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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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天，北京“非典”肆虐的时候，我有机会重访德国。一下飞机，马上遇到买票问题，虽然事先已经提醒自己欧元启用了，身上需要备用的不是原先的马克，而是未曾见识的欧元。然而，当我拿起欧元准备买票时，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先折算成马克，再确定价格和需要支付的数额。开始还以为，这不过是由于刚到德国，尚不适应，也许居留一段时间，观念会慢慢变更过来，毕竟，马克永远化做了记忆和纪念。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了，几个月的时间里，每次遇到花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重复第一次的折算过程，而且不由自主。一天，和德国朋友闲聊，把自己的困惑讲述了出来，没有想到他听后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安慰我说这在欧洲目前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德国人，虽然接受了欧元，但还没有彻底认同。
于是，我开始重新思考欧洲一体化问题，先前虽然也曾对欧洲一体化持保留态度，觉得欧洲一体化弄不好会导致新的地域化，非但不能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反而会成为全球化的新障碍或新反动。但这次的思考似乎深入了许多，归纳起来，基本上是围绕着这样三个问题展开的：
一、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根源。追溯起来，欧洲一体化并非当代人的梦想和努力的目标，而是早在欧洲现代发轫之初，就有了许多的勾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出自德国思想家笔下。如果说康德因其“永久和平论”而堪称这种观念滥觞的话，那么，德国浪漫派则是其集大成者。之后，虽然欧洲局势变幻莫测，德国历经荣耀与屈辱，然则，德国思想家矢志不渝地想像着、勾勒着、实践着欧洲一体化的蓝图。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家虽然没有像德国思想家那样一以贯之，但也在很多方面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和呼应。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欧洲的这些秀才，虽然不完全是在造反，然而终究有悖于或超越于历史发展的脉络，因而不是“十年不成”，而是百多年一无所成。
二、欧洲一体化的现实冲动。历史到了20世纪50年代好像突然有了转机，起码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是这样：1950年4月，莫内起草了关于欧洲共同体的第一份原始文件，提出“将法德两国的煤铁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机构领导之下，并且该机构向欧洲其他国家开放”。这份计划得到了当时的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和前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的大力支持，公布实施后更是迅速得到法、德、比、荷、卢、意6国政府的支持，并于1951年4月18日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88年，欧洲开始把经济一体化向纵深方向推进，试图在货币上找到突破口，并把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重任交给了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1989年6月，欧共体12国在马德里召开首脑会议，通过了德洛尔提交的《关于实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报告》（即“德洛尔报告”）。1990年7月1日，欧共体开始实施经货联盟第一阶段计划，法、德、英、意、比、荷、卢、丹8国率先实行资本自由流通。1994年1月1日，欧洲经货联盟按期进入第二阶段，成立了欧洲货币局，选定法兰克福为欧洲货币局所在地。1999年1月1日，欧洲经货联盟开始实施其第三阶段目标——创立单一货币“欧元”。 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流通，标志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初步完成，也为欧洲实现全面一体化创造了条件。
思想家们梦寐已久的一切，在政治家们齐心协力的推动下，一下子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甚或指日可待了。从“欧洲煤钢联营”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从50年前的6国到2005年的25国，从最初仅局限于经济合作到目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一体化，宏伟的“欧洲”蓝图正在一步步地明晰起来。
三、最后就是欧洲制宪问题。欧洲一体化只有观念上的构想和政治上的冲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眼下更加紧迫的是要为欧洲一体化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于是，欧洲制宪或欧洲宪政化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最高理想就浮出了历史地表。然而，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欧洲如何制定一部宪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此也就成了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从哈贝马斯与迪特·格林之争，到哈贝马斯与菲舍尔之争，再到菲舍尔与让·皮埃尔·舍韦内芒之争，他们费尽口舌，为的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欧洲宪政化虽然已成当务之急，然而，具体途径还有待磋商，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草率。很显然，《欧洲宪法草案》在欧洲议会上未能获得通过，也已经充分说明，欧洲制宪远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容易，还需从长计议。
