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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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真的从他习惯的多石高地下降时，他仍然毫不费力地生活在一种比大多数经济学家喜欢呼吸的更稀薄的大气中，用一种习惯于远远更困难的事物的人的轻而易举的优雅，操纵着我们的科学之技术仪器。他（不包括他的哲学论文）只留在身后两个他的力量的见证——他发表于1927年3月的《经济学杂志》关于《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的论文和1928年12月的关于《一个关于储蓄的数学理论》的论文。尤其是后一篇论文，我认为，是对数理经济学的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无论就其题目内在的重要性和困难程度，所运用的技术方法的力量和优美，还是就被读者所感觉到的作者头脑凭以驾驭其主题的阐述的清晰纯正。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这篇文章是困难得可怕的读物，但欣赏在它里边结合了多么科学和审美的素质是不困难的。
因而，对他的朋友们来讲，个人品质与智力力量最和谐地结合起来的拉姆齐的失去，将使他们久久不能忘却。他笨重的体形，他发自内心的咯咯的笑声，他感觉与反应的简洁，在其直接性和实际性上有时和偶尔地几乎残酷的半警惕性，他头脑和心地的诚实，他的谦虚和贮存于他宽阔的太阳穴和前额之后的智力机器的令人惊异的轻而易举的效率，微笑的脸庞，都被从我们这里带走了，在那辉煌的高处，在它们工作和生活的收获被收集进来之前。
2．作为哲学家的拉姆齐
逻辑，像热情的诗，不是中年人的工作，可能在这个册子里我们有了我们这一代中最聪明的头脑之一能够给出的一些最好的阐述，尽管他死于26岁。对那些愿以现代方式思考基本问题的人们来说，我认为没有一本书能与他的这个小册子一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一个其作者给予完成的作品一个圆满外表的虚荣纯然是欺骗的题目中，试验性的、非结论的、非最终正确的情况不是一个障碍。
看一看发表的弗兰克·拉姆齐的所有逻辑论文，我们能非常清楚地察觉到他的思维所采取的方向。它是一个奇异的事例：年轻人如何能在这样一个水平上从事研究、探索，对此，以前的各代人承担它已有点喘不过气来，然而拉姆齐从这个起点上继续前进，用不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彻底消化至今被完成的任何东西，以任何人甚至年长10岁似乎也困难得毫无希望的轻而易举的东西来理解。人们甚至不得不相信，拉姆齐在马格德兰附近的幼儿室里，从1903年至1914年无意识地吸收了任何人在三一学院可能说的或写的东西。1903年也就是弗兰克·拉姆齐出生这一年，伯特兰·拉塞尔的《数学原理》出版，给正统逻辑学以新生，也似乎在其范围内带来了新的王国。这本书提出了许多特定的基本问题，但并未令人满意地给它们以全部解决；在其后的7年中，拉塞尔和怀特黑德在他们的《数学原理》中更多地专注于有关揭示数学和正统逻辑学之间真实联系的技术问题，而非加强它们赖以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在这同时，路德维格·维特根施泰因已被与拉塞尔交谈的渴望吸收到了剑桥，维特根施泰因整个地投身于逻辑分析的基础问题中。那时，19岁的弗兰克·拉姆齐出现在帮助旨在向世人详细解释其含混难解的内容的一个英语译本的准备工作。如今，拉塞尔承认，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有与它相适应的业余爱好，逻辑的基本练习不适合那些生命已达到第60个年头的人们。维特根施泰因怀疑在时间的双轮马车已走得太远之前他的下一本书能否完成，至于拉姆齐，唉！正当他像一位年轻地主进入他的地产要取得丰硕的成果时，却死了。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由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组成，包括在拉塞尔和维特根施泰因的论著中一些置而未论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拉姆齐用了很大的力量解决了，而且解决得那么优雅，那么清晰明白，那么成功。