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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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前，潘复被吴佩孚攻击而下台。靳认为吴的电报是徐指使的，因此他也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自任烟酒署督办以来，所有税收账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交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的由来。当时北京政府用人行政都必须取得大军阀的同意，徐、靳两人为了进行贪污，任用私人，各引军阀以自重，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由于靳的恶毒报复，使徐忍无可忍，他便亲自执笔写好一个辞职电报，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并将政治腐败和时局严重的一切责任归咎内阁，这个电报实际上是宣布靳的罪状，借以发泄自己的满腹牢骚。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4）
12月1日，靳到公府当面质问徐是否准备发出一个辞职电报。徐干脆地回答说，是的。于是靳竭力阻止发出电报，表示一切责任既然应由内阁担负，总统就没有辞职的理由，本人愿意下台。徐却执意地要发，并且气愤地说：“我身为总统，难道没有发电报的自由！”靳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退出来，当天就请假不到院办公。
12月3日，徐的辞职电报发出。这个电报首先惋惜“和平统一”并未实现，而国会问题，“九年（1920年）十月明令宣布用旧法进行新选，乃选举迄今未竣，国会尚无成立之期”。接下去对“联省自治”运动大施攻击，认为“近岁之乱，尝有以自治为名，卒之兵连祸结，土匪乘机骚动，全省糜烂，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乱而已矣”。最后一段才谈到本人的去就问题：“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贤有待”。电文内容并未表示愿意辞职下台，恰恰相反，其真实用意是向各省军阀告哀乞怜，请求他们不要拆台，因此通篇说了一大套“财政如何整理，统一如何筹划”的废话，并且暗示任期未满，本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个电报也并未伤害靳云鹏，这是因为张志潭、郭则等苦口调停，原文中攻击靳的语句都被删去了。
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不得不辞职下台。徐想提拔另一私党袁乃宽继任烟酒署督办，靳却提出要派潘复继任。徐咬牙切齿地说：“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后来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署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署长（12月9日）。
靳内阁是在直奉两系保持均势的局面下成立的。靳与张作霖为儿女亲家，在财政和分配两系的权力地位上颇有亲奉疏直的倾向，直系对这个内阁颇不称心。靳的幕后军师为交通总长张志潭。以前旧交通系分子的倒阁运动，就是这位军师献策邀请张作霖、曹锟到天津举行会议，因此内阁获得稳定，旧交通系阁员被逐下台。张志潭是接近直系的政客。奉系对于以张为核心的内阁也有所不满，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使奉、靳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徐、靳在用人问题上发生冲突，徐与旧交通系本有历史渊源，因此旧交通系分子利用时机再一次发动倒阁运动。旧交通系本来掌握本国银行事业与交通事业，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严重危机，国内银行团坐视不救，就是旧交通系从财政上倒阁的一个手段。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该系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到沈阳献策，必须控制中央财政，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北京政府。他劝张作霖收买交通银行股票作为控制中央财政的第一步。张作霖受到怂恿，便于12月12日到天津，次日靳也赶到天津来，他们两人联名邀请曹锟前来再举行一次“巨头”会议，解决当前的一切问题。
吴佩孚力劝曹锟多注意扩张军事实力，少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因此曹托病不肯到天津来。1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他宣称军人不干政，不过问内阁问题。此行专为讨论“征蒙”问题而来。其实，他在会见徐的时候，大骂直系所推荐的高凌霨不配当财政总长，张志潭对交通事业为门外汉也不配当交通总长，内阁必须改组，才能有所作为。这些话正说在徐的心坎上。到了这个时候，靳才知道自己受到总统、奉系军阀和旧交通系的三面围攻，因此12月17日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天靳就离京赴津，第二天徐批准靳辞职，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曹锟在徐、张两人的再三邀请下于19日来到北京。张作霖虚伪地向他表示，他们两个人应当合力筹款维持中央财政。事实上，张已与旧交通系约好，用投资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他提用东三省公款400万元借予交通银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他还企图合并中、交两行为“中央银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张作霖虽系北京政府的“顶头上司”，但在帝国主义眼中却是个渺不足道的角色。12月20日，他得意忘形地遍访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英国公使艾斯顿当面给以奚落，指责奉军纪律太坏，劝他注意裁兵，气得他拂袖而走。
