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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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谈到婚姻时，他说：“人们通常说，理想的婚后生活就是丈夫与妻子都为对方而生活。如果这是指两人都为对方的满足而生活的话，我想这是极不道德的。丈夫与妻子不应该为对方而生活，而是应该为了某个目标而共同生活。”马歇尔夫人对此所加的评论是“他是个伟大的说教者”。

　　其间，她答应斯图尔特教授，为函授部讲师写一本教科书。定婚之后，他开始帮她写这本书。“这本书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于1879年出版。艾尔弗雷德坚持这样做，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成了他自己的著作，后半部几乎全部是他写的，其中包括了许多《经济学原理》的萌芽。他一直不喜欢这本小书，因为这违反了他的信条‘简短的道理就是错误的道理’，他还说，‘你不能只为两个半先令就说出实话’”。

　　实际上，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著作。多年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好的教科书，也许根本就没有另外的教科书出现过。我父亲总是认为马歇尔的态度不够公平，因为这本书原本是马歇尔夫人的，但她还是毫无怨言地同意停止印刷这本书，尽管当时的需求量还很大。1892年，另一本书取而代之，标题与原书相同，而只由马歇尔一人署名，这是一本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书，它差不多就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1879年的这一本开一时之先河的书，是那本绿色封面的小书，而不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那本布封面的大厚书。

　　1877年7月，他们结婚了。但我想，他们真正的蜜月是在1881年，那时马歇尔担任希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院长已有4年之久，身体健康大受损害，于是她就带他到巴勒莫做长时间的疗养。我想，这几个月可能是她一生中最为幸福美满的一段时光。60年之后，她如此回忆道：“我们在巴勒莫呆了五个月，在那个房顶上。每当我觉得应该想些快乐的事，我就想象我在那个房顶上。那是一个名叫奥利瓦的意大利小旅馆的房顶，当然是平的，还铺着彩色的瓦井。白天，艾尔弗雷德就在房顶上坐在一个美国式的椅子里，把活动浴室的盖撑成帐篷。在这里，他写下了《经济学原理》的前几章。有一天，他从房顶上下来，告诉我他发现了‘需求弹性’这一概念。”

　　这是一段文章的开头，接下来便是对西西里风光的引人入胜的描写。马歇尔虽然为肾结石所苦，但当时病情还不十分严重。这正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期。这里没有争论、没有课程、没有沉闷的同事，也没有任何一点小小的烦扰来打乱他那过于敏感的神经，为做到这一点，马歇尔夫人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大自然是那么仁慈、那么美好。“从房顶上能看到康长德罗，看到向内陆伸展数英里的黄澄澄的桔子和柠檬树林，看到两面临海，围成半圆的各种形状的山峰。”他们向下看时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院子虽小，但别有韵致。一条幽径，上面的葡萄架上爬满青藤、挂满葡萄；一棵桔子树和一棵柠檬树伫立院中，鲜花于处处盛开。周围房屋的露台上铺着彩瓦，圣诞节一到，火鸡们就栖息其上，墙洞和角落里还有一群群的鸽子。”她还喜欢一大早就去市场买水果。她直到垂暮之年都一直热衷于水彩画，虽属业余但也颇有些天分，对她来说，描描画画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了。当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屋顶上潜心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时，玛丽就带着毛笔和水彩外出作画。“我最爱去并花数小时作画的地方是皇宫里的教堂。这里很小而且很幽暗，刚从外面的阳光里走进来的时候，除了一丝微光，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渐渐地，美妙的轮廓和细微之处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那些轮廓是正在劳作的诺曼人和撒拉逊人，他们色彩绚丽，身着东方服饰。最美的是那金色的教堂后殿，伟大的基督头像在朦胧中若隐若现。”这几个月是无比幸福的一段时光。

　　其后的40年中，她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这并不像韦伯夫妇那样互为搭档，本来如果他们性格相异，这是有可能的。对于夫人的睿智，马歇尔虽然曾经认同，而且他也一直在享用，但他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妇女的头脑没有多大用处了。1896年，力量的大审判来临了，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建议，马歇尔背弃了他那些终生的挚友们，也不管妻子做何感想，站到了另一个立场上。然而玛丽·马歇尔从小就了解，并且也尊重并接受了那种“信念苛刻”的男人。她的玩具娃娃（她险些以之为偶像）被自己所爱的人烧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们还是能够心心相印。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她的完全依赖（没有她，他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一方面是由于她对他的深情与崇敬，这种感情日久弥深，而并未因为她心明眼亮、能觉察一切就受到损害。没有什么能逃脱她那双直指人心的眼睛。她必须面对一切，以便他不必过问。由于她那种天生的品格、聪明的头脑和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心灵手巧，不管是琐事、烦心事还是无聊之事，她都能风趣谦和地应付裕如。无论是马歇尔在世之时还是在此之后，她都从未为自己谋求过什么、盘算过什么。她的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千万不要给别人惹麻烦。

