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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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两省的新风云，是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吴佩孚催促孙传芳迅速带兵入闽，进攻讨贼军以解救陈炯明的危机。1923年1月7日，孙部开拔到赣东，准备进入福建。1月15日，陈炯明兵败倒台。李厚基在同一天取道汕头出走，“援闽军”常德盛部也由闽西败退到杉关来。卢永祥暗中接济王永泉、臧致平的军火、军饷。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联名通电，反对直系派兵入闽，孙传芳在不利的形势下，只得顿兵不前。
1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逆军总司令，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缉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同办理。这些命令就是张绍曾实现和平统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孙传芳，是为了敷衍吴佩孚。但是孙传芳不能单人匹马到福建“办理善后”，因此这个命令既不能适应福建境内各方面的要求，又不能满足曹、吴的愿望，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矛盾。
孙中山并不反对北京政府的和平统一计划。1月25日，他通电发表先裁兵、后统一的兵工计划，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纷纷表示赞成。孙中山派徐绍祯到北京接洽和平统一。张绍曾认为裁兵问题必须召集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才能解决，仍然主张先召开“国事协议会”，解决统一问题。黎、张两人准备派代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讨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办法。
1月26日，广州发生了江防事变，张绍曾错误地认为孙的势力受到挫折，已经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因此所派代表终止出发。同时，曹、吴竭力催促发表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以前吴佩孚认为沈鸿英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此时又想利用他拆孙中山的台。这个问题以前张绍曾以去就力争，拒不发表，此时看见沈鸿英在广州大为得势，他又动摇起来，打算先发表沈鸿英督粤的命令，但因受到国民党议员的反对，没有发表。
1月30日北京政府下令，嘉奖陈炯明下野，希望“广东主客军互谋谅解，勿再从事私争”，并派林俊廷为广西军务督理，丁槐为两广慰问使。这道命令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满：陈炯明是孙中山所切齿的叛徒，已经被逐下台，北京政府不应予以奖励；而任命桂系军阀林俊廷为广西督理，也是对国民党的不友好行为。这道命令同样引起了直系军阀的极大不满，曹锟、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蔡成勋联名电催发表沈鸿英督粤的命令，吴佩孚的代表钱秉鉴连日坐守国务院，当面催促，张绍曾感到十分为难，又想先发表孙传芳督闽的命令，以减轻来自洛阳的压力。
就在这时候，齐燮元派孙发绪携带“统一方案”到北京，方案内容分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裁兵问题、财政问题、善后问题五项。这个方案实质上是先统一后裁兵，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一个计划。在善后问题上，建议设立元帅府安置高级失业军人，以孙中山为元帅府首长；设立元老院安置高级政治流氓，以段祺瑞为元老院首长。这个计划的幕后设计人，有下台军阀靳云鹏等，由投机政客孙发绪起草，齐燮元出面，并叫孙发绪带到北京来先统一北方意见，征求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张绍曾共同签字，然后向南方正式提出。孙发绪到处宣传某人某人愿意签名，其实是“买空卖空”的手法，首先曹、吴两人就是反对设立元帅府的。黎元洪在一次宴会上，痛骂“孙发绪公然造反”，孙发绪看见风色不佳，就溜到保定做曹锟的高等顾问去了。
统一问题虽然困难重重，张绍曾并不因此灰心。他打算先发表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督理、省长的任命令，再来一次“纸面上的统一”。吴佩孚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与之相同，他曾劝诱湖南取消省宪，如果不愿取消，则由北京政府任命赵恒惕为湖南督理，赵可以采取既不接受又不反对的态度，借以表示“赞助统一”。但是张绍曾根据各方情报，知道这些命令如果发表，一定会引起西南各省军阀的否认，因此又不敢发表了。
二张内阁辞职、复职的戏剧性表演。闽粤两督理命令发表。上海和平谈判失败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22日北京政府发表了尊重约法的命令，这个命令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阻止孙中山在广东重组政府，另一方面阻止曹锟以武力篡夺总统，或者采取非法手段促进总统的选举。因为国会已在北京复会，另组政府就是破坏约法的行为，而在宪法未完成以前选举总统，也是违反约法的行为。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2）
