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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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会主席吴景濂于上午8时半到院，立刻吩咐秘书查点到会人数。因签到者不多，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足法定人数，何时开会。甘石桥大选机关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上午11时40分，签到者还不过400多人，吴景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便又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4时唱票完毕，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孙中山也有18票。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五千元”各1票，“三立斋”3票。
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以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
总统选出后，总统选举会赶办公文通知摄政内阁，内阁赶派专车迎接“新总统”来京就职。议员到保定恭祝“老帅”当选者竟占两院人数的3/5左右。
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10月8日续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十三章 141条全部获得通过，即于10月10日上午11时由众议院予以公布。十年来经过无数波折没有完成的宪法，在10月4日至8日的5天之内，随着贿选总统而开快车完成了。
曹锟于10月10日到北京就职。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卢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上海、杭州、芜湖等处市民举行反曹示威大游行，安庆和杭州都发生了市民捣毁贿选议员住宅的事件。各省团体纷纷调查本省参加贿选的议员名单，予以公布。
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四外交团提出临城劫案的责任问题。帝国主义“护路”、“护航”的叫嚣
曹锟当上总统后，首先顾虑到各国公使是否前来庆贺新总统就职。这个问题本来无足轻重，可是在军阀眼中看来，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帝国主义各国公使不肯前来道贺，就是表示不承认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就将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因而站不住脚。当时各国公使故意地提出惩办临城劫案负责长官为庆贺新总统就职的先决条件。曹锟未尝不感觉到接受这样一个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条件，对他的面子很不光彩，而且山东督军田中玉是他的把兄弟，自己刚上台，首先拿把兄弟开刀，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但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与支持，他就不能顾及自己的面子和把兄弟的交情了。其实，临城劫案的真正责任者就是帝国主义者自身，它们当然避而不谈，而在劫案发生的时候，身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也应是此案的责任者，外交团仅仅要求惩办山东督军，已经是给了曹锟的面子了。
曹锟把田中玉叫到北京来，并派高凌霨劝他自动辞职以全体面。192310月13日，北京外交部将惩办临城案负责长官、山东督军田中玉的一件事情照会外交团。同日，总统府发出请帖定于15日招待各国公使。15日，曹锟下令准许田中玉辞职，并裁撤山东督军一职，派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另下命令提升荫昌、刘冠雄、张怀芝、田中玉、马联甲五人为上将军。在此以前，曹锟本已内定调任王承斌为山东督军，忽然接到驻鲁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及鲁军将领联名反对因外力干涉而更换督军的电报，曹锟知道郑士琦自己要做督军，如果不能坐升，就会称兵反抗，而如果山东发生事变，又可能会引起皖奉各系的军事联合行动。当时直系政权还不稳固，为了避免战争和迅速解决外交团庆贺总统的问题，曹锟不得已改派这个皖系军阀坐升山东督军。改督军之名为“督理”，本来是黎元洪废督不成用以解嘲的一套鸵鸟政策，曹锟也就人云亦云地把这个政策继承下来。提升田中玉为上将军是给以下台的体面，另外又提升四个人则是请出来的陪客，用以遮掩外力干涉的痕迹。