为了让汉语学界更好地了解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背景、现实影响以及跨文化的意义，在诸多海内外友人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分别编选了三部著作，一部是《文化认同与欧洲一体化》，主要挖掘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根源，将由《视界》杂志以专题形式先行推出；再一部是《老欧洲与新欧洲》，探讨的是欧洲观念在当代国际政治背景下遭遇到的挑战，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最后就是这部《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关注的重点是欧洲宪法的内容及其法理依据、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宪政实践的启发意义。
因此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欧洲宪法条约草案》的中文译本。就我所知，这应该是汉语世界最早的一个译本，两位译者不辞劳苦，本着奉献学术的精神，在百忙之中争分夺秒，分别依据英文和法文，并相互参照，出色地完成了翻译工作；另一个部分则是中外学者就欧洲制宪或《欧洲宪法条约草案》所作的各种不同的论述，有从法学的角度，有从文化理论的角度，也有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总之是各有特色，见仁见智。
需要着重交代的是，本书的编选和翻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大力帮助，诸如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范亚峰博士、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冯兴元教授、秋风先生和鲁仁先生、中央编译局的徐洋先生等。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希望我们今后能有更多更好的学术合作。
曹卫东
2004年4月18日
第一部分 给欧洲一部宪法第1节 给欧洲一部宪法（1）
哈维尔（捷克前总统）《时代周刊》/《世界报》：总统先生，等待了十年后，您是否依然还能够耐心地在欧盟候选国的等候大厅内静静地等待？
哈韦尔：历史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有时人们必须长时间等待。不过，现在看上去我们好像成功了。
德洛尔：几年前哈韦尔说过，他相信时间在他这边，但他搞错了，我也搞错了。回首从前，我要说，我们本能够更好地利用等候的时间的，无论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现在我们到了最终能够建立一个共同的、统一的欧洲的时刻了，而且这也是1945年后自德、法两国和解以来最出色的规划。
哈韦尔：东扩可能会成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计划，当然，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变故。虽然欧陆向来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但迄今为止都是大国、大民族将它们自己的统治规则强加给小国和弱小民族。欧盟是第一次尝试按照公平的原则建立欧洲，没有国家大小的差别，明确表明尊重各国的特别情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德洛尔：正如哈韦尔经常讲的那样，这个最重要的挑战对于它的道义本质是有把握的。然而我想重提一个人们熟知的事实：我们是在尽快促使一再进行战争的国家和解的背景下发展欧洲的。另外，面对美国，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国民经济现代化，这最好共同进行。
现在我希望，2020年的历史学家会说，大欧洲是一个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地区，是一个国民经济在最小限度调节下正常运转的地区。物质基础是其他一切存在的必要前提。在我能够推行针对欧洲的政治规划之前，我们必须为欧洲共同体建立一个内部市场。
哈韦尔：今天的欧洲只是明天全球村的一部分。这不仅仅只是我们自主选择的任务，而且也是出于与二战后的情况完全一样的紧迫性。那时我们面对美国必须重新给自己定位，正如今天面对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的国家或面对非洲一样。以前欧洲给全世界带来了战争，企图统治其他大洲并且强迫它们接受欧洲的文明模式，现在欧洲应当成为合作和相互尊重的榜样，这是未来几年欧洲的任务。对世界负责的思想是欧洲思想传统中一股很强的潮流。
德洛尔：同意。欧洲的任务不再是统治世界并同时用武力传播他们的幸福观和价值观。如果还打算将它最好的思想传统传播开来，那么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我还没有弄清，东西统一之后我们应怎样超越这样的基础的建设。
尼斯峰会表明，现在身居领导地位的欧盟政治家是多么地迷惘，他们能够怎样乐观地谈论这项伟大的文明规划呢？
哈韦尔：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欧洲的未来是好还是坏，人类的命运是好还是坏。我不是一个相信总会有好结局的乐观主义者，但也不是悲观主义者，现在和未来都是敞开的。许多情况可能最终向出乎想像的方向发展。即使这样我依然相信，尼斯峰会后，有理由对欧洲抱有希望。东扩在政治上的耽搁现在已经过去，成员国知道这不仅仅只关乎候选国的利益。人们总得看到好的方面。