孙中山并未关闭和平之门。2月24日通电，重申先裁兵后统一的主张。电报指出：“江防司令部之变，黎张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其为浅薄，至可慨叹。……直系诸将对于裁兵主张，久付暗默，报传洛吴于自治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文犹未忍以不肖之心待之。……文愿先行裁兵以为首倡，决裁粤兵之半以昭示天下。”28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四人为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但是曹、吴认为孙中山回到广州称起大元帅来，就是破坏约法，破坏和平，主张下令加以“讨伐”。曹锟派项致中、吴佩孚派李倬章 到北京，催促发表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曹锟在一天内连打几次长途电话来催问。项致中看见张绍曾十分疲塌的样子，拍案大骂他“全无心肝”。3月8日，国务会议决定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并用总辞职的手段回答两大军阀的压力。当天以内阁名义发出庚电说：“绍曾等受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为指归。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民。”这个电报发表，立刻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广泛同情（除国民党和直系军阀），认为这个内阁两个多月以来的一切措施，虽然极尽颠倒错乱之能事，但还不失为“硬骨头”，敢于与大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这种勇气和决心，是北京政府历届内阁所无的。
但是事情的真相马上被揭穿。原来内阁阁员分为府派和保派，政学系阁员李根源、彭允彝属于府派，高凌霨、吴毓麟、刘恩源则属保派。黎元洪要拉拢孙中山，同时由于孙、岑合作的关系，政学系阁员也反对发表足以伤害孙中山的任何命令。3月8日，张绍曾在军阀的威胁下拟就两道命令，一道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一道“诰诫”孙中山勿在广州组织另一政府。政学系阁员反对第二道命令，保派阁员则主张下讨伐令而不满意于下诰诫令，双方意见不合，竟至拍案对骂。吴毓麟首先大喊大叫，“内阁不能统一，我们不如及早下台”。张绍曾也表示除下台外别无他法。因此，大家作出了内阁总辞职的决定。张绍曾为了骗取全国同情，就用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作为内阁总辞职的借口。
内阁的庚电引起了国民党和直系军阀的极大反感。国民党反对的是“僭名窃位”四个字，直系军阀反对的是“枕戈待旦”四个字。国民党议员发表通电，指斥“僭名窃位”的不是别人，正是张绍曾自己，因为黎元洪并非合法总统，黎所提出的内阁当然也是不合法的。
张绍曾提出辞职后，时刻期待着各方面的挽留电报，并吩咐国务院随时将这些电报油印出来分发各报发表。果然卢永祥、何丰林、王永泉都有电报挽留他。这些皖系军阀对他并非具有好感，而是借题发挥地打击曹、吴。这些军阀都不是北京的当权派，他们的声音不足以左右北方政局。于是报上又发现了吴佩孚的“昌密”灰、真两电，这是强有力的声音。有一位记者怀疑吴佩孚不会支持张内阁，打电报问洛阳，那边的回电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过这种电报。”
倒是黎元洪真心不愿张内阁下台，他声泪俱下地请求吴景濂、王家襄支持这个内阁。张绍曾也表示愿意帮总统的忙，不使政务停顿，每天在私宅处理公文，副署命令，仍然像是一个在职的总理。
张绍曾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张疯子”，说他做事有头无尾，并举早年滦州兵谏一事为例。他宣布辞职后，疯病发作得更厉害，经常喃喃自语地自称为九重天宫的古佛下降人间，当代人物多系他手下的星君托胎转世，但也有妖魔鬼怪下凡作祟，他念动经文，请求仙师赐以神斧斩尽群魔。3月16日，他忽派程克乘专车到天津，迎接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回京复职，又派汽车守候在东车站，等到专车开回时，就把这些阁员迎接到自己的住宅，讨论复职问题。果然，17日这两位保派阁员都服帖地回来了。刘恩源在谈话中首先炫耀自己是保定的“留声机器”（传声筒），保定所提的两道命令如肯发表，当然可以复职。吴毓麟认为今天不必多所讨论，命令发表与否一言可决，我们复职与否也就一言可决。于是张绍曾表示“意见已趋一致”，定于19日全体复职。
闽、粤两省督理问题虽是内阁总辞职的导火线，但是津保政客集团早已决定了“阁员倒阁”的计划，为什么保派阁员又肯跑回北京来复职呢？原来这里面又有一个内幕。在此以前，张绍曾秘密向曹锟表示，对南方针完全一致，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可以发表，曹锟也就应允维持张内阁，电嘱刘、吴两人回京复职。
内阁复职虽已决定，张绍曾究竟觉得发表这两道命令，对自己的面子太不好看，想仿照蔡成勋为江西督理的前例，用参陆办公处的电令发表，而不用总统的命令。这个意见不为保、洛两方面所接受。
19日，张内阁复职后举行国务会议时，吴毓麟首先提议讨论闽、粤两省督理一案。张绍曾说：“我已大彻大悟，今天一定要发表这两道命令。前些日子，我们为了这个问题闹辞职是错误的。”他的话刚说完，以前坚决反对发表这两道命令的两位政学系阁员一致附和，李根源愿意负责疏通总统盖印。原来他们为了保全位置，也不得不扯起顺风旗来。