10月15日，各国公使虽然应约前来庆贺，可是他们对曹锟所耍的这套把戏深为不满。16日，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国质问外交部：一、在外交部照会上明明说是惩办山东督军，但在总统命令上却又说成是批准辞职；二、升授田中玉为上将军，不是惩办而是奖励；三、河南督理张福来报称已救出被匪掳去的英国女教士2人，查无其事。以上三件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对外毫无信义，因此限于48小时之内撤销授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待中国政府的态度。这样一来，外交总长顾维钧处境非常尴尬，只得表示辞职。曹锟安慰他说：“少川不要灰心，要不干咱们大家一起不干！”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5）
17日，曹锟派蔡廷干分访各国公使，解释“上将军”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给名义下台是中国官场上的传统习惯。各国公使都不满意这种解释。美国公使说：“美国自开国以来只发表过五员上将，而上次欧洲大战也只有潘兴将军一人得授上将。”法国公使说：“欧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法国政府只授给霞飞、福煦两人为上将。”洋大人既然不点头，事情就更难办了。于是高凌霨出了两个主意：一、向外交团声明，上将军命令决定在前，免职命令决定在后，两道命令同时发表是印铸局手续上发生错误，可以更正；二、如果这个说法蒙混不了外国人，不妨另作更正说，升授上将军的是田文烈而非田中玉，是缮稿人写错了。不料这两个主意还未使出来，就被各国公使打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却又嗤之以鼻：“中国政府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假的，我们一定不能答应它。”
最后，曹锟只得自己出马劝田中玉自动辞去上将军，以免政府为难。田气愤地说：“临城案的最高责任者不是我呀，为什么单单拿我开刀！现在各省督军哪个肯服从中央，只有我服从，就受到惩罚，以后谁敢服从中央！”曹锟央求着说：“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田听了这句话，他的气就更大了：“总统也要给我点面子呀！”他一怒而走天津，并且声言要讨回他所报效的贿选经费40万元，因此事情更弄糟了。
这是曹锟上台后的“打泡戏”，这副媚外辱国的可怜相，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鄙视和唾骂。幸而外交团还要利用这个傀儡工具，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不了了之。
临城案发生后，帝国主义乘机叫嚣采取军事行动来共管中国。驻华英国商会和美国人协会建议取消华盛顿会议许给中国的一些“甜头”，加派军队来华，首先将中国铁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上海外侨怂恿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商人政府”，并且伪造全国商联赞成这个计划的文件，在报纸上大肆鼓吹。英国政府向有关各国交换关于保护在华侨民的意见，并训令驻华公使草拟所谓“护路案”，建议成立一个护路机关，这个机关设华人总办一员摆摆样子，其一切实权操于洋会办之手，各路局会计师和训练路警的教官也要由外国人担任，所有经费却要路局开支。这个草案经过外交团所组织的“护路委员会”讨论多次，由于各国利害不一致，一再进行修改，最后决定催促北京政府成立一个护路行政局，设洋会办一人，洋会计员5人，洋调查员10人，在10年内非经外交团同意，这一机关不得撤销。以上消息传出后，北京学联致函领袖公使符礼德，各省团体也纷纷发出通电，一致表示反对。
帝国主义把中国描绘成为一个内战不停、土匪充斥的腐败国家，声称中国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才能促进中国统一，恢复全国秩序。其实，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内战的策动者，它们在中国推销剩余军火，并在物质上、精神上援助投靠自己的军阀，企图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它们在中国问题上却又存在矛盾和斗争，中国内战不停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和制造内战，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城乡的生产力，使得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这又是全国遍地皆“匪”的根本原因。当时“匪”患最炽的地方，正是农业生产水平最低和农村破产的鲁南、豫西一带。雄据洛阳的直系大将吴佩孚，醉心于武力统一政策，他不可能也无意于集中兵力来消灭在他肘腋之下的“土匪”，只是采取一面收编一面推出门的办法，以求相安无事，因此河南“土匪”时附时叛，都不把这位“常胜将军”放在眼下。由于外交团的压力，吴佩孚不得不派兵进剿掳去英国女教士的范明新。不料同一时期，被吴收编的张国信（即张庆，绰号“老洋人”）因为拒绝调动，所部忽然哗变，6月中旬由鹿邑、柘城西窜鲁山与范明新一股会合，当他们越过京汉路（官亭站）的时候，一度引起火车不通（6月23日）。一个自命为武力足以统一全国的大军阀，在“土匪”的面前表现得这样张皇失措，说明直系军阀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而帝国主义却又借口河南“土匪”绑架外侨和破坏京汉交通，把护路问题推进到一个更紧张的阶段护路、护航两案引起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帝国主义才不敢坚持下去。后来北京政府派唐在礼为督办铁路警备事务处长，唐不愿受交通部的管辖，迟未就职。11月22日改称路警督办，归国务院直辖，这就是因帝国主义建议而成立的护路机关。。
