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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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集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拆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300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转移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集中上海而不在天津了。1923年7月14日，到沪议员约200人举行移沪集会仪式，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但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国会。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因争夺上海地盘而久已互相仇视。卢反对直系的态度日益露骨，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指使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问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此外，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 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福建内部也有臧致平等属于皖系的军事力量，孙传芳受到牵制，一时不能发动。同一时期，帝国主义一方面禁止中国人在上海租界内举行政治集会，从实际上帮助直系军阀，限制了反直各派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的各项活动；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全上海这个经济侵略基地，反对江浙战争。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警告北京政府，如果江浙发生战争，他们就要采取必要手段来保护侨民，所谓必要手段就是调集军舰，派兵登陆，实行对上海的军事占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齐燮元进攻浙沪的计划受到顿挫，王承斌于7月27日通电否认带兵南下。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于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的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ND326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幻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同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治气氛。黎经常接到到沪议员催促他南下的电报，署名者往往达数百人之多（其实是虚张声势，不少名字是由别人代签的）。当他接到褚辅成、刘楚湘等催促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应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双十节（10月10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须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告成，生米煮成熟饭，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又使黎大为兴奋，因为卢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了。9月8日，他佯称看病乘汽车到日本人所办的东亚医院，再由医院溜出来，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上了日本轮船铁城丸，住在船长室内。这一切都是安福系政客王印川代他布置的，共用去旅费和保险费36万元。同行者有庄景珂、陈宦和日本“医生”两人。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12日，到沪议员90余人在湖北会馆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楼上设有总统休息室，黎准备前往出席。有人告以总统按照法律不能出席国会议员的谈话会，而且当天出席者以国民党议员为最多，恐有挺撞之处，黎才不去出席。果然张继在谈话会上发言：“黎元洪乃是第一叛徒，我们决不应当承认这个谋叛总统。现在中华民国已无元首，楼上所设大总统席位可以撤去。”当天的谈话会决定于9月22日召开正式会议。
同一天，黎在寓所召集广东代表汪精卫、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ND446、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举行会议。黎首先说明目前有组织政府的必要，因为“拆台必须搭台”，现在少川（唐绍仪）已经同意组阁，希望各省予以赞助。接着汪精卫发言，对于黎的人格表示敬佩，但不支持他在上海组织政府。而各省代表也都表示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须请示本省长官后才能回答。大家这样一说，黎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3）
黎到上海后，江浙绅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纷纷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内从事“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同盟”认为黎到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轻重；卢永祥在致齐燮元的电报中，强调尊重江浙和平公约，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到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静自处，杜门谢客”；自称为黎的“故人”的孙发绪，有电报呼黎为“先生”，劝他到海宁去观潮。9月13日，何丰林出了一张布告说，“倘有破坏治安、扰乱秩序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个布告显然是对黎而发的。
13日晚间，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登门来访，问黎为什么要突然来到上海。黎说：“卢永祥有电报欢迎我，来得并不突然。”刘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才如梦初醒地想到这个电报是安福系所伪造的。黎不禁失声而呼：“我上了当了。”
黎动身南下前，曾派韩玉辰到奉天、吴厚斋到云南进行联络。张作霖、唐继尧虽然都有回信来，恭顺地称他为大总统，但是一个不肯接受“讨逆副司令”，一个也不以组织政府为然，到此黎陷于非常狼狈的境地。13日以后，除章 太炎、唐绍仪外，黎拒绝接见任何来宾，表示本人不久将出国旅行。此时北京政府准备向法国公使交涉，禁止黎在上海法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唐绍仪也不同意组织内阁了，并表示不赞成在上海组织政府，还说他是赞成联省自治的。
9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参加会议者一致认为，黎在沪企图组织政府并非解决时局的办法，决定不予以支持。
黎的组府计划失败后，9月18日上海忽然出现了一个从事南北和平运动的“香港巨绅”何东爵士，建议召开南北各领袖的联席会议，并邀请外交团代表列席这个会议，保证停战议和。他在上海各报发表了孙、黎、段、张、卢等人赞成这一建议的回电、回信，因此这个怪人顿然名噪一时。不久戏法戳穿，原来这位英国籍的香港绅士是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前来兴风作浪的。
11月1日，黎又一次邀请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谈话，宣布他不久到日本别府去养病。11月8日，他乘高丽丸东渡。到1924年5月11日，他又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三大选活动逐步展开，曹锟当选“总统”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3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3个月。随后山东省长熊炳琦（原任曹锟的参谋长）到北京主持大选问题，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300元，而在京议员出席宪法会议有出席费，出席常会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600元到手，因此吴景濂收买议员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直系已有可能收回自己“先宪后选”的诺言而代之以“先选后宪”了。
