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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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这个意见受到外交团的强烈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田中玉为此到保定向曹锟附耳密语，曹锟才为之释然。原来这是一个明“剿”暗“抚”之计，以此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得过勇士勋章 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之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都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也不讲信用，而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位驰名国际的“勇士”呢！
为了防止政府军劫走外俘，20日匪方将外俘3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来抱犊谷在地形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有大约两英亩的盆地，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峭的山壁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崖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盆地，只能把小牛抱上去饲养长大，因此有“抱犊”这个名称。山顶周围掘有濠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水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3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入定的老僧一样。其中有坐在草垫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5岁至8岁不等，一个个饿得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匪方视同废票。这个消息从报纸上揭露出来，才激起了人道主义者和各方面的忿慨，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可谓毫无心肝。
这3名外俘都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有63岁的英国人斯密司，在外俘中年龄最大，他是患了失眠症到中国来进行“旅行疗养”的。他被悬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通邮”问题已由安特生上山交涉获得解决，他可以取得从山下寄来的安眠药品。不但这样，“通邮”问题解决后，从上海寄到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不折不扣地交给了他们。外俘还有言论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就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外俘押解到巢云观的时候，叫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也照样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之内回来，并派匪兵两人为随。鲍威尔携带匪方所提的三个条件：一、发给六个月的军饷；二、收编一万人；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官方拒绝了这些条件，鲍威尔遵守誓约回山。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飞行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一、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收编以二旅为限。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先释放外俘2/3；二、收编以有枪者为限（估计约一团人）。31日，匪方将山顶外俘三人仍然移回山下，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司。斯密司发表了一篇通信，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当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以后虽以一百万元为赌，他也不愿再有这种经验了。他的行程本来还要到东三省，当他听得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就匆匆收拾行囊，结束了“旅行治疗”，回到英国去了。
