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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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协约国同意中国缓付庚款。尔后德奥战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此三国庚款均告取消。
欧战后，法国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法郎暴跌，纸币一法郎只值现金1/3。法郎贬值是法国内部的事，与中国渺不相涉。按1905年换文规定之汇兑法，中国用较少的银两，即足偿付法国之庚款。但是，侵略成性的法帝国主义，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就以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炮制了所谓金法郎案。原来，1912年成立的中法实业银行，名义上由中、法合办，实际上是法国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金融机构。中国少数为虎作伥的官僚买办，如王克敏、周自齐等，也在该行存有巨款。1921年7月，因法郎暴跌，该行之巴黎总行以及京、津、沪、汉和香港分行，先后倒闭。
法国步美国后尘提出放弃庚款后，1922年1月11日，北京政府派王克敏赴法，交涉退款用途。是年7月，中、法签订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的协定，法国又指定退还之庚款，大部分用之于改组该行，小部分用之于教育、慈善等事业。由于法帝国主义与中国官僚买办相互勾结，恢复该行与退还庚款这两件本来无关的事情，就纠缠在一起了。
法国乘向中国发出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照会之机，偷换概念，将庚款之法郎说成是金法郎。法国根本没有金法郎这种货币。如果照金法郎偿付，中国将损失关银6200多万两。紧随法国之后，美、比、意等国也向中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消息传出，举国一致反对法国的无理要求，北京政府迫于舆论，遂于12月26日据理驳复美、法、比等国。
1923年2月7日，法使傅乐猷到财政、外交两部交涉，继续要求按金法郎偿付庚款，并限中国于2月10日前答复，否则将取消中法实业银行协定。内阁总理张绍曾大为惊慌。9日，内阁通过此案。10日，新任外长黄郛1923年2月3日，原外长施肇基免职，同日令黄郛署理。照会法使傅乐猷，承认以金法郎偿付庚款。27日，英、法、美、比、意、荷、日、西八国公使，联名照会外交部，要求各国赔款一律按硬金计算。
张内阁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此时，津、保政客正在布置政变倒黎，在他们的策动下，国会于2月13日咨达北京政府，此案在未经提交国会审议以前，不能认为有效，并致电法国国会否认此案。5月9日，张绍曾内阁将此案提交国会，未获解决。6月13日倒黎政变发生后，津、保政客推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却又打算承认金法郎案，以便张罗贿选经费。以上情况说明，津、保政客以前反对金法郎案，不过是借题发挥，用以打击其政敌，后来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便又“出尔反尔”了。
1923年11月5日，法、比、荷、西、日、英、美七国公使联合照会外交部，催促以金法郎偿付法国赔款。10日，法、葡两国公使又联合要挟北京政府，限于13日以前承认此案。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压力下，12日曹锟又一次任命与金法郎案有密切关系的王克敏为财政总长以代张弧由于全国各方面一致反对金法郎案，顾维钧不敢签字，8月14日王克敏辞去财政总长。10月3日此案被众议院否决。，打算用“飞过海”的办法秘密承认此案，不再提交国会审议。金法郎案秘密谈判的消息流传不久，汇理银行忽将所扣盐余交还了一部分，人们不难看出：法国公使与北京政府之间似乎已经取得默契，此案将以承认而告解决。这个时候，国会议长吴景濂因为争夺内阁总理，与高凌霨（曹锟于10月12日派高代理内阁总理）发生了严重冲突，而国会议员也因曹锟对他们采取了过河拆桥的态度，甚至求一见而不可得，大家愤愤不平，因此利用金法郎案打击高代阁，纷纷提出质问。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争吵，并且由于全国人民和“反直同盟”再接再厉地发出反对的呼声，12月28日，北京政府被迫将驳斥金法郎案的照会分致有关各国。照会大意说，根据辛丑和约第六项，“用金”系指金币而非生金，不得视为金款债务。双方既经协定以电汇为付款办法，则汇兑率之涨落，虽暂时与此国或彼国有所不利，在实际上究不能视为舍去该国货币而改付现金之理由。且付款十余年来，金银兑价时有涨落，各国逐年按月收受各该国国币所规定之数目，并无异议，对于法国自未便破例办理。
1924年2月4日，代理领袖公使、荷兰公使建议将此案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公判，法国公使对此坚决反对。8日，八国公使根据法国公使所拟文稿，联合提出驳复外交部的照会。3月1日，法国公使单独提出更强硬的照会，竟以下旗回国恫吓北京政府。美、荷两国公使做好做歹地劝告顾维钧迅速承认金法郎案，以免引起国际纠纷，对中国有所不利。在这些情况下，曹锟一面打密电指使各省直系军阀通电赞成承认金法郎案为北京政府撑腰，一面打算又一次收买国会议员通过此案。但是，各省直系军阀慑于人民的巨大力量，都不肯代人受过，曹锟也就不敢一意孤行。5月16日，有人送木匣礼物给顾维钧，里面装置炸弹，开匣时炸弹爆炸，当场死伤数人。从此北京当权人物再也没有人敢于出面来主张承认金法郎案了。