3月20日，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为军务帮办，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陈炯光、钟景棠为广东陆军第一、第二两师师长，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特派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为军务帮办，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这些命令超过了保、洛两方面所要求的范围，督理以下的任命令都是张绍曾自己加进去的，这是为了更进一步地讨好保、洛两方面，同时用以粉饰这些命令并非出自军阀的胁迫，而是内阁主动地决定的。
这些命令是向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公开挑战，张内阁上台后卖和平统一的野人头，到此原形毕露了。
4月3日，北京政府继续任命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显然具有调动海军进攻广东的意图。同日，任命洪兆麟为洪威将军兼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为广惠护军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这是把一切反对孙中山的势力集中起来，以便总攻广州的具体表现。
但是黎、张两人还像做梦一样，不肯放弃和平统一的进行。除3月27日丁槐以总统特使名义到广州慰问孙中山并拟授为“全国兵工督办”外，4月7日王宠惠又以内阁代表名义携带全体阁员的联名函件南下，劝告孙中山取消大元帅府，或者到北京，或者到上海赞助和平统一。黎还授意金永炎致函湖南省议会议长林支宇，表示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希望湖南也赞助和平统一。
4月15日，张绍曾到保定商谈对孙、对奉等问题，并同意齐燮元所提的召开南京会议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建议。曹、吴本来把黎、张二人所进行的和平统一当作痴人说梦，但是正要利用他们分化南方，所以曹锟对张绍曾的和平建议采取了“姑妄听之”的态度。
王宠惠到上海后，4月11日曾与孙中山代表胡汉民、孙洪伊、徐谦等进行统一问题的谈判。胡等提出北京政府撤销闽、粤两省督理为南北统一的先决条件，孙洪伊还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条件。王宠惠的随员杨天骥电告北京，如欲孙文下台，吴佩孚必须同时解除兵权。报纸把这个电报登出来，徐谦、孙洪伊曾质问王宠惠：“此说从何而来？”
4月16日，沈鸿英果然在吴佩孚的指示下带兵进攻广州。孙中山电令驻沪代表向王宠惠提出严厉质问：“北方阳为言和，阴实迷信武力，且借以懈我之备，言之殊堪痛恨！”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3）
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北京政府于4月21日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式亮为广东陆军第五至第十师师长，企图拉拢陈炯明旧部与沈鸿英合作夹攻广州。孙中山电令驻沪代表，北方如欲言和，应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谈可以终止。当然，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因此这个具体而微的上海南北和会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王宠惠本来想做孙中山与吴佩孚之间的桥梁。孙、吴关系破裂后，4月24日他到广州谒见孙，随即出国到海牙就任国际法庭的审判官去了。
三北京学生发起驱彭运动。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政治性大罢工，直系军阀对罢工工人展开了血腥屠杀
在军阀统治下，法律是用以镇压劳动人民，巩固他们专政的工具，根本谈不到人民权利的一章 。但是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常发生狗咬狗的现象，在这一情况下，法律是为强有力的军阀服务的。即如罗文干一案，仅就受贿部分而论，罪名不能成立，北京检察厅已经决定不予起诉，由于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有罪，法院的裁决书便不敢发表，罗文干又被解往看守所收押。这一事件，引起了当时士大夫之流的普遍不满，帝国主义也指为小国司法制度不良、蹂躏人权的一个证据，并且引为不能废止领事裁判权的借口。
张内阁上台后，1923年1月11日检察厅仍然认为此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并将罗文干、黄体濂二人释放出来。接着，五省直系军阀一致抨击法院裁决不当，通电要求重行处理。而司法总长程克为了讨好军阀，15日公然发表部令，又将罗、黄两人逮捕入狱。
国务会议讨论此案时，由于缺少告发人，想不出一个定案有罪的法律根据来。彭允彝建议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出面为告发人，申请法院复议，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彭自告奋勇起草咨交法院的文件。消息传出来，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彭允彝身为教育总长，不惜逢迎军阀，破坏司法独立，不愿在这样一个卑鄙政客之下供职，即于18日辞职出京。
1月19日，北大学生到公府请愿撤换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