《时代周刊》/《世界报》：能够具体地说一下吗？
哈韦尔：举个例子，前些天欧盟为无故被拘留在古巴的两名捷克人说话。就是这样，即使我们还不是欧盟成员国。
德洛尔：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例子，这些例子可以表明欧洲就像我感觉到的那样形成了一个家庭。在这点上，尼斯的成果是积极的，没有人能够再用新的先决条件来推延东扩，否则人们只能对这次峰会失望。欧盟缺少某些一致的设想，它的工作方式已经过时了。在未来的两三年内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简单的并且透明的工作方式。在此期间我希望，27个国家的欧洲人能够经常聚在一起，在聚会时不仅谈论集体的决议，也就是共同体的基础和法规，而且也能互相倾听。
《时代周刊》/《世界报》：迫于法国的压力，某些指明欧洲基督教传统的条文被从基本法律宪章中删除，德洛尔先生对此表示遗憾，而您呢，总统阁下？
哈韦尔：我不知道。我们生活在民主与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因此不可能在这样一份文件中强调宗教传统。我相信，从这种宗教传统中产生的价值是很重要的，而且依我看，它已经完全注入了这份宪章里。
德洛尔：我从来没有说过，未来的欧洲要么是基督教的欧洲，要么注定走向毁灭。我只是反对人们在这份宪章中不提共同的基督教遗产，因为它确实是历史事实。
哈韦尔：欧洲将超越尼斯的宪章和决议。在我们眼前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国家集体。他们的共同生活迟早都必须通过一部基本法——一部宪法来组织。欧洲需要一份言简意赅的文件，在其中讲明它是怎样运转的，谁负责什么工作。欧洲再也不应当分裂为一小群欧盟专家和大多数欧盟文盲群众。这份宪章只是一个开始，它符合我们的宪法传统：首先建立价值体系，然后是对公共机构的阐述。这是必须的，以便每个人理解这些公共机构是根据这种价值建立的。
《时代周刊》/《世界报》：您必须说服德洛尔先生相信，新欧洲需要一部宪法。
哈韦尔：我愿意尝试一下。一年前我请人将所有规定欧盟任务及运转方式的文件编排了一次，整整一箱的条约、附录和补充文件。我一看就断定，人们不可能向小学生解释清楚。顺便说一下，这个箱子还在我的办公室里。
所有这些条文自然体现了令人尊敬的工作。它们是极大的、宝贵的成果。在一年、两年或五年内，我们必须将这捆文件的核心内容总结为连每个小学生都能理解的语言，而不仅仅是像德洛尔先生这样对这些条文做了许多工作的人才能理解。
第一部分 给欧洲一部宪法第2节 给欧洲一部宪法（2）
德洛尔：看出来了，我在这一点上处于守势。第一，政府领导决策的东西要比委员会给他们的建议复杂得多。第二，我经常说，一份好的条约比一部差的宪法要好，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但是目前有一个对欧洲宪法非常有利的理由：欧洲公民应关心欧洲的目标，所有人都应尽可能地参与这种讨论，不仅仅只是政府、政党和议会，而且还有公民社会、社会伙伴、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人们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也许是先要经过宪法讨论。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决定我们打算一起做什么，以及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共同生活。如果宪法讨论能够为欧洲公众铺平道路，并且成为一本民主教材，那我也很赞成这样。
《时代周刊》/《世界报》：德洛尔先生，与您的观点相比，对于哈韦尔先生来说民族国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在未来的欧洲它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德洛尔：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部欧洲宪法不能意味着民族国家将被废除。如果民族国家废除了，那将是个历史错误。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邦（eine Fderation von Nationalstaaten）。民族国家是欧洲共同体不可缺少的一个联合环节，如果我可以用英语来表述的话就是：承上启下（bottom…up与top…down之间）。
哈韦尔：当然，人们必须尊重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的主权和特点，同时也要尊重每个地区、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每个居民群体和每个阶层的特性。但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意识形态和语义学上的混乱：“联邦”不应废除民族国家。另外，人们也不可能简单地用一份条约将一批民族国家像一批工业企业那样联合成一个密集体。在欧洲出现的将是一个新型的、另外的建构。1991年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布拉格曾经提议建立一个邦联（Konfderation）。因为这个概念有些模棱两可，所以没有被采纳。在欧洲出现的这种建构也不是古典主义意义上的联邦，政治家必须为我们创造一个新概念。
德洛尔：我还记得，当时哈韦尔总统因为弄不懂弗朗索瓦·密特朗打算用邦联做什么，还到布鲁塞尔找过我。由于这个建议尚不成熟，当时在布拉格它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但在本质上它是不错的，它是要立刻向从极权主义的黑夜中解放出来的国家表明，它们是属于欧洲大家庭的。它本来应当用一盏信号灯照亮一条欧洲再次统一的道路。随后，人们就需要时间来适应法律、公共机构、法律制度和国民经济，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对于这个思想没有被付诸实施，我本人感到很遗憾。幸运的是，我们2000年12月在尼斯最终为东扩扫清了道路。我一直担心，多年来一直敲击欧洲之门的东欧人民会疲倦，最终甚至反对这样一个富有的、傲慢的欧洲。
《时代周刊》/《世界报》：总统阁下，回顾一下艰难的入盟进程，您还对邦联没有得以实现而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