的任内裁去了边防军、西北边防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约达20万人，这是“闭着眼睛瞎吹牛”，这些军队都是战败被解散的。而另一方面，战胜者新扩充的军队，大大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因而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有增无减，靳就避而不谈了。靳拟定了一个裁兵计划：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39个师，10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说，截至2月止，到期应还外债达15亿元，而各省军队纷纷索饷，实在无力应付。信上提到“援库”问题，靳认为：“苟有一旅节制之师，便可扫荡，不能据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又表示，将以能否裁兵决定个人的去留。直奉军阀对裁兵问题表示了有条件的赞成：曹锟表示，如果东三省可以办到，直隶也可以办到，张作霖提出裁兵必须先发欠饷，而这个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所办不到的。为了限制各省浮报兵额，参陆办公处颁布了一条新军律，凡克扣军饷者，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处以死刑；凡采办军火而从中渔利者，也一律处以死刑。在全国大小军阀几乎无人不吃缺吞饷、无人不在军火交易中捞一把的情况下，这条军律也是一纸具文。
第六是和平统一的问题。这一时期，直奉两系都主张援助桂系反攻广东，或者拉拢陈炯明以拆孙中山的台。同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取得了“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的头衔，继李纯之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俨然也是一个大军阀了。他的地盘接近西南，对赵恒惕、刘湘等极尽拉拢之能事，而这些宣布“自治”的南方军阀，也正需要与北洋军阀和平共处，便与王占元成立了川鄂联防条约、湘鄂赣联防条约，相约互不侵犯。王占元和西南各省的“善邻”关系，成了他的一笔政治资本，经常捏造情报，吹嘘他拉拢某人已经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北京政府正在企图实现“统一”，以便向四国银行团进行政治大借款，如果西南“自治”各省归附北方，剩下来的只有广东一省，统一问题就好办得多。正是这个原因，靳云鹏便邀请王占元也到北京来参加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
尽管靳迫切要求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是曹、张两人知道到北京逼不出军饷来，并且害怕讨论裁兵问题，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召集这个会议的必要。后来由于靳再三邀请，才说动张作霖于4月15日到天津。又由于张作霖的催促，曹锟也于16日到天津。他们主张改在天津开会。18日，靳赶到天津参加会议。王占元因河南发生战事，京汉路中阻，没有及时赶到。张作霖随员中有袁金铠、金梁、商衍瀛、谈国桓一批复辟派角色，此时他正在竭力推荐复辟首犯张勋为巡阅使，同时前清端王载漪也在北京出现，这些事联系起来，于是北京满城风雨，传说“胡帅”将继“辫帅”张勋蓄有大辫子，张作霖出身“红胡子”，所以分别有“辫帅”、“胡帅”之称。之后举行复辟政变。张作霖通电予以否认。
张作霖会见曹锟的时候，十分亲切地握着手问道：“三哥，你看亲戚亲呢还是部下亲？”亲戚是指他自己，部下是指曹的头号大将吴佩孚。接着他就竭力挑拨曹、吴之间的关系，认为野心很大的吴佩孚是不会对曹忠诚到底的。他又指天誓日地说道：“我绝对拥护你，如有异言，他日必死于炮火之下。”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四章 北方“四巨头”会议（2）
4月25日，王占元到了天津，会议就在这天开始。这次会议，当时被称为巡阅使会议或者北方四巨头会议。它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有所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阀和北京政府唱对台戏，而现在曹、张两人实际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并不需要打破现状，他们的目的只求取得协议，以便进行政治分赃。王占元虽也被邀参加，只是忝参末议，无足轻重，因为他的实力远在曹、张两人之下。这次会议只算得一个碰头会。会议地点在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提出了帮助桂系“讨伐”孙中山的建议，他说绍轩（张勋）的旧部新安武军有2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可用以“讨伐”南方，因此任命绍轩为苏皖赣巡阅使，叫他负起这个责任，是适宜的。曹锟不便正面反对，便提出先解决“援库问题”，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的另一建议，张作霖也不同意。其实，这两人对于“讨伐”南方和派兵“援库”都不热心，其真正目的，一个要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一个要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
正式会谈只有27、28两天。27日，他们决定联名发出谴责孙中山的电报，列名者为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痛斥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但未提及“讨伐”的话。电报发出后，皖系军阀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因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代为列名而大为不满。
28日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颇欠公平：直军欠饷平均达半年以上，而奉军欠饷不过两月；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库”，先后领到军费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而直军仅领到50万元。这些话刚说完，靳云鹏就不以为然地说：“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句话，不禁心头火起，哗喇一声，拿起茶杯来向靳的头上抛去，口中喃喃地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这样一来，靳当然受不了，便也跳起脚来大声叫喊：“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势头，连连跺脚说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
在这出“探亲相骂”的活剧中，能够做和事佬的只有王占元一人。他左面一拱，右面一揖，劝大家平心静气讨论问题，不要伤了和气。可是靳的火气一时不能平复下来，他打长途电话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办移交，并将眷属接回天津。这个消息当天传出来，全国为之哗然。于是曹、张两人又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这种挑拨是非的“谣言”，而徐世昌也就照办了。29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了和事酒，曹锟、靳云鹏都到了，曹锐仍然负气不肯来。当天曹、张、王三人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联名电报，靳的面子赖以挽回，也就不再提辞职的话了。
接下去的几天，这几位“大人物”每天搓麻将、叫堂差，干的都是些饮酒取乐、征歌选色的事情。他们经常向北京政府哭穷闹饷，可是赌起来手笔却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元。靳是固定不移的输家，这倒不是他的手气场场不好，而是他逢迎“太上政府”的一种变相贿赂，好在这笔钱不要自己掏腰包，可以在总理交际费项下报销。他还叫财政部拨出30万元以供大帅随员们吃喝嫖赌之用。
他们偶然抽出时间来讨论军国大事。关于国会问题，曹、张、王三人联名催促北方各省提前办理国会议员的选举，并疏通卢永祥不要再表示反对。关于“援库”问题，奉军担任前方，直军担任策应。关于裁兵问题，暂时搁下不谈。关于和平统一问题，由王占元负主要责任，曹锟从旁协助。在“援库”问题上，曹、张两人都不大做声，王占元却自告奋勇地愿意由湖北出兵两师，他的真意是想把异己势力第七、第八两师从湖北调走。他又吹嘘自己消灭了吴光新、张敬尧的军队和鄂西民军不下6、7万人，引为湖北裁兵的成绩。这是一笔账写在两个人的名下，因为消灭这些军队，靳也引为己功。
徐世昌一再邀请曹、张、王三人到北京见面一谈。5月5日，这四个“巨头”分乘专车到北京，徐在居仁堂备有盛宴欢迎，宴后到春耦斋共赏牡丹。
关于内阁问题，根据天津会议于14日改组，新阁员为：外交颜惠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