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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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我们很喜欢皮尔逊教授夫妇，他们来我家住过多次，另外我们还很欢迎陶西格教授及夫人。”当然，只要有有趣的人物到访，午餐会上就一定少不了我们这些学生。或者我们在书房里独自品茶，这对我们的心灵与头脑大有裨益。

　　但除了来访的客人之外，那时的剑桥自己也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团体：“我成了女士聚餐会的成员，我们有大约10到12人，一个学期内一次或两次由每个人在家里轮流做东。这时丈夫们就在各自的学院用餐或在书房里独自吃饭。女主人不仅要备办一顿美餐（但不准喝香槟），还要提出一个适宜的谈话题目。如果必要，还可以介绍一位外面的女士参与进来。但这仍然是一个排他性的团体，只要一个否决票就可以把拟议中的新成员拒之门外。我们的成员有克赖夫人、阿瑟·维罗尔夫人、阿瑟·利特尔顿夫人、西奇威克夫人、詹姆斯·沃德夫人、弗朗西斯·达尔文夫人、巴罗尼斯·冯·休格尔、霍勒斯·达尔文女士、乔治·达尔文女士、普罗瑟罗夫人和杰布女士。”马歇尔夫人暮年之时回忆道（恐怕这很中肯）：“看来，如今的‘人物’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马歇尔夫妇的长假期大多是在南蒂罗尔山区度过的。他们尤其常常到费洛梅纳在阿希泰托尔的斯特恩开设的路边小旅店去住。“有一年，我们发现邻村汇集着一群‘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其中有冯·维塞尔夫妇、庞巴维克夫妇、米克坎多尔夫妇和其他几位。我们鼓足勇气邀请他们全体到我们宽敞的卧室里来参加茶会，这里已经是这所小店最大、最舒适的房间了。然后我们又到在附近田野搭起的帐篷中稍事休息。费洛梅纳为有这么多杰出的客人而感到自豪，他清晨四点就起床，为宴会准备新鲜的黄油和精美的菜肴。庞巴维克身材瘦小，结实而敏捷，热衷于爬山，几乎每天都要爬一座白云石山。这多少也消耗了他的精力，因而无心谈论利率理论。我一碰到这个题目就感到害怕，因为最近他和艾尔弗雷德曾就这个题目不厌其烦地进行通信。维塞尔教授相貌不凡，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朋友，他的夫人和女儿也都很有风度。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消夏之地，一位老农的漂亮的房间里为我们举行了答谢茶会，我感到非常快乐。”

　　1920年，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国外旅行的尝试，这也是一次相当危险的尝试。在这之后，离他们甜蜜的伙伴关系结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接下来的三个夏天，我们是在多塞特郡美丽而幽僻的小海湾里什·梅尔度过的。在那里他继续致力于第三卷的写作。但在《工业与贸易》于1919年完成之后，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差了，之后不久，医生就悄悄告诉我，‘他再也不能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了’。情况的确如此，幸运的是，他自己并不知晓。”在过去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从书房上走下来，说“多么幸福啊这段时光，没有什么能与建设性工作带来的快乐相提并论了。”