1923年8月24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100元，自27日起实行。此案在出席者152人中以77人的同意得以成立。8月29日，摄政内阁正式备文催促国会选举总统。于是反对派议员彭养光、韩玉辰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控告吴景濂、张弧、熊炳琦、王毓芝、刘梦庚公然对议员进行变相行贿，离京议员也纷纷通电揭穿这个黑幕。但是，截至8月底止，离京议员已减少为385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北京派去作内线的破坏分子，也有奔走津浦道上三面领款的投机分子，拆台派的阵容越来越涣散了。
9月2日，山东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酒署督办王毓芝、京兆尹刘梦庚、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联名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设宴招待议员，熊炳琦公开提出大选问题。此时已经不是什么“先宪后选”的问题，而是“先付后选”的问题：保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保派不付款。票价早已规定每张5000元，有人建议先付三成即1500元，保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总统选举会的出席人数须有583人以上）。有些“大议员”要求在普通票价外另给特别报酬，有的不愿得钱而愿得官。当天协商的结果，决定先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测验出席人数，但是先付后选和争多论少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自从政变发生以来，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有三个多月都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未开成。一直到9月7日，众议院常会因出席者有302人得以召开，首先通过了议员王茂材所提的众议院议员任期延长案。众议院议员的任期本来到10月10日届满，现在规定为“应俟下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完成，依法开会前一日解除之”。
9月8日，保派规定大选出席费另加200元，带病出席者外加医药费200元。但因条件还有距离，当天的总统选举预备会没有开成。
9月10日，继续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出席者431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436人，会议得以开成，议决于12日正式举行总统的选举。被冒签的议员和众议院秘书孙曜都有通电揭破吴景濂冒签名单的黑幕。
9月11日晚间，摄政内阁阁员与熊炳琦、刘梦庚、王毓芝、边守靖等又在外交大楼联名欢宴两院议员，并提高大选出席费为500元。12日为正式选举之期，直系出动大批军警宪兵在众议院门前张架棚帐，并派便衣侦探分布东、西车站阻挡议员出京，同时警察传知市民悬挂国旗，庆祝新总统的诞生。但因冒签名单问题引起争吵，大家一哄而散。
这个时候，保定传下话来，“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由于津、保政客办事不得力，于是直隶省长王承斌于9月14日来到北京，向议员们提出了进行大选和公布宪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且决定在选举前发给每票5000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票兑现。这样就解决了先付后选和先选后付的争端。可是不少议员怀疑直系在银行中并无存款，王承斌请他们派人到天津直隶省银行查明无误后，他们又担心直系势力下的地方银行将来会拒绝付款，要求将这笔贿款移存外国银行。
9月23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汇报在京议员已有600人以上。9月30日，高凌霨、吴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王毓芝联名致函国会议员称，“大政不宜久摄，元首岂可久悬”。至此，大选问题由于人款两足而有水到渠成之势，于是张作霖、卢永祥、何丰林、林建章 和西南各省军阀唐继尧、熊克武、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全国学联、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和各省公法团等，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丑剧。
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每张为5000元。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孝记（王承斌字孝伯）、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的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以边守靖所办的大有银行为最多。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 才能付款。除普通票价外，还有一万元到一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一直到这个时候，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还存在互不信任的心理，有些议员怀疑总统选出后，直系翻脸不认账，他们打不起臭官司来。大多数议员则认为曹锟当选后，还须继续利用国会为其政治工具，不会恶劣到行骗赖账的地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4）
直系公开贿选总统，摄政内阁公开进行交易，直隶、山东两位省长公开到北京来替曹家办事，一时铜臭熏天，通国皆知，可是还缺少实人实证。10月4日，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的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这个证据是大有银行的支票5000元，上面未填日期，签名者为洁记，并盖有“三立斋”图记，背面注有一个“邵”字。证件发表后，直系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可抵赖，而他们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先将眷属送出北京，随后本人也到天津转道往上海避难去了。
10月4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551人，因此四个月来流会达44次的宪法会议得以召开。出席议员要求摄政内阁公布众议院任期延长案，当然可以办到。吴景濂将宪法草案地方制度章 自第二条以下各条提付表决，通过了二读会，国权章 也交二读会讨论。当天选举总统会发出通告，定于次日上午10时选举总统。
4日晚间，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活动，门前停放汽车达几百辆之多。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国饭店设立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最后每人的代价高达8000元，共计收买了40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在最后一个回合中失败了。在这40人当中，还发现有两面拿钱的。
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了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梭巡。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能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人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旁听席限制很严，必须取得议员的介绍证件，并规定入席后不得擅行退出。这些情况，分明是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战时紧急状态，哪里像个选举总统的庄严会场！
选举会主席吴景濂于上午8时半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