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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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手段来扳倒吴。吴看见风色不对，也一度表示辞职，以平众怒。急得曹锟搓手跺脚地说：“好，要不干咱们大家都不干！”以上情况，说明直系不待外力进攻，本身已有分崩离析之势了。
三津保两派因争内阁引起分化。吴景濂被逐出京。孙宝琦组阁案国会通过。孙内阁的“和平统一”计划无人理睬
曹锟手下的津、保两派本来是一家人。可是经常在他身边的，如公府军事处长陆锦、收支处长李彦青、秘书长王毓芝等都是保派。曹锟性情疏懒，不喜接见宾客，对于公私事务，都叫身边人代为处理。因此保派的势力逐步地压倒了津派，津派日见疏远，甚至曹锟的亲兄弟曹锐也被冷在一旁。曹锟对于找他见面的国会议员，由冷淡的心情转变为厌恶的心情，经常派秘书长代见，而王毓芝也搭架子，不大愿意和他们接触，甚至贿选有功的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三次入府也不得一见。国会议员对于曹锟过河拆桥的态度日益表示不满。
吴景濂是王承斌的老师和表兄。这两个奉天人，一文一武，在贿选总统时期都曾大卖气力。吴景濂的目的是想取得“宪法”公布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以曹锐为首的津派是支持吴景濂的。保派则支持高凌霨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而外交派颜惠庆也来插上一手，因此内阁问题形成了三角斗争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国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
国会中有拥吴和反吴的两派，经常在议场中互相争吵，有时飞起墨盒互相投击，大闹一场而散。保派组织了一个宪政党，推王毓芝为理事长，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等都是理事，这个党是反吴派的后台老板。
众议院议员延长任期案公布后，反吴派认为议长任期已满，应当改选，拥吴派则认为议长任期应当和议员一样延长下去。1923年11月5日，吴景濂随带警卫员昂然入场，反吴派议员七手八脚地把他推下台来，当场和警卫员发生冲突，会场秩序大乱，吴景濂匆匆摇铃宣告散会。11月28日，议场中又有一场吵闹，议员一哄而散。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4）
保派一面采取停止发给国会经费的手段以困窘吴景濂，一面组织“公民护宪团”请愿驱吴。由于拥吴、反吴两派相持不下，高凌霨组阁不能提交国会，而新总统上台后又不能长期地没有正式内阁，在保派的同意下，曹锟找到年过六旬、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组织内阁，据说这位“老成练达而又无政治色彩”的人物，是比较容易通过国会的。此时国会因议长问题吵闹不休，孙内阁的同意案也被搁置下来。
12月18日，国会的全武行打得更起劲，吴景濂的头部受了伤。这天讨论金法郎案，拥吴派利用这个题目进行倒阁运动，对于代理内阁总理高凌霨，攻讦备至，而现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就是承认金法郎案的内幕主角，现任教育总长黄郛，就是一度签字承认金法郎案的前任外交总长，都是拥吴派的攻击对象。在此之前一日，国会要求全体阁员出席答复质问，除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否认承认金法郎案外，其余都拒不出席。这一天通过了对王克敏、黄郛两人的查办案。随后讨论孙内阁的同意案，拥吴派议员准备予以通过以促高凌霨下台，反吴派议员就飞起几十个墨盒来向议长席投去，其中四川籍议员黄翼的墨盒打中了吴景濂，打得头破血流，于是两派议员纷纷离开议席，大家扭做一团互相斗殴。吴景濂指挥警卫员逮捕黄翼，并解往地方检察厅，请其起诉处理，该厅因黄翼为政府议员，许其交保释出。20日，高凌霨根据反吴派议员的要求，竟以内务总长的身份下令警察厅，假口众议院警卫员经常闯入议场殴打议员，应予以调换，警卫长汤步瀛应予以撤职处分。当天警察厅派出一批新警卫员前往接替，新旧人员发生冲突，旧员被迫缴械，汤步瀛当场被捕。但是根据院法，议院警卫队应受议长的指挥，队长应由议长委派，高凌霨的这一措施显然是不合法的。吴景濂通电谴责高滥用行政职权，干涉立法机关。这个电报在北京被扣，改送天津发出。
21日，吴景濂听到了不利于他的风声，即于当晚携带院印逃往天津，并在天津发出通电声明本院职务在京不能行使，本人行动亦失自由，此后众议院一切活动皆属非法，本人不能承认。吴景濂准备仿照黎元洪的前例，在津行使议长职权，并力求与“反直同盟”打通声气，将贿选案内幕全盘揭露，以泄个人私忿。但是“反直同盟”对于这个翻云覆雨的小丑，并不加以重视。
关于国会与内阁的斗争，曹锟是站在内阁一边的。王承斌埋怨曹锟对吴景濂不应采取“兔死狗烹”的手段，昔日爱则加诸膝，今天恶则堕诸渊，今后还有何人愿意替你奔走卖力！冯玉祥在这场政争中自比为四五等角色，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吴佩孚则与保派政客嫌隙很深，认为“宵小弄权，非国之福”，“国会虽然劣迹多端，究竟关系法统问题，不应出以破坏手段”，“内务部用命令撤换院警是不合法的”。他还主张解散宪政党，并明白宣布否认金法郎案，以免反直各派引为口实。他颇属意于颜惠庆组织内阁，但也不反对孙宝琦组阁。