　　不过，在艾尔弗雷德逝世之后的20年里，玛丽·马歇尔依然展现着她那恬静的美，并且与艾尔弗雷德的那些老学生和他们夫人的友情愈见深笃。

　　40年前，专为学生们设立的、能够出借图书的图书馆是很少见的。马歇尔的教学方法的核心部分就是让学生们在本学科内广泛阅读，并学会如何使用图书馆。为了回答一个价格指数方面的问题，一个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只查阅那些最新的权威著作是不行的。他必须向前追溯，即便追溯不到毕晓普·弗利特伍德，起码要追溯到杰文斯和吉芬。他还必须参看最近20年间《经济学杂志》上所刊载的这方面的所有文章。如果浏览一下中世纪以来的价格史，或是比较一下梭仑和查尔斯2世时期按工资计算的小麦价格，也将是有益而无害的。如果一个学生还没有翻阅10到12本书，就匆匆忙忙给出答案，那么他就称不上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既有负于经济学家这一伟大使命，又无法承袭崇高的说教者的传统）。为了做到这一点，马歇尔采用了三种方法。首先，他在教室里建立一个浅显读物的书库，规模虽小，但比起任何本科生自己的藏书来则都要大得多了。在他辞去教授职务的时候，他把这个书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我想我是这个书库的第一个正式的管理员，我为它编制了第一份目录。除此之外，就是他自己那些更丰富的藏书了，他希望学生们在巴里奥·克罗夫特喝过茶之后，都尽可能地多拿些书，只要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能背得动。最后，他就采取了把学术期刊拆开，按论题挑选、装订论文的做法，因此他有时要增购一套用以保存。许多这样的论文集如今都收在马歇尔图书馆中，这些资料连同其脚注，能使刚入门的学生按图索骥，从一本参考书找到另一本参考书，不出一周，他就可以成为这个论题的活文献。不要忘记，准备这些论文集，把它们按作者和课题编好目录，并放在那些“棕色盒子里”，这些都是马歇尔夫人的特别任务。

　　所有这些，作为教育，建立个人联系和激励学生的手段，她都是热烈赞同的。背负书籍的来访者离开之前，总要在楼下与她道别，而她也总要目送他出门，沿着车道远去，眼中露出无限满足的神情。因此，在艾尔弗雷德离开之后，把这一传统保持下去，让他的这些书籍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手中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她倍加珍视的目标。

　　首先，把他的藏书全部移交给剑桥大学，供学生们使用，并把它与上述提到的教室学生书库合并，组成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进而，她以根据协定条款所得的款项建立了一笔可观的留本基金，并以马歇尔著作的版税每年交付一定数额，来补充这笔基金。马歇尔死后，他的著作的销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她的遗嘱中，她还留给图书馆10000英镑以及她丈夫的全部版权）。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还决定使自己成为马歇尔著作以及新一代学生的保护人。因此，在75岁之时，她还被任命为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荣誉助理管理员，她担任此职将近20年。这一举动是违背大学规章的，规章规定，每个人65岁必须退休，现在看来，这一规定是合理的。每天早晨，她骑着自行车，穿过从马丁利路到图书馆（1935年迁到一所精致而宽敞的楼里，这里原来是乡绅法律图书馆，紧挨唐宁街的地质博物馆）那段不近的路程，穿着一双便鞋，这是她在60年前的前拉斐尔时期留下的习惯。将近90岁时，尽管她很不满意，医生还是阻止了她继续骑自行车（部分是由于朋友们的鼓动，这主要是考虑到连最强壮的人都可能遭遇危险的剑桥的交通状况，对她自己的体力的考虑倒在其次）。上午，她就在图书馆做些管理工作，开始是由一些本科生协助，随着工作量加大，从1933年开始，改由一名专职的图书馆管理员米森先生协助。马歇尔图书馆的历任馆员，丹尼斯·罗伯逊、赖尔·费伊和1931年之后（中间有一段间隔）的皮埃罗·斯拉法就减少了她的日常工作。不过，整理那些“棕色盒子”还是她的专门职责，这也是她最爱做的工作。她总是把这里称为“我的图书馆”。漫漫人生路中，无论对她的心灵还是对她的精神来说，这都成了她接触生活之流的主要方式，她也从这里感受到了自60年前的巴尔奥·克罗夫特就开始强烈跳动着的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脉搏。

