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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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薄脸皮的英国人感到痛心疾首的争吵，他却完全能够泰然自若。戈德史密斯图书馆存放着他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书籍，而伦敦大学当局处置这一图书馆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并与之展开了无休止的争吵，1915年之后，他就再未踏入这个图书馆的门。当然，他有理由大加抱怨，不过如果采取温和一点的方式，事情可能就会得到解决。他的我行我素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但这阻碍了他在讨厌争吵的英国学术界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曾以为60年前他在剑桥的青年时代脾气并非如此，这只是后来才发生的转变，但看来恰恰相反。刚才我们提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这使我们又回到那个最后的、也是首要的主题上来。福克斯韦尔一生主要的工作以及他值得为后人所称道的成就，是他对17世纪到19世纪中有关经济学的所有书籍、文字的研究、分类和收藏。
麦考利和约翰逊博士一样，也强调了那些短命的论文和小册子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可以指引历史学家们追溯当代思想的源流。麦克库洛赫第一个对这样的经济学文字做了收藏，不过他的收藏，按福克斯韦尔的话来说，缺憾很大，因为他“把那些不符合自己正统标准的书全都排除在外”。第一个进行无所不包的收藏的是杰文斯，福克斯韦尔也正是从他那里才学到了这一习惯。那是在1875年，杰文斯与福克斯韦尔一起在伟大波特兰街上漫步时，杰文斯劝福克斯韦尔在一个书亭里买下了一本兰德纳的《铁路经济》，自此而一发不可收，其后的60年中，福克斯韦尔购得7万多本书。仔细研读二手书的目录，挑选、购买、阅读那些新发现的文字，为它们作批注、编目录，以及把它们捆扎起来，这些，占去了福克斯韦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和精力。买来的书他读了很多，他所写的简短而重要的笔记和摘要多达数千件，它们有的写在封面内侧，有的写在衬页上，有的写在有衬页的纸封套上，还有的就写在纸封面上，这些使他的藏书的价值大大增加。他所收藏的小册子中，有很多是为哈佛大学预订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他开始买成套的著作，而不仅仅买那些单行本。如果错过一本值得买的书，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道德问题。我记得他曾劝告我说，在这种事情上绝不能犹豫。他常说，“我经常为没有买一本书而后悔，但却从未因为买了哪本书而后悔。”去搜寻、查访，如果可能就买下来，这样就是一笔意外的收获。为了买到自己所喜爱的珍稀书籍，什么也挡不住他——不过，也许在过去那个时代他还无法习惯现已十分平常的高价格，因为他主要得靠自己。这种不可遏制的热情常常使他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他自己财产微薄，从没担任过报酬较高的职务，我怀疑他的年收入是否曾经达到过1000英镑。因此，当他想方设法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藏书家之一时，那的确是令人赞叹的。不过这意味着在其他方面的节制以及他夫人的热心帮助——他们的生活多年中竟没有一个仆人。
他常常大笔地透支，那样大的数额即使是比较宽容的银行也不会允许。后来，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危机，他不得不卖掉了一部分藏书，不过，一旦有了收入来源，他的另一批收藏就马上开始了。他总共积攒了四批藏书，两批较大，两批较小。
第一批，也是最辉煌的一批藏书，世间难能再有。1901年，戈德史密斯公司买下这批藏书并将其转赠给伦敦大学。在希格斯先生所编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词典》第一卷的书后附录中，福克斯韦尔以“经济学图书馆”为题讲述了这次购买的前后过程，同时也谈到了许多这批藏书的情况。本来，一家美国图书馆准备购买这批藏书，但在英国却没有人乐于购买。“在许多失败的尝试之后，皇家经济学会理事会在1901年6月25日的《泰晤士报》上向公众做了呼吁，同日还得到一位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支持。两天之后，令人尊敬的戈德史密斯公司提出愿意购买，于是双方成交。这样，这批藏书就留在了这个国家，而藏书的内容正是对这个国家历史的描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随后把这批藏书赠给了重组的伦敦大学，并将其储存在南肯星顿帝国研究所的中心大楼里。”戈德史密斯公司最初支付的价格是1万英镑，然而在1901年之后的13年里，它依然表现了它的慷慨大方，又追加了大约4000镑，以使福克斯韦尔能够继续收藏，并且使他能够以十分豪华的风格对这些小册子作了装帧。然而，福克斯韦尔继续藏书和使这些书获得精美外表的兴趣遭遇了挫折，挫折并不是来自戈德史密斯公司，对于它的慷慨大方福克斯韦尔曾赞不绝口，挫折是来自于大学。在福克斯韦尔看来，大学的官员们总是忘记托付给他们照管的这些东西的独有价值。尤其过分的是，藏书室同时还要用作会议室、衣帽间和其他一般用场。由于被这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占据着，那些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们却总是被拒之门外。在如何处置那些用额外赠款购置的图书上，也存在着许多官僚主义问题。最后，福克斯韦尔终于忍无可忍了，他退出了图书馆委员会，并从1915年春开始，就不再踏访他的这些珍爱之物。这种状况对福克斯韦尔打击极深，在他后面三分之一的生命里，这成了他的焦躁与愤怒的持久来源，以至于只要说起他，就不能不提起这件事。问题的原因当然在于大学的空间过于拥挤。在希鲁姆斯伯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地方，又建起了一所新的大学，其中专门为这批书设计了与之相匹配的安放之所，这样，福克斯韦尔的灵魂可以在他的财富上空心满意足地盘旋了。