在国会演出全武行的前三天，还穿插着一出军人大闹财政部的短打武剧。12月15日，航空署督办赵玉珂率领卫队多人到财政部催讨欠饷，王克敏拒而不见。赵不待延引直接上楼，看见王正在安详地处理公事，不由得气愤起来，就用手杖在公事台上重重地扣了几下。王是个深度近视眼，看不清来人是谁，没有站起身来，赵更为愤怒，就恶狠狠地走拢来，一把揪着王的衣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他拖下楼来，并且咆哮地说：“咱们见总统去！”这时，财政部总务厅长王祖训走出来调解，赵飞起一脚把他踢倒在数步以外，随后又把王克敏押上汽车，驶入公府，在怀仁堂下车，就有陆锦、吴毓麟、王毓芝、李彦青等出面来排解，王克敏才得脱身逃走。赵是直鲁豫巡阅使署的前任参谋长，王是现任阁员，他们两个都是曹锟身边的红人。事情发生后，王提出辞呈，曹锟却大为震怒，一定要下令严办这个恃强逞凶、目无法纪的军人。17日，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纷纷到公府替赵说情，认为“罪有应得，情有可原”，结果惩办赵的命令未发表，王的辞呈也被退回。
1924年1月9日，众议院因讨论经费问题召开谈话会，由于到足法定人数，临时改开大会众议院自议长出走后，组织了行政委员会，推定行政委员25人轮流担任主席。这天担任主席的是万钧。投孙内阁的票，以250票顺利通过。原来，高凌霨久未发给国会的岁费，又在元旦日发布了改选众议院议员的命令。在投孙内阁同意票的时候，新派来的警卫队不服从主席指挥，不照章 封闭议场，却把票柜签筒封锁起来，并割断电线，以阻止投票的顺利进行。以上这些情形，激起了包括宪政党在内的全体议员的公忿，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孙内阁，以结束高代阁的命运。
孙宝琦事前并未想到自己会当内阁总理。他做税务督办，每月坐领纹银1200两，感到心满意足。当他乘车南行经过天津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他追回来叫他组织内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来，才知道这件好事是他的妹夫颜惠庆从中作成的。他满拟延揽几位知心朋友入阁，不料曹锟拿出一张名单来，上开：外交顾维钧、内务程克、财政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范源濂、农商颜惠庆、交通吴毓麟。孙宝琦看了这张名单，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责任内阁”的全体阁员都是由“总统”指派的。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王克敏在国会中有查办案，不宜提出，请改提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曹锟就满脸不高兴地表示不能接受。孙觉得身为内阁总理，竟要照单全收，心中也不舒服，赌气到海甸承泽园去“避嚣”。但是，当他看见颜惠庆前来劝驾的时候，又觉得总理得来不易，便又不声不响地跟随颜回进城来。
孙宝琦上台前，国会方面有人准备向曹锟施放大炮，提出10件事情加以弹劾：（1）巡阅使、督军这些官职，在宪法上并无规定；（2）王克敏扣留国会岁费不发，总统知而不问；（3）高凌霨非法撤换国会的警卫队，总统明知故纵；（4）总统包办阁员名单，违反责任内阁制；（5）疆吏公然以鸦片为礼物，赠送元首；（6）李彦青貌如冠玉，独承赏识，分桃断袖，报纸喧传；（7）去年入京，高坐黄龙专车，到京时黄土铺地，俨如皇帝；（8）溥仪颁发“上谕”，仍用“宣统”年号，议会提出质问，总统置之不理；（9）辛亥革命时，北京兵变即属曹部第三师所为，以此人而为一国元首，何以表率全国军队；（10）强迫张弧签字金法郎案，张弧不肯听从，即逐张弧下台。这是曹锟对国会过河拆桥的反响。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曹锟的主要罪行，甚至众目昭彰的贿选总统一事，也没有写上（他们当然不会写上）。后来这颗炮弹并未打出来，其中显有不可告人之隐。
“宪法”规定任命阁员无需征求国会的同意，所以1924年1月12日曹锟将上述阁员名单发表了。
孙宝琦于1月15日宣布就职。他标榜他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的第一届正式内阁，并且提出了“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他决定“出巡”各省，交换“和平统一”的意见，打算首先到江浙一带，消弭齐、卢之争，然后到西南各省，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游方总理的旅行统一计划”。当他向曹锟索取30万元旅费时，被曹一口拒绝。当时，各方面对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这位高龄总理和他的前任张绍曾一样，都是神志不清的人物。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5）