　　1936年11月7日（见《经济学杂志》，1936年4月号，第771页），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马歇尔夫人向图书馆赠送了一幅马歇尔肖像的复制品，这幅画出自威廉·罗森斯坦之手，原作挂在圣约翰学院的大厅里。此后，在图书馆的前厅，中间的那张办公桌上方悬挂着这幅肖像，她就在这里伏案工作（幸运的是，有一张她如此就座的颇具特色的照片）。1941年，91岁之时，气管炎开始发作，她第一次没能照常上班。1942年，她已无法在这里工作，不过，11月14日，她还是出席了马歇尔诞辰百年纪念活动（见《经济学杂志》，1942年12月，第289页），并精神抖擞地发表了演说，向与会者讲述了她的丈夫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怎样的幸福和快乐。1944年3月7日，她与世长辞，骨灰洒在巴里奥·克罗夫特的花园里。

　　谦和似清晨，聪敏日璀璨，

　　温柔如傍晚，激情夜阑珊。


　　






精英的聚会第十六章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






第十六章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

1845－1926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是一个著名家族男性一系的几乎最后一员——这解释了他对“平均律”的偏爱。他的曾曾祖父，弗朗西斯·埃奇沃思，娶了3个妻子，他的祖父，古怪而闻名的理查德·洛弗尔·埃奇沃思，娶了4个妻子，生了22个孩子，在他死后还有7个儿子和8个女儿活了下来。F．Y．埃奇沃思本人就是这第6个儿子的第5个儿子。1911年，其他的继承人死去时都没有留下男性子嗣，他就继承了家族在朗福德郡埃奇沃思镇的产业。埃奇沃思家族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在这里建立家业的。他们的姓氏取于埃奇韦尔，就是从前米德尔塞克斯的埃奇沃思。他在继承家业之后，乐于搜集整理族谱，并希望埃奇沃思镇的庄园能在一个已婚的侄女，蒙塔古女士的照料下恢复原来的传统。他每年夏天都要回到爱尔兰，但并不在埃奇沃思镇居住，然而他却声称希望能够看到他的祖居重现“过去时代”的欢乐时光——尽管我不知道他是否认为这一时代曾经真正出现过。

　　埃奇沃思与一个世纪前的诸多名人都有关联──他是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思的外甥，这位小说家生于1767年，而在这一世纪内就已闻名于世。他又是诗人托马斯·洛弗尔·贝多斯的大侄子，这位诗人于1847年去世。华尔德·司各特爵士在《威弗莱》出版第一版时，送了一本给埃奇沃思的姑母，并在此书的最后一章（后来是在小说序言中）中写道，正是她对爱尔兰特色的描述最先促使他在苏格兰进行一次类似的试验。简·奥斯汀送给她一本《爱玛》的第一版。麦考利送给她一本《历史》，并在书中谈到了她。晚年的时候，她曾到盖特科姆庄园拜访过李嘉图。

　　F。Y．埃奇沃思的父亲，弗朗西斯·博福特·埃奇沃思，生于1809年，在沙特蒙斯和剑桥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是斯特林周围的一群人中的突出分子。托马斯·卡莱尔在《约翰·斯特林传记》（第二部分，第四章）中用了三页的篇幅，以毫不粉饰的笔法描绘了他，使他的名字得以传世。卡莱尔写道：“弗兰克身材矮小然而匀称，方形的脸膛上光滑而白皙（很像他父亲的相貌），蓝色的小眼睛奇异地闪烁着一种阴沉的笑意，他的声音沙哑而尖利，语调中透着几分刻毒、几分顽固，或许还有几分讥讽的味道。这是一个冷漠、武断、耽于玄思、苛刻而讨人嫌的家伙。他精通柏拉图，还有康德，在哲学与文学方面比较渊博。他不接受任何信条，除了那些柏拉图式的和康德式的幽灵般的信条。他以他那双眼阴沉的闪烁，嗓音无休止的吱嘎作响，轻蔑地冷笑着把所有保守党式的作派和迷信抛在了一边。然而就其他方面而言，他这个人非常诚实、非常勤奋，或许还有其他美德。”