收藏是从1880年正式开始的，当时是为了编纂“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本的《国富论》”而搜集资料，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福克斯韦尔把这当作自己当时头等重要的工作。后来，福克斯韦尔自己记述道：“阿诺德·汤因比对工业革命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为了他能够使用，藏书涵盖了1760－1860年这一时期。后来，放弃银本位制这一不幸事件变得引人注目，于是藏书也开始注意通货和银行业问题。这样，藏书就呈现出一种总体上的特点，对于涉及英国历史的内容务求其全，某些方面的国外动态也尽量使其具备代表性……涉及英国的经济思想史是十分完整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在此之前的经济学家的资料也十分全面……如果说这里有什么侧重的话，那就是它力求搜集那些残缺而晦涩的文字，因为沿着这条线索可以发现那些几乎默默无闻的大众们的观念。这些文字，在将来，可能产生独特的价值和感人至深的意义。”这样，这些藏书就显著地体现出个人作品的色彩，它表明了福克斯韦尔本人在各个阶段的主要兴趣。最终，福克斯韦尔把它确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记录社会阵痛和思想困惑的资料，它与那些经济哲学家们对终极幻象的憧憬相去甚远，但是，现代社会正是从这些阵痛和困惑中诞生的。
这样，直到1913年或1914年，福克斯韦尔的主要工作就是使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的藏书更加完善，尽管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机会通过购买这些藏书的复本形成自己的第二批藏书。不过在此之后，第二批藏书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标。战后，那些英国绅士们在17…19世纪收藏起来用作适宜的家居装饰的图书大量散失，这成了福克斯韦尔的大好时机。到1929年，他80岁的时候，尽管还有戈德史密斯公司支付的购书款带来的收益，但他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又一次的透支危机。福克斯韦尔认为，银行家们应当把这些独一无二，而且总是升值的藏书看作是更安全的投资，其他投资，以他自己的经历来看，却常常贬值为零。然而，银行家们有自己的观点，对此，福克斯韦尔常常表示抗议，这对他来说倒不是装腔作势。当时，除了他的主要藏书之外，他的第二批藏书中大约还有4000件复本，为了解决眼下的危机，他决定首先把这些复本卖掉。他为此写了一个内容简介，对这批书的特点作了介绍。这个简介后来落入阿利·扬教授之手，他当时在伦敦短期任职，在他的建议下，这第二批书被哈佛大学以4000镑的价格买走。不过，当他为此目的到剑桥访问时，他发现能在圣约翰和哈维路参观到的那些主要藏书要有价值得多。这次访问的结果就是，这批图书也最终转归哈佛所有，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福克斯韦尔死后才转交哈佛的。这批图书，大约共计20000余册，比起1929年来，它们今天显得更有价值、更难以替代。它可以与伦敦的戈德史密斯图书馆以及哥伦比亚的塞利格曼藏书并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经济学图书典藏。当然，在某些方面，它还无法与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相比——尤其是，戈德史密斯藏书中有许多来自名家的图书，而且哈佛这批藏书还尚未达到戈德史密斯藏书的精美的装帧标准。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它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它对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作品收藏丰富。福克斯韦尔早年并未对此产生特殊兴趣，不过随即他就发现，这些内容对历史、对经济制度的进行过程具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现在称作制度主义的那些内容，福克斯韦尔很早就把它们作为经济学家们必须加以研究的课题，他是意识到它们的重要价值的先驱之一。另外，他还经常抨击那些证明社会不过是独立个人的简单加总的虚假证据。总之，与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相比，哈佛的这批藏书在历史方面更突出，它必将成为历史学家们有用的资料来源，无论是那些研究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以及经济文献的历史学家，还是那些研究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演化过程的历史学家，乃至那些研究政治史和一般历史的历史学家。