　　她有着如此高尚的情操，现在她把自己融入到他的生活之中。在希里斯托尔，在牛津，她都讲授经济学，但在这两个地方都没呆多久，他们回到剑桥之后，她就重新担任了纽纳姆学院的讲师，多年之中，她一直管理着学生们。她一丝不苟地校阅了《经济学原理》前几版的校样和索引，虽然不做公开的、直接的批评，但她以另外的方式始终影响着这本巨著的进程。希里斯托尔大学授予了她文学博士学位。但据我记忆所及，她从未与来访者们探讨过经济学问题，她甚至从不参与巴尔奥·克罗夫特的那些无休止的经济学谈话。一谈到严肃的问题，她就把客厅留给男人们或来访者，自己到楼上的书房去，即便是最无知的女士也没有像她这样装作毫无学术素养了。假期，她也并不讨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理论问题，而是醉心于以南蒂罗尔山为对象的水彩画。实际上，她的艺术天份是相当高的。她很少向朋友们展示自己的作品，但她定期参加剑桥绘画协会的展览，最后她把这些画留给C．R．费伊先生，后者则将其保管在马歇尔图书馆。她画风景画的时候，把画具和画架放在身边，这时，我们的大师铺上一个气垫，打开一个折凳，把它靠在石头上，形成一个舒适的靠背，然后就坐在这个“宝座”上，用比她作画的手更颤抖的手，写下了代表性企业的篇章。

　　他们从巴勒曼回来之后，又在希里斯托尔呆了一年。1883年，马歇尔接替阿诺德·汤因比担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的讲师，给印度学生授课。在牛津的时候，他班上的学生比任何时候都多，因为听课的既有成长中的印度文官，又有一些“大人物”。她记述说：“当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引人注目。在希里斯托尔的时候，艾尔弗雷德就这本书作了三次演讲，埃利奥特女士说，这三次演讲使她想起了大蟒吞食猎物前先用涎把它弄湿的情景。在牛津，他与亨利·乔治面对面地遭遇，当时是约克·鲍威尔作东，马克斯·米勒作陪。紧接着又和海因德曼发生论战，论战是由海因德曼提起阿瑟·西奇威克的《见鬼去吧海因德曼》而引起的。复本位制和地方自治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不过这类话题过于危险，不便在宴会上提出。”

　　在巴里奥的这段短暂的插曲，还是巴里奥声威大振、别具异彩的时候，这把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带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新天地。他成了乔伊特手下的年轻人之一。乔伊特本是希里斯托尔大学理事会的成员，但在这里，两人才不期而遇。在牛津的这段时光，乔伊特与马歇尔夫妇建立了友谊，后来他到剑桥的时候就常去拜访他们。马歇尔夫人记述道：“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帕西瓦尔夫妇举行的一个宴会上。他和亨利·史密斯都是学院理事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地每年三次来这里开会，这时他们总要到我们家里来作客，他们的来访是一件乐事。他们二人是颇相投契的一对，在一起时彼此都很愉快，乔伊特本来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与亨利·史密斯这个意气相投的伙伴在一起时，他也显得挥洒自如。亨利·史密斯则是我所见到的最才华横溢、最幽默健谈的人。我经常陪他们一起谈话，而马歇尔则一直要陪他们到夜半之后。由于乔伊特的羞涩，5年之间我们才相处融洽，到了后来，我们的谈话就全凭意兴所至了。有些时候，我与他一起散步，他会不时地说上几句，不说话的时候，他就哼上几支小曲。”

　　这样，马歇尔夫妇就轻而易举地在巴里奥和牛津的社交圈中站稳了脚跟。伊夫林·阿博特、刘易斯·内特、希尔普、安德鲁·希拉德利、斯特罗恩·戴维森、艾伯特·迪西和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等人，都是当时巴里奥学院的研究员。“妇女学院最近设立，我十分荣幸地结识了沃兹沃思小姐，她是玛格丽特女子宿舍楼的第一位主管者。她既聪明又诙谐，经常口出妙语，与她一起漫步真是一件乐事。当时，拉斯金正在牛津讲授绘画课，听众很多，他经常鼓励本科生们锐意求新。汤因比楼正在建设中，巴尼特夫妇经常来巴里奥学院鼓动年轻人积极参与这项工程。慈善机构协会也刚刚设立，费尔普斯先生任主席，艾伯特·迪西先生和埃莉诺·史密斯女士（带着她的狗）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还有一个专为讨论社会问题而成立的协会，由悉尼·鲍尔先生领导。因此，我们在牛津度过的四个学期充满了乐趣和兴奋。”