官方继续派飞机绕山飞行示威，一面派徐海镇守使陈调元上山主持收编事宜。匪方对这位会打“哈哈”的大个子大表欢迎。官方先送来军服2000套，并运到粮食接济匪军。田中玉看见问题接近解决，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在此以前，外交团议决由驻华使馆各国武官组织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护路情况，北京政府允其自由来往，并由有关人员予以协助。6月1日武官团来到枣庄时，郑士琦没有到站迎接，他们大发雷霆，拒绝去赴招待他们的宴会，郑陪了许多不是，他们才大模大样地参加了这个宴会。他们叫中国军官带路，乘马侦察阵地，其实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外俘已经陆续被释放，可是这批洋武官们竟像主人对待奴仆一样，对中国军官极尽颐指气使之能事。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与郑士琦成立和平条约，当天陈又陪同他上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者不足1200人。匪巢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其有不愿入伍者，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6月12日，最后一批外俘8名全部得释，13日全部回到上海。他们在山上一共做了37天的噩梦。
这批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以孙美瑶为旅长，周天松、郭其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其防地。以前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而外交团也要惩办山东负责长官，因此何锋钰受到革职查办处分（6月25日）。孙美瑶干了一场名闻世界的事，只做了6个月的旅长，后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当场把他打死了（12月19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三章 直系军阀驱逐黎元洪的恶剧（1）
一保派“政治逐黎”的办法。刘恩源信口开河引起烦恼。阁员狗咬狗的丑剧。制宪经费与崇文门监督两案的内幕。张绍曾内阁又一次提出总辞职
以前曹锟派保派分子在北京拉拢议员，组织“俱乐部”10多起，每省议员都指定一人为“主任”，按月发给津贴，其目的在于策动先选举后制宪，或者边制宪边选举，即采取“宪法分期公布”的办法，先制定“总统选举法”予以公布，并立即据以进行总统的选举。黎元洪方面，则以延长众议院任期讨好国会，并由政学系分子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等组织“宪政会”为促进制宪的枢纽，拟在宪法内加入“现役军人不得当选为总统”一条，同时解释黎的任期应从袁世凯宣布旧约法失效的日期算起，此后即认为是“民国中断”时期，冯国璋代理总统在法律上没有根据，黎的任期应至民国十四年九月止。以上说明，一个迫不及待要上台，一个坚决不下台，黎、曹之间已经走到无法调和的阶段了。
保派政客有“军事逐黎”和“政治逐黎”的两个办法。“军事逐黎”是找一个孙传芳之流首先发难，各省直系军阀一致响应，用以前逐徐的办法把黎轰下台去。“政治逐黎”是在国会中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或者通过总统辞职案，使黎不得不走。曹锟主张先唱文戏，后唱武戏。1923年4、5月间，曹锟补发了停发一个时期的议员津贴，因此国会中关于总统任期的提案，一时有20余起之多。
以前黎的辞职咨文，是说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后，紧接着发生复辟政变，本人一直没有正式辞职，现在国会复会，应该补行辞职以完成法律手续。当时国会退回了这个咨文，认为大总统是由总统选举会直接选出的，国会未便接受此项咨文加以讨论。随后黎又补送一道咨文说，总统选举会就是由国会产生的，俟国会议员人数达到2/3以上时，仍请定期公决。其实，黎的目的并不是要完成什么法律手续，而是企图国会否决总统辞职，因而取得合法总统的地位。可是事隔多日，受曹锟收买的议员却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准许辞职的办法叫黎下台。根据议员范樵、吴莲炬的解释，黎的任期应当从洪宪改元的一天算起，到袁世凯死亡的一天为止，一共只有160天，而黎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十一日复职，到现在已有300多天，应当自动退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但是这出文戏唱起来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国会中还有不受收买的一群和拥黎的政学系议员，而张绍曾内阁与黎逐步一致，主张先宪后选，因此保派政客决定采取“阁员倒阁”的办法，由保派阁员高凌霨、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造成北京的无政府状态，然后由军警直接向总统索饷，把黎逼走。
4月2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率领团长以上军官85人，分乘汽车35辆驰至退思堂，向张绍曾、刘恩源请愿立即发饷100余万元以安军心。刘恩源说了一句“我就辞职不干”的话，冯即悻悻地说：“你辞职不干我们的事，就是死在此地，我们也还是要钱。”张绍曾答应尽力设法。一个旅长说：“我们患的是猩红热，你们不要拿医治肺痨病的方法来对付我们。”讲来讲去，内阁承认5月上旬分作三批发付一个月的军饷140万，由军官代表到财政部领到支票三张，才分途散去。