前面说过，由于法国拒绝批准九国公约，特别关税会议无法召开。此时各国不仅不肯提供借款，反向北京政府讨索到期外债，截至1923年10月止，各国扣留关余已达1000万元以上（用以偿还到期借款），加以各省军阀气势汹汹地讨索欠饷，逼得北京政府走投无路。1924年3月10日，北京政府终于不得不向八国公使提出照会：“根据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原定俟该约施行后三个月内，由中国政府择定地点，定期召集特别关税会议，议定撤除厘金，增加二五附加税，各种奢侈品亦均增加税率。至今已届两载，各签约国尚未完全批准该约，以致特别会议不能如期召集，中国财政上种种计划无法进行。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提议先行召集预备会议，为将来特别会议之准备。”此项建议，目的在于打破关税特别会议不能召开的僵局，从预备会议上提出以二五加税抵借外债的要求。当天下午外交团开会讨论，英、日两国公使大体上同意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都附有条件，英国希望指定二五加税为外债的担保品，日本所关心的是以这笔税收优先偿还没有担保品的外债（如西原借款等）。法国公使则坚称金法郎案如不解决，法国断然不同意召开任何性质的关税会议。3月31日，法国首先以不同意的照会回答北京政府。随后英国公使表示，九国公约必须参加国全体签字才能生效，法国既然不同意召开关税预备会议，英国也就未便单独作出决定。此时英国工党政府已经登台，新任首相麦克唐纳认为中国兵多“匪”多，财政破产，内战不停，外债无力偿还，国会信用扫地，已经形成了每况愈下的一种趋势，建议由各国组织调查委员会到中国调查一切情况，然后决定所应采取的对华方针。意大利政府则屡次向各国建议推翻九国公约，改变对华方针。到6月中旬，八国公使先后答复北京政府，一致拒绝召开关税预备会议的建议。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7）
这些年来，中国人民所看到的都是些面貌狰狞的帝国主义，从“十月革命”以后，才看到了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的国家。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发表了放弃帝俄时代对东方各国所取得的一切特权的宣言，1919年7月又发表了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所取得的特权，归还租界并废止中俄两国间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苏维埃政府先后派优林、越飞等为代表到北京，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可是英、美、日、法四国公使公然压迫北京政府，拒绝与之谈判。而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公开进行谈判，仅予优林等以非正式的接待。1923年9月，苏维埃政府又一次声明完全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特权，并派代表加拉罕来到北京。苏联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和它的和平外交方针，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呼。9月2日，加拉罕到北京时，北京各团体代表千余人主动地到车站迎接。8日，北京学联和30多个学校的代表在中央公园举行盛会招待。10日，北京高等以上八校全体教职员也开会表示欢迎。加拉罕在参加冯玉祥的招待宴会中风趣地说：“冯将军现在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如果冯将军仅仅担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一工作就未免太轻松了，因为苏联是绝对不会侵犯中国边境的。”
北京政府派王正廷负责进行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这时英国工党政府已经承认苏联，帝国主义不可能再联合起来干涉中苏谈判。但是日、美两国仍然多方从中作梗，致使已经取得一致的中苏协定，1924年3月被北京政府宣布取消，改由外交部接办。随后，在全国进步力量日益增长的形势下，外交总长顾维钧不得不于5月31日与苏联代表加拉罕签定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条，并且发出了正式承认苏联的照会。在协定中，苏联宣布无条件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放弃租界、治外法权、庚子赔款以及与第三国所订足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协定等。