福克斯韦尔的藏书有两大特点。他为它们编写了目录，并做了整理，但并不是按作者来编排的，而是首先按年代，其次按专题。这就是说，所有发表于（比如）1741年的作品都被编目在一起。这样，就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每年发生的事件和观念的概览，从中可以判断出那个年代的人瞩目于哪些问题。希格斯先生在编写《经济学书目》时也遵循了这一程序，这本书主要就是建立在福克斯韦尔藏书的基础上的。它的编纂得到了英国科学院和皇家经济学会的赞助。它的第一卷，覆盖了1751－1775年，已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福克斯韦尔藏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把结止点选在了1848年，而对此后出版物的购买则仅限于历史方面的著作以及与前1848年时期相关的著作。他经常说，他之所以选定这一年部分是因为这一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欧洲革命。也许我们可以不无伤感地加上一句，就是这些部分是因为福克斯韦尔希望他本人和整个现代社会能在接下来的1849年（收获的一年，他说）中获得新生。福克斯韦尔只选择了在他发表作品之前就已发表的那些作品。
与杰文斯不同，福克斯韦尔不但是个藏书爱好者，简直就是个藏书狂。他喜欢把一本漂亮的书拿在手中，然后回想它来自于哪一个著名的图书馆或所有者。出处，是他总要在笔记中作一记载的。他既作笔记，也经常向人谈起这些事情，他津津乐道的样子也的确能使读者或听者相信这些细节何其重要。那些曾到哈维路的书房中拜访过他的人，有谁没有握过原属于大弗星德里克的斧柄呢？又有谁没有读过他1882年1月16日在布里斯托尔以3先令6便士买下的那本《国富论》第一版的还算像样的抄本呢？桑德兰、奥斯特利公园、汉密尔顿宫、萨塞克斯公爵、坎布里奇公爵、伯克卢公爵、波特兰公爵、劳德代尔伯爵、乔治·查默斯、罗伯特·皮尔爵士、蒙蒂格尔勋爵、翁斯洛议长、阿什伯顿勋爵的某些藏书——实际上包括战前半个世纪中的历次书籍的重大流散——都出现在戈德史密斯图书馆中。还有一些图书来自于阿瑟·扬、亚当·斯密、李嘉图、科贝特、弗兰西斯·普雷斯、奎特赖特、西尼尔和斯迈尔斯等人的个人藏书。福克斯韦尔除了大量搜集议会的印刷品和法案之外，还收藏有一部分旧的银行券、许多经济学家的雕版画和版画。如果他的钱袋足够他买这些珍爱之物，他会像成为一名藏书家那样成为一名狂热的印刷品收藏家。
重要的是，在经过一番认真试验以后，他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原则，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经验和行家的品味，因此有些方面值得一提。他很不喜欢卡片目录而更偏爱条目，可以在一张四开纸上写下很多。显然他是对的。对于那些喜欢一目十行的人来说，卡片目录完全不符合他们的习惯，而最难办的事情就是，除了图书馆和办公室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家具来装它们。他还坚持每本小册子都该独立装订，他可能是第一个背离了18世纪以来的习惯，直到19世纪，在剑桥或其他什么地方，还习惯于按照内容不同把6到8本小册子粗粗地装订成一本书，从而使这些书形成一个系列。他非常反对给书重装背衬。只要原书的装帧饶有趣味，即使快散架了，也应该用盒子装起来；如果原书的装帧并无价值，那才可以重新装订。在这里，他可能走得太远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书商们买到书后，在重新出售之前总要再装订一番，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事了。尽管他也喜欢当时做得精美的装帧，但却反对继续沿袭那种装帧方式。他也并不反对“简装本”和“纸护封”，因为这样等于没有包装，用起来十分方便。他要固守这些原则，就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装订的任务。在戈德史密斯公司那笔特殊捐款的协助下，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剑桥的斯托克利公司保持了16世纪的剑桥工艺传统，因而多年之中，一直由它来承担这项工作。福克斯韦尔对自己需要什么一清二楚，所以他给装订工人们下的指令也很细致精确。材料，一开始用摩洛哥的，后来选用了更好的尼日尔材料。一般是本色压印，或者在硬封面上加上又细又薄的金色镶边。一开始，对书籍和珍稀的早期小册子全精装，其他的半精装，最终他更偏爱皮脊精装（两头是上等皮纸）。有一段时期，熟练劳动很便宜，于是他就沿袭了现已弃之不用的19世纪的习惯，把那些有价值的书逐页擦净并重新上光。斯托克利的工人们对此驾轻就熟，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他经常细致入微地阅读那些二手书目录。他把研究像麦格斯公司那样的出版物当作是一种自由人应受的教育，他常说：“他们比我懂得多的多。”垂暮之年，阅读这些目录成了他特别的快乐——在目录中察看这些老朋友们的标题和价格就像新的发现一样让他高兴。他生前最后一年曾微笑着对我说，他已找到了欣赏书籍目录的诀窍。在他87岁那年，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最让他烦恼不安的就是，在没读完当天的目录之前眼睛就已经受不了了。他的图书管理员，圣约翰的司各特先生每天都来拜访他，请他回忆他已经了然于胸的那些东西。他显得老得不能再老，穿着晨衣站起身来，一手拿着一本目录，一手拿着一张电报表格，此时的样子正是伦勃朗应当刻画的“老收藏家”的好形象。
有些细节能够点明他的性格。马歇尔曾经写信给他（1906年2月12日）：“我注意到，当哪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