　　托马斯·莫兹利牧师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绘弗兰克·埃奇沃思。他笔下的弗兰克·埃奇沃思与卡莱尔描述的“矮子弗兰克”简直判若两人。“我的耳朵告诉我，埃奇沃思的声音中也有悦耳之处，有时也语调温柔，风度翩翩……弗兰克·埃奇沃思被相互冲突的思想体系折磨着，可以说还有从童年起就存在的相互矛盾的敏感。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能够自我牺牲的人。”在斯特林自己对弗兰克·埃奇沃思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儿子的影子。“在我看来，埃奇沃思还没有摆脱那种纯粹观念式的生活。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到从‘知识’到‘本质’（就是说，从‘认知’到‘存在’）……埃奇沃思到英格兰来，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庆幸的事情。如果是在意大利，他甚至还不能对存在的现实世界有任何的感受，而这是一个与纯粹的‘玄思’和‘观察’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如果他不是到英格兰来，他还会仅仅在‘灵知’上止步不前，而这就好比一个穷光蛋，虽然手里攥着地契，但他的地产不是被熔岩覆盖就是已然沉入海底。”

　　然而斯特林的这位朋友仅仅是创造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的一方面原因。弗朗西斯·博福特·埃奇沃思“娶了一位年轻的西班牙妻子，他们是在伦敦非常罗曼蒂克地邂逅的”。埃奇沃思的母亲就是一位西班牙妇女，名叫罗莎·佛罗伦蒂那·埃罗尔斯。弗兰克·埃奇沃思由他的外甥T．L。贝多斯陪同到德国去学习哲学，为了到大英博物馆阅览而中途在伦敦暂留，于是就偶然结识了塞纳丽塔·埃罗尔斯。她年仅16岁，是一位来自加泰罗尼亚的政治避难者的女儿。他们三周之内结婚，然后奔赴佛罗伦萨，并在那里住了几年。F．Y．埃奇沃思是个语言上的行家，他可以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阅读，他的这种爱尔兰…西班牙…法兰西的混合血统可能对他在头脑中形成显著的世界观念有所影响。

　　埃奇沃思一生中所达到的边界很快就可以说完。他的父亲弗兰克·埃奇沃思试图成为一所学校的校长，但没有成功。他从佛罗伦萨返回埃奇沃思镇后就专心治理家产。1845年2月8日，埃奇沃思在埃奇沃思镇庄园降生于世。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在家庭教师的管教下长大，直到17岁时离开埃奇沃思镇前往都柏林三一学院求学。他的记忆力和机敏的头脑在那时就已是可圈可点。临终前几个星期，他告诉在牛津的表妹们，对年轻时所学过的那些诗歌，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对弥尔顿、蒲伯、维吉尔和荷马的全部作品他都能脱口而出。他能够在各种场合原原本本地自由引用那些古典名著。在他去世的时候，还保有这种传统的人已经非常罕见了。

　　他作为一个麦格德伦·霍尔奖学金获得者进入牛津，随后升入巴利奥尔，并在这里获得一等荣誉的文学学士学位。在牛津有一个传统，人们常常说起埃奇沃思结业考试时的那次

　　“口试”。据说，当被问到一些艰深问题时，他反问道：“需要我回答得简短一点，还是详细一点？”然后就在半个小时里滔滔不绝，他的风采使得那些原本只够获得二等荣誉的地方变得微不足道，因而获得了一等荣誉。1877年，他成为内院的一名法庭辩护律师，并在伦敦生活了一些年月。他是那份已经破败的爱尔兰家产中比较小的儿子的最小的儿子，而这时，他还没有从他的诸多天赋与兴趣中找到最终的方向，所以这段在伦敦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很窘迫。他成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逻辑学讲师，后来成为图克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1891年，他接替索罗尔德·罗杰斯成为牛津大学德拉蒙德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并被选为万灵学院的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生活在这里。1922年，他从牛津的教授职位上退休时是埃默里特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