颜内阁是个过渡性的临时内阁。颜声称，值此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他只得出面来代理总理，代理之期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12月24日，北京政府根据张作霖的推荐，发表梁士诒为内阁总理，梁于25日就职。其阁员名单如下：外交颜惠庆，内务高凌霨，财政张弧，陆军鲍贵卿，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黄炎培，农商齐耀珊，交通叶恭绰。
以上阁员，鲍贵卿、齐耀珊都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黄炎培则无所属。这个内阁看起来是直系与奉系、京英美派与亲日派的混合内阁，可是新旧交通系由分而合，而梁士诒以亲日色彩显著的奉系军阀为靠山，所以这个内阁实质上是个亲日内阁。
四吴佩孚猛攻梁内阁。各省直系军阀对梁内阁的电战。徐世昌再派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梁内阁的出现，根据当时的说法，是叶恭绰战胜了张志潭，梁士诒战胜了靳云鹏，可是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斗争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的一个反映。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敌不过美国，却在中国政局上耍了一套手法，利用四国银行团拒绝提供借款，而北京政府几乎被“闹穷”的浪潮所冲倒的时机，扶植新交通系再上台，并拉拢新旧交通系合流，打算通过借款把北京政府夺过来重行成为它的工具。梁内阁的上台，激化了西方国家与日本的斗争，同时也激化了直奉两系的斗争。
曹锟、吴佩孚都反对梁士诒组织内阁。当张作霖推荐梁的时候，竭力把曹拉进来作为推荐人之一。吴劝曹赶快离开北京，不要碍于情面甘受别人的利用。梁知道不打通直系这一关就上不了台，因此向直系表示上台后愿意迅速筹发直军的军饷。吴佩孚信以为真，便改变口气说，“好，姑且让他干一下”。梁上台后，曹锟于12月31日回到保定，张作霖于1922年1月2日离开北京。
梁士诒并无点石成金的妙手，却大吹法螺，夸口统一问题、财政问题都有办法。他与陈炯明早年有过师生关系，前些日子又在香港会见过唐继尧，他进行和平统一的政治资本就是这些。此时张作霖已与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结，因此提出了大赦安福战犯的建议。这个建议受到吴佩孚的强烈反对，梁内阁不敢全面接受，乃于1922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六人，发交参、陆两部及曹锟“随时察看”。吴佩孚对这一措施忿忿不已。1月5日，北京政府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领、著名卖国贼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并且内定另一卖国贼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准备以北京市政公所财产及建筑物向日本抵借1000万日元。安福战犯的赦免和卖国贼的再上台，说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的手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它的工具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5）
此时，中、日两国代表正在华盛顿进行着关于山东问题的舌战。早在1921年12月28日，日本公使小幡借口庆贺新内阁成立，与梁进行了秘密谈判，小幡以提供借款为饵，引诱梁接受中、日两国改在北京举行秘密直接交涉，中国同意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等条件。30日，梁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问题，因为无人附和，并未讨论。此时梁殷切地盼望吴佩孚发来一个贺电，因为新内阁上台如果没有大军阀捧场，就要站脚不住。果然（1922年）1月5日吴的电报来了，梁拿在手里一看，却不是什么贺电，而是一道对他迎头痛击、不留余地的檄文。电报揭露梁士诒避开外交部（外交总长颜惠庆是英美派），直接接受日本公使关于借款赎路的要求，并且直接电令华盛顿中国代表照此进行的黑幕，大骂梁“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这个电报把梁惊得呆了，他做贼心虚地于6日发表一个倒填日期的“微电”（微是5日的代称），解释关于筹款赎路问题，政府毫无成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这个电报旨在掩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的一幕，并且伪装并未接到吴的电报，所以倒填日期，使大家不疑心是为对吴答辩而发出的。
吴佩孚的歌电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普遍响应。其中有齐燮元的阳电、陈光远的阳电（7日），萧耀南的佳电、青电（9日），冯玉祥的蒸电（10日），赵倜的灰电（10日）。吴又用密电催促各省军阀展开对梁内阁的电报战，以此测验各省军阀对直系是否忠诚。有些军阀并不愿意反对梁，因为梁的背后有强大的奉系军阀，只是在吴的大压力下，不得不发出一个“等因奉此”的电报，因此谁是真直系，谁是骑墙派，使人一望而知。这一时期，中国对外问题的焦点主要是与日本的矛盾，吴佩孚反对以奉系军阀为背景的梁内阁，反对梁内阁的亲日卖国政策，又一次骗得了全国人民的共鸣，他的军阀狰狞面貌又一次在爱国伪装下掩盖起来。