　　除此之外，还有乔伊特的宴会：“他喜欢把朋友们聚集到一起，学期中的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邀请那些想要相互结识或相互帮助的人到他的寓所一聚。星期六，他还计划举行一次规模更大、安排周到的宴会。阿瑟·西奇威克把这称为‘诺亚方舟’宴会，因为有这么多陌生的动物成双成对地到来。罗斯伯里女士身材高大，而暹罗王子却身材短小，他们真是有趣的一对。其他客人还有戈申夫妇、赫胥黎夫妇、马修·阿诺德夫妇、罗伯特·布朗宁，经常说‘见鬼吧神学’的澳大利亚总理罗杰斯、罗伯特·莫里尔爵士、科妮莉亚·索拉比和艾尔弗雷德·格雷夫妇等。晚间，他喜欢与朋友们沉浸在静谧之中。他曾会见艾伯特·迪西和埃莉诺·史密斯，后者是亨利·史密斯的姐姐，她以谈吐锋利而为大家所熟知，正如她的弟弟以天生幽默为人熟知一样。还有一次他邀请了罗斯金，罗斯金讲了许多笑话，从他口中讲出的小猪都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史密斯小姐跟他很熟悉，她说以前从未见他这样兴奋过。有一天，艾尔弗雷德偶然碰到了维诺格勒多夫教授，他喜出望外，邀请他到我家吃晚饭，并会一会晚上要如约而来的乔伊特。开始还有些拘束，因为乔伊特以前没见到维诺格勒多夫教授，而他对生人总是过于腼腆。渐渐地，谈话就越来越无拘无束了。晚餐之后，我们来到屋后的小花园，树影掩映，皓月当空，这样的良辰美景，正是乔伊特所说的谈论哲学与诗艺的‘好时光’。我从没有见过乔伊特像那天晚上那样海阔天空，那次谈话值得回忆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喜欢和艾尔弗雷德讨论经济学问题，每当听到他特别感兴趣的观点，他就掏出自己的小笔记本记下来。他曾经跟我说，艾尔弗雷德的谈话是他所听到的最精彩的谈话。还有一次，他说‘艾尔弗雷德是我所见过的最无私的人。’我们忠诚的老女仆‘萨拉’也引起了他的兴趣，萨拉只是和他才谈起了自己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困难。后来当他到剑桥拜访我们的时候，也总要到厨房里和她坐一会儿，谈论那些困难。”

　　关于他们1885年回到剑桥的情况，马歇尔夫人自己作了最好的记述：“四个学期之后，我们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牛津的生活。我们在伍德斯托克路的住宅和花园都很惬意。我教我的女学生，艾尔弗雷德也喜欢讲他的大课堂。尽管他总觉得剑桥才是他真正的家，但当时我们以为我们的未来是在牛津。然而，1884年福西特去世了，他留下的职位，另一位正式竞争者是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最终艾尔弗雷德当选了。1885年1月，我们来到剑桥，先是在切斯特顿路租屋住了一年，1886年，巴尔奥·克罗夫特建成，我们就搬到那里一直居住下来。1885年，价格还很便宜，在合同上，建房只花900镑，虽然建筑师出了点错，也不过才花了1100镑。几年之中，马丁利路只有我们这一所房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主要是看上了那片树林。为了设计这所房子，节省空间，尤其是厨房，艾尔弗雷德大伤脑筋。他非要把书房建在几层楼上不可，因为他觉得在剑桥他应该住得离地面越高越好。不过，建筑师J．J．史蒂文森还是说服他把书房建在二层，并设一个阳台。”

　　马歇尔夫人去世之后，巴尔奥·克罗夫特将近60年的租约到期了，它以2500镑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位从巴里奥移居剑桥的教授。货币价值变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这笔钱成为马歇尔夫人小小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的遗产继承了副主教的大量稿费，18世纪祖上长期担任吉格莱斯威克中学校长的积蓄以及更远的时候作为约克郡自耕农的一些家产，这些遗产先是投资于建这所房子，现在已经转入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图书馆。这笔遗赠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在1944年6月购买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的原稿。

　　其后的40年间，“年复一年，年年相似。”马歇尔夫妇住在一所小住宅里，有一位忠诚的女仆，热情地款待着涉世不深的本科生或声名卓著的采访者。关于“一位忠诚的女仆”，值得提一下。生前，人们叫她萨拉，死后，则是佛洛伦斯·萨拉，她（马歇尔夫人写道）“几乎每到11月，她就总说要离开，但我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她不会走”。她是普利茅斯教友会的成员，这是最阴郁的教派中最阴郁的一支。“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厨师，并且乐于承担重任。尽管她认为贪图快乐是错误的，但她还是常常说，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星期，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召开会议的那个星期，那时，每顿饭有将近十二个人用餐，全部由她料理，夜里也睡不着，想着第二天的菜谱。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上没有多大用处，后来她想到，自己可以做好饭菜，使艾尔弗雷德身体健康并能写出重要的书来，这时她又感到了欣慰。”

　　马歇尔夫人懂得如何赢得爱戴。她记得那位杰希女士，“这位美国寡妇在70年代来到英格兰，一出现就使人们神魂颠倒，一个又一个的导师为她所倾倒。”正是这位女士，在一次谈及仆人之时说道，她很相信赞扬的作用，最后她说：“连万能的上帝都需要大家赞颂呢”。

　　在劳工运动的最初日子里，马歇尔经常邀请一些工人阶级领袖来家里作客。“本·蒂利特、汤姆曼和伯内特都是我们的座上客，还有一位特别令人愉快的托马斯·伯特。”埃奇沃思也经常到访。“我们当然有许多来访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我们很喜欢皮尔逊教授夫妇，他们来我家住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