但是，中苏协定成立后，公使团（帝国主义集团）强词夺理地硬说苏联不能继承帝俄政府的权力，拒绝将帝俄使馆交还苏联代表。随后它们知道这种说法太荒谬可笑了，便又采取延宕手段。6月11日，领袖公使、荷兰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声称苏联必须派有正式使节来华，向公使团提出正式手续，才能考虑交还使馆的问题。此外，关于中苏两国使节级别的问题，又引起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场纷扰。苏联在各国的使节都是大使级，在中国当然不能例外。根据外交惯例，如果驻在国只有一个大使，这个大使就是外交团的当然领袖。以苏联大使代表各国，这又是各国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日本、美国纷纷打算将公使升格为大使。这里却又遇到一个新的矛盾：它们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大使为外交团领袖，另一方面却又不愿在中国这样一个“劣等”国家设置地位“崇高”的大使，公使团开会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在中国未偿还一切到期外债和解决与各国间的一切悬案以前，不能考虑使节升格的问题。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毕竟想出了一个坏主意，8月2日公使团作出决议，领袖公使以公使中年龄最长者担任，这样，就成为“论齿而不论爵”，而把大使领衔的国际通例推翻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五章 国民党改组和湘粤川内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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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窃据总统后的一段时期，虽未发生大规模的南北战争，但是西南各省不断发生内战。在这些兵连祸结的战争中，总有一方与北洋军阀互通声气，因此无论西南哪一省的内部战争，实际上都是南北战争的局部反映。
湖南问题是南北问题的重大关键。1923年年初，谭延辏У焦阒莺螅稍郎⒙李橹胶先罢院闾琛⒘种в畎镏镏猩教址コ戮济鳌Ｕ杂氤峦簟傲闻伞保比徊豢辖邮埽植辉腹芫阒甘购鲜∫榛峤杩诤衔灾沃。杂谑⊥庹秸荒苎鲜刂辛ⅲ煌卑凳救绻镏猩侥芄辉蕹闪∽灾危涂梢员硎痉印！ �
谭延辏е甘广淞暾蚴厥共叹揲嘈记婷俚老嫖髟诵狄皇拢越移普运健爸辛ⅰ薄ⅰ白灾巍笔且惶灼说陌严贰�3月6日，谭在广州就任内政部长后，保荐蔡巨猷为湘西第一军军长，并派陈嘉祐到辰州进行军事活动。6月1日，谭致湘军将领一电，据称获得情报，赵恒惕请求吴佩孚援助，准备派兵消灭蔡巨猷、陈渠珍（湘西绿营统领）两部，深望打消此举，“否则吊民伐罪，海内岂无健者”。13日，赵回答一电，竭力解释“断不至丧心病狂，引外兵以糜烂桑梓”。谭的来电措词非常严厉，赵的回电表面看来虽很谦和，却也是“握拳头、陪笑脸”的一种姿态。这两个电报使人一望而知是谭、赵破裂的先声。
蔡巨猷借口“换防”进兵安化、益阳一带，因此湖南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6月9日，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四将领在湘乡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全体湘军将领致电劝谭“在粤谋正当之发展”，切勿回到湖南，同时阻止赵下令罢免蔡巨猷。当时宋、谢、吴三人被称为谭派将领，鲁则被称为中立派。其实，所谓谭派将领对赵固无好感，对谭也并不乐于拥戴，他们打算自居为第三者以便从中取利。不久他们回到长沙来，而蔡巨猷也并无进一步的行动，看上去湘西问题已经不了自了。
6月25日，宋、鲁两人向矿务局索饷未遂，竟将赵所信任的矿务局协理胡瑛逮捕起来押交省长严办，这对赵的威信是一次严重的打击。7月2日，赵召集军事会议，以未奉命令擅自收编陈嘉祐“叛部”为理由，提议裁撤沅陵镇守使一职，调任蔡巨猷为讲武堂总办，所部第九、第十两旅改归第一、第二两师节制。赵表示如果大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就辞职下台。这是一个“杀鸡吓猴”的手段，宋、鲁两人当场不敢反对，便又相约到湘乡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对策。吴剑学在会议上忿忿地说：“昨天讨陈，今天免蔡，明天就要轮到我们了。”会议一度主张起兵驱赵，恢复总司令制，推举宋鹤庚为湘军总司令，省议会议长林支宇继任省长。后来研究结果，谢国光不赞成首先发难，宋、鲁两人一方面反对迎谭回湘，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尽力保全蔡的地位，以免唇亡齿寒。最后决定提出一个折中办法使赵知难而退，请他通电表示服从孙中山，然后再由湘军团长以上军官联名通电表示服从省长。
7月15日，赵致电孙中山称为“大元帅”，请其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湘军团长以上军官除联名通电响应这个电报外，又于18日通电请赵停止出兵湘西，劝蔡退兵回防。同一时期，蔡一面表示愿意遵令交卸，一面指使所部旅团长联名通电请求收回调职的命令；当他知道省方决不听其留职的时候，就宣布接受孙中山所任命的湘西第一军军长，并派刘叙彝、田镇藩、周朝武为三路司令，分向新化、安化、宝庆进兵。
7月24日，湘军团长级军官17人在长沙举行会议，次日即联名发出拥赵的电报。极其明显，长沙会议是湘乡会议的一种反响，是赵拉拢中层（团长）、挤掉上层（旅长以上）的一套做法。
25日，宋、鲁、谢、吴四人联名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湘西问题。所谓和平解决实际是迫赵下台的一种手腕，如果蔡不去职，赵的威信当然无法维持，而且赵已派第一师第一旅旅长贺耀祖由益阳进攻溆浦，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唐生智由常德进攻辰龙关，在势也无收回成命之可能。与此同时，谭延辏蛩镏猩浇ㄒ榈髡猿霰狈ヒ钥佳槠涫欠裾娉戏哟笤В镏猩郊磁商肺昂侠途埂保〉琅槭胂妗！ �
8月1日，鲁涤平派团长吴尚秘密进省向赵解释，无论谭、宋何人上台，本人都没有好处；如果谭以个人资格回湖南，应当表示欢迎，如果用“湖南讨贼军总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