孙宝琦一计不成，二计又生，建议召集一个“行宪会议”，邀请张作霖、卢永祥参加，以求实现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宪政统一计划”。这个建议并不是无所本的，事前他曾与卢永祥通电讨论行宪问题，卢表示可以召开会议加以讨论，他就鸡毛当令箭似的拟就了一道“行宪统一”的命令，要求曹锟盖印发表。3月11日，他又电请吴佩孚、齐燮元通电赞成这个计划，齐对此未置可否，吴佩孚对于宪法根本没有好感，特别反对宪法中关于省长民选的规定，公开指斥为“荒谬绝伦”，哪里会肯赞成召开行宪会议！此时吴还没有放弃其“和皖”“联卢”的意见1924年2月间，议员林树椿等182人提出补选副总统案，吴佩孚示意他们选举卢永祥为副总统。，但在14日回答孙宝琦的电报中，却又建议由浙江人民发起取消浙江省宪法，宣布服从国宪。此外，还说没有召开行宪会议的必要。
曹锟叫孙宝琦做国务总理，本来是看中了这位“老成练达”的旧官僚，能够百依百顺，不会像过去一样经常有府院政潮发生。自从孙上台以来，仍然以责任内阁自居，并且唠唠叨叨地提出这样一个计划，那样一套方针，曹锟不觉起了厌恶之心。孙主张遵守宪法，对于金法郎案一定要尊重国会的意见，更使曹锟耿耿于怀。此后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曹锟经常患病，又不喜接见宾客，因此外面有曹锟业已身死、秘不发丧的谣传。3月间，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从伦敦打来电报问候曹锟的起居，说明这种谣言已经流传到国外，而国会议员也纷纷打电话向王毓芝探听虚实。曹锟叫王毓芝追究谣言的来源。王毓芝回报说，这个谣言是从总理家中传出来的：总理听信了算命人的话，认为总统不出一月就会死亡，他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曹锟听了这些刺耳的话，气得跳起脚来大骂“老混蛋”。孙知道曹锟对他发生了误会，曾经三次到公府，想当面解释一下，曹锟不予接见，却叫手下人回答说，“我已经死了”。第二件，孙委派陈汉第为印铸局局长，王毓芝告诉他，“总统要委派张廷谔”，孙正因自己无权支配阁员而心怀不满，现在委派国务院一个职员也要受到干涉，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便也粗声暴气地说：“总统这样不讲理，请他下命令免我的职，我回到税务督办的原职好了。”王毓芝把这些话转告曹锟，曹锟咬牙切齿地说：“我偏不许他回任，就是税务会办也不给。”第三件，孙和王克敏大闹意见，王赌气请假不到部。王是曹锟最信任的人，因此曹锟对孙的感情更恶化了。
此时孙想再呆下去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可是他却产生了另外一种幻想，希望曹锟给他10万元旅费，让他出国旅行，用内阁总理的名义，疏通各国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5月28日，他又一次到公府请求谒见，曹锟仍然推病不见。一直到这时候，他才提出辞职。曹锟因为改组内阁一时还有困难，下了一道照例慰留的指令，于是孙又得意起来，打算赶走王克敏，以便加强内阁总理的地位。6月中旬，孙、王两人的斗争更加白热化，曹锟派人告诉孙：“如果王叔鲁被你排挤掉，我也愿意下台。”孙连忙表示自己愿意下台，即于7月2日提出辞呈。他在呈文中借口因病不能继续供职，他所患的病症是“头晕目炫，肝胃不和”。有人向曹锟挑拨说，上一句指“元首不明”，下一句指直系内部分化。曹锟一连骂了几声“老混蛋”，即于次日予以批准，派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
7月5日，曹锟向国会提出了颜惠庆组织内阁的同意案，由于国会意见纷歧，内阁同意案很久没有得到解决。
四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到处碰壁
北京政局闹得一团糟的时候，正是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发展到顶点的时期。他调樊钟秀打广东，调张国信打四川，这两个都是他所收编的河南土匪。有人讽刺地说：“这不是武力统一而是匪力统一”。事实上，吴没有力量消灭河南的土匪，就把他们收编下来而又推出门去，认为“一举两得”。不料樊钟秀开到广东就投降了孙中山，张国信拒绝调动发生叛变，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吴又把各地杂牌军一批一批地调往西南各省作战，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却要留以对付奉系。这些杂牌军有的拒绝受调（如陕军胡景翼），有的也投降了南方而与直系为敌（如豫军常德盛部）。同一时期，吴又采取了分化西南内部的策略，如在广东利用林虎、洪兆麟，在广西利用陆荣廷、马济，在四川利用刘湘、杨森等等。这些做法，徒使自己增加了军火、军饷的负担，并未讨得便宜。
吴佩孚的第一个计划，是依靠孙传芳为主要打手，征服广东。由于福建情况复杂，孙传芳必须首先统一福建才能向外发展。1924年1月，孙军突然集中闽浙边境，当时就有孙传芳不愿攻粤而将攻浙的谣传。2月27日，孙以检阅军队为名到延平，派王永泉代理福建督理的职务。孙与王永泉是结拜弟兄，他说已经保荐王永泉继任福建督理。同时，驻省第二师第三旅卢香亭、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李生春两部也都开拔出省。卢永祥得到情报，马上增兵常山、江山准备抵抗。当时又发生一种传说，这是孙传芳的声东击西之计，目的不在攻浙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