27日，刘恩源向汇丰银行大班希烈提议，拟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向四国银行团借款5亿元，先付垫款3000万元以解目前燃眉之急。希烈虽然肚子里觉得好笑，但是面子上照例地要说一句“转达各国银行团，并向本国请示”的话。刘恩源据以发表借款有望的消息，以炫耀自己的本领。当天就有参谋部部员40余人到刘宅讨索两年以上的欠薪，刘在张绍曾家议事未归，张叫宪兵司令车庆云到刘家劝令解散。这位司令大打官腔说：“你们应当解散，否则就是扰乱秩序。扰乱秩序就要枪毙。”此言一出，引起大家的公愤，请将全体40余人一齐执行枪毙。车司令看见硬来不行，又换上了一副笑脸，说什么“自己人闹着玩儿的”，部员们因为时已晚，只得悻悻而散。第二天，参谋部次长蒋雁行带领会计科长到国务院，一面索饷，一面大兴问罪之师，张绍曾又向他们赔了许多的不是。30日，参谋总长张怀芝也跑来，满面怒容地质问总理有何权力枪毙部员，张绍曾赌咒发誓不承认说过枪毙的话，并叫车庆云到参谋部道歉了事。
军警长官冯玉祥等5人，曾到公府陈诉北京军警的困苦情形。冯说，有些警察下班后拉洋车维持生活。有人揭发刘恩源克扣军饷公开贪污的实证：高在田（团长）领到军饷1万元，却开了5万元的收据；龙济光领到2万元，开了11万元的收据。黎元洪也谈及公府指挥使徐邦杰领到1万元，刘向他索取回扣4000元的一件事。冯说，既然这样不好，应当依法办罪。黎默然不置可否。随后，吴景濂也到公府来向黎声明，借款必须提交国会同意，否则就是违法。其实，刘恩源信口开河说了一句“借款有望”的话，这笔借款根本是空中楼阁，却引起了狗抢骨头的一场活剧，国会也想从中捞一票，吓得刘躲躲藏藏不敢露面。张绍曾因为财政破产打算辞职，据说他要找一位名手写这篇辞职呈文，却还没有找得到呢。
这时，中国驻欧十国公使、领事，因为11个月的经费没有领到，准备下旗回国。因此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不敢就职，代理部务的次长沈瑞麟也辞职不到部，外交部成为一个无人负责的机关。
5月1日，国务会议开到中午，大家共进午餐。吴毓麟要到天津祝靳（云鹏）母的寿，他问院秘书长吕均有无议案尚待讨论，吕均答以“没有”。3日，吴回到北京参加国务会议时，质问张绍曾说，前天国务会议已经开完，怎么又发表张会卿为塞北关监督的命令。刘恩源抢先回答说：“这是财政部主管的事，交通总长可以不管。”吴指着刘的鼻子破口大骂：“放屁！国务会议取决于多数，并不取决于主管部门。我退席后，当天的出席阁员就不足一半，不能继续开会。我又问过吕均，已无议案讨论了，为什么却又鬼鬼祟祟地讨论起来！张会卿这个小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张绍曾苦笑着说：“二爷，不要乱骂人，张会卿是家叔呀。”这句话引起了吴的更大火气，拍案大骂：“不管是你的爹，是你的叔叔，违法的事情一定要办罪！”又回过脸来再指着刘的鼻子骂道：“我问你，这个缺卖了多少钱？你花了八万五千元买进方家园桂公府的大房子，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这时，刘实在受不了，便也怒发冲冠地骂道：“你卖铁路局长、电报局长的缺，难道我不知道！”于是这两位阁员揪做一团打起架来，张绍曾左面一揖右面一拱劝他们不要闹下去，他们哪里肯听，吴毓麟气呼呼地大声叫嚷：“我们见总统去！”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三章 直系军阀驱逐黎元洪的恶剧（2）
这幕恶剧，看起来所争的只是违法通过任命官吏的问题，其实里面含有倒阁和私人报复的双重作用。塞北关这个缺每年有10万元的“外快”，张绍曾本来是要派他的兄弟张绍程去发这笔财的，但又害怕引起物议，才派张会卿顶一个虚名，好处仍然落在张绍程的手里。吴毓麟大动肝火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推荐他的私人唐小亭充当这个差事，被刘恩源拒绝，因此借题发挥地演出了这幕狗咬狗的恶剧。此外还有“阁员倒阁”的一种作用。事后张绍曾归罪吕均应付不当，这个决议作为无效，因此吕均愤而辞职，由司法次长薛笃弼兼代院秘书长。同时还发生另一任命官吏的违法案件：农商总长李根源提议任命前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为实业专使，这是一个简任职，而发表命令时却改为特派职（特任级），高凌霨、吴毓麟、程克联名提出质问，张绍曾也将这个决议取消了。
5月5日举行国务会议时，保派三阁员都用不出席的手段来拆内阁的台。5月8日，阁员出席国务会议的只有李根源一人。同一天，刘恩源因为10日到期的支票无法兑现，害怕军警前来包围，化装乘坐三等客车逃往天津。9日，张绍曾为了避免军警纠缠，想躲到西山大悲寺念经，祷求仙佛赐以神斧，扫荡人间的妖魔鬼怪，不料刚走出西直门就被军警拦阻，只好折回本宅。他的父亲跑进城来痛骂他名誉扫地，有玷家声，逼着他辞职下乡，他又借口“忠孝不能两全”，拒绝提出辞呈。
13日，刘恩源辞职照准，以张英华继任财政总长。刘下台时还发表通电，说了一些“从政20年，素严操履”的鬼话。
这个时候，张内阁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绝路了，可是他和黎元洪一样抱有不下台的决心，因此又有新的问题发生。原来众议院议员任期即将届满，而制宪会议经常流会，宪法完成遥遥无期，因此国会议决议员出席宪法会议者每次给以出席费20元，缺席者每次扣除岁费20元，无故缺席两次者除名，因故请假者须有五人证明。同时修改国会组织法，出席宪法的法定人数由两院议员总数各2/3改为3/5，表决人数由出席人数3/4改为3/5。两院议长请黎指拨此项制宪经费，黎召集张绍曾及两院议长、财政次长杨寿ND441、税务督办孙宝琦等讨论，决定在海关建筑经费项下借拨120万元，分作4个月，每月借拨30万元，指定17万元为制宪经费，13万元为驻外使领经费，由总统“谕”令税务处转知税务司照拨。这本来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可是曹锟怀疑黎假公济私，联络议员，以利于下届总统的竞选。此时保派阁员又已改变方针，仍然出席国务会议，以便从内部找岔子进行倒阁运动。5月2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吴毓麟提出质问，制宪经费案未提交国务会议，违反责任内阁制，应予以否认。高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