同一时期，帝国主义借口西南各省内战影响外侨安全和外轮通航，提出武装护航的另一问题。10月中旬，湖南谭、赵两军隔江炮战，驻湘各国领事馆大多设于湘江东岸，因此各国公使纷纷提出抗议。从7月到12月，四川第一、第二两军在长江沿岸进行重庆的争夺战，以致外国轮船不能顺利通航。于是美国政府命令驻华公使舒尔曼与英、法、日三国公使讨论长江护航案，并拟邀请有关各国讨论中国内战问题，准备用炮舰政策来保护它们的内河通航。意大利公使也要求派舰加入护航。他们曾经决定护航队遇有中国兵“匪”时，可以向之直接开火。美国海军部还列入一笔预算，拟建造特式巡江舰5艘以供长江护航之用。以上说明，美国政府在干涉中国问题上不是采取以前的“笑面虎”态度，而是赤裸裸地摆出了一副狰狞面目。10月15日起在上海召开的美国在华商会联席会议，公开要求他们的政府同意各国所提的共管中国铁路的建议，反对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主张加派海陆军来华镇压。至此，美国资本家也就抛弃其对华亲善的假面具，而与美国政府一样露出吃人野兽的本来面目了。
五法国威胁北京政府承认金法郎案。八国公使拒绝召开关税预备会议。中苏协定成立曹锟上台前，帝国主义早已成立四国银行团作为对华投资的联合机构，但须中国统一实现才肯借款给北京政府。当然，帝国主义不会关心中国统一，这是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它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暂时地获得缓和，希望中国有一个能够更好地为它们的共同利益服务的政府，以利于执行其资本输出和共管中国的恶毒阴谋。四国银行团就是准备执行这个阴谋的联合机构。
帝国主义一贯仇视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仅仅承认北京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它们所希望的中国统一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以衰朽力量消灭革命力量。这种统一，以前北京政府采取武力政策从来没有办到过，帝国主义教导他们改用和平欺骗的方法来进行，当然也是办不到的。这个时期，不但南北不能统一，北方本身也不能统一。而在北京政府所统治的地区内，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日益增长，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京政府成了帝国主义手中的一个无用工具，这就是帝国主义企图采取直接行动，加强军事镇压，并将共管中国推进到露骨化的根本原因。
北京政府从来就是指望帝国主义给以财政支援，指望大借外债以供军阀政客们朋比分肥和发动大规模内战之用的。由于对内统一无望，对外借款不能到手，曹锟上台后，北京政府面临着财政破产的严重危机。在此以前，法国曾提出所谓金法郎案，要求中国按照金价偿还法国的庚子赔款，由于这个问题未解决，法国便拒绝批准九国公约，并扣留盐余达300余万元以要挟北京政府（从1923年5月到10月）。曹锟上台后，不仅急于要收回法国所扣留的盐余，而且希望法国迅速批准九国公约，以便邀请有关各国在北京举行特别关税会议，实现二五加税，使北京政府能够增加一笔收入。他借口此案已由前任外交总长同意，成案不可推翻，拟再提请国会复议予以通过。
关于金法郎案，法国政府对中国驻法公使陈录百般威吓，声称如不迅速予以承认，法国不但拒绝批准九国公约，还将考虑变更对待北京政府的态度。法国公使傅乐猷经常到外交部大吵大闹，准备命令现已改归法国管辖的道胜银行和法国汇理银行一道扣留盐余，并拟联合有关各国扣留全部盐余。北京政府曾经下令取消汇理银行保管盐余的权力，改由汇丰、道胜、正金三家银行合并保管，这道命令却被帝国主义所掌握的盐务稽核所拒绝接受，无法执行。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6）
兹将金法郎案交涉过程，缕述如下：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一两白银。
签约时，白银与各国货币的原有比价，其中海关银一两等于375法郎。不久银价不断下跌，如按银价付款，当不足当时折合的外币总数。若按当时折合的外币数付款，如果银价不回升，那么等39年赔款付清时，中国实际付出的白银远不止45亿两。
1905年7月2日，中国与侵略者就庚子赔款偿付方法的换文，提出了三种付款方法，供他们选择：按伦敦银价，用银付还；用期票付还；用电汇付还。当时法、英、美、比、意、荷等国，择定按各国本国货币用电汇付款，并表示在付清赔款之前，不更改付款方式。
1917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协约国同意中国缓付庚款。尔后德奥战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此三国庚款均告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