梁上台后，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反对借日款赎路、反对起用卖国贼、反对9000万盐余借款的巨大浪潮。1922年1月8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此曹汝霖不敢再上台，梁内阁不敢发表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改任高凌霨）。所谓盐余借款是指梁内阁向四国银行团进行的以盐税余款为抵押品的9000万元大借款，指定以2000万元为军政费，7000万元偿还中外各银行的旧债，其中仅日本旧债就有2000万元，而日本允许将这笔还款再投资中国作为新借款。当然，这是梁的主观愿望，四国银行团不会甘心作日本的垫脚石，并发表了盐税余款不得用以抵借内外债的宣言。
梁在舆论的攻击下，7日发表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有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并不限于日本一国。又发表对外宣言，表示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成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吴佩孚就像放连珠炮一样，接连发出了庚（8日）、佳（9日）、蒸（10日）、真（11日）、文（12日）各电。庚电揭发梁士诒“做贼心虚，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预为立脚地步”，梁士诒“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施其盗卖伎俩”。佳电揭发旧交通系借用日款举办沪、宁、汉长途电话的另一阴谋。蒸电转述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 、蒋梦麟的电告：“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将全归泡影。”吴佩孚在电报的后段慷慨激昂地加以按语说道：“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吴佩孚所指的“谋主”和“公敌”，显然就是梁内阁的后台老板张作霖。真电对梁士诒痛诋不遗余力。前段写道：“计自洪宪蹉跎（指梁赞助袁世凯的帝制），埋首五六稔，此次突如其来，而窃高位，余孽群丑，咸庆弹冠。鄙人与公素无芥蒂之嫌，何至予公以难堪。不谓秉揆未及旬日，伟略来闻，秽声四播。首先盗卖胶济铁路，促进沪宁汉长途电话，更援引卖国素有成绩之曹、陆，朋比为奸，实行盐余公债九千万借款。旬日之政绩如斯卓著，倘再假以时日，我国民之受福于公者奚若！”后段劝梁自动下台，写道：“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位，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指“五四”运动学生火焚曹汝霖宅一事），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文电表示与北京内阁断绝关系，写道：“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梁士诒字燕孙，这一句引自骆宾王讨武则天檄的成语），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那几天，报纸上不断出现“吴秀才”的妙文，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则天檄》。吴的应声有田中玉的庚电（8日），萧耀南的文电（12日）和铣电（16日），齐燮元的覃电（13日），陈光远的元电（13日），赵倜的铣电，冯玉祥的巧电（18日）。只有直系首领曹锟并无电报发表。在唇枪舌剑的电报战中，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忍俊不禁。
吴佩孚虽然叫骂不休，梁士诒却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在回电中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还说什么“生平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的鬼话。吴又去电调侃他“不以逆耳见责，反许为直谅之友，不愧相国风度”，并劝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梁士诒组织这样一个亲日内阁，在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下注定是站脚不住的：在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国家的力量占了上风；在国内，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浪潮汹涌一时。但是梁士诒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又采取了迷惑人的手腕，通电表明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向日本借款赎路，从来没有同意过山东问题由华盛顿移到北京来交涉。他坚持政府及全国人民应当迅速筹款，立刻完全赎回胶济铁路，自己愿意担任300万元以为首倡。梁的这套手腕并没有把摇摇欲坠的内阁命运挽救过来。1月19日，除曹锟外，以吴佩孚为首的六省军阀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联名电请徐世昌立刻罢免梁士诒，并强调声明：“应请我大总统乾纲独断，立罢梁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