第二部分，以前从未发表过，是解决概率及相关题目的，从批评我于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作为开端。后面这一部分未发表过，是因为它不完整且不完全令人满意。但它是最为有趣的，不仅由于其自身内容，而且在于它实施第一部分抛出的提示中，在某种较为详细的程度上显示出他的头脑离开他近期的先驱们形成的，客观的解决方式有多远。拉塞尔的著作所传达的第一个印象是，形式逻辑的领域惊人地广阔。然而在他自己，在维特根施泰因和拉姆齐手中，形式逻辑处理的渐进的完美逐渐地导致内容空洞，越来越将内容削减为干枯的骨头，直到最后使得它看来不仅排除了一切经验，而且排除了合理思想通常是一些估计逻辑的绝大多数原则。维特根施泰因的解决方法，是将其他一切视为一种受神感召的无意义的瞎扯，对单个人来说的确有重大价值，但无法被确切地讨论。拉姆齐的反应是向着他自己曾描述过的一种实用主义，对拉塞尔并非不表示同情，但对维特根施泰因则有些反感。“实用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是，一个句子的意义应参考它将导致的行为来确定，或者更模糊地说，应决定于它可能的原因和结果。我认为这是当然的，再无更多的限定了。”
这样，他被引导着将“人类逻辑”与“形式逻辑”区别开来。形式逻辑不是关于别的，只是关于一致思想的规则。但应补充的是，我们还有特定的“有用的心智习惯”来解决我们的洞察力、我们的记忆以及可能以其他方式提供给我们的材料，达到或走向真理；对这样的习惯的分析也是一种逻辑。将这些观念应用于概率逻辑，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作为对我曾提出的观点的反对，拉姆齐争辩说，概率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命题之间的客观联系，还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信念等级问题；他继续表明，概率的微积分只相当于一系列规则，用以确保我们持有的信心等级体系将是一贯的体系。因而概率的微积分属于形式逻辑，但我们信心等级的基础──或者说一个更重要点的概率，如他们过去习惯于被称呼的——是我们的人类全副装备的一部分，可能只是由自然选择给予我们的，类似于我们的洞察力和我们的记忆力而不是形式逻辑。至此我向拉姆齐让步——我认为他是正确的，但在试图区分信心的“理性”等级和一般信心时，我认为，他不很成功。仅仅说它是一种有用的心智习惯，不足以达到归纳原理的底部。当形式逻辑已经被整理好，其高度受限的范围已经被适当确定时，拉姆齐试图区分出一种“人类”逻辑，一方面从形式逻辑中，另一方面从描述性心理中，他这样做可能已经指出了通向下一个领域的道路。
拉姆齐更容易使人想起休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特别是在他的常识和对待整个事务的一种精明的实用性方面。读者将发现，很多段落表达了他头脑、思维的特殊之处，很多段落的表述——尽管未被他包括在哲学的目标中——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3、一篇短文
拉姆齐的大部分著作，都发表于他死后出版的文集《数学基础》、《经济学杂志》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带有很强的技术性。但在他生前未发表过的，也从未为发表而有过润色的，已被汇总于《数学基础》末尾的札记中，有一些警句和精彩的片断小品文。我从中挑选了一些献给大家，因为他们可能传达一点我已在上面提过的“他的思维的特殊味道”，但对那些从未真正有过直接体会而认识他智慧的作品和人格——如同给予一个人一种单独的综合印象——这就是为什么布雷斯维特先生能够公正地写道，他的去世使剑桥被剥夺了作为其主要智力光荣之一的人们来说，绝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被完全无误地传达给他们。让我也引述戈兹沃酉、洛斯·迪金森写及弗兰克·拉姆齐和C．P．桑格——另一位温彻斯特和三一学院的学者，几乎在同一时候去世，然而在其成熟期——时说的话：为他的大学要求太多就不成其为剑桥人，我也不试图这样做。但是我想，看来有一种像其他所有好的事物一样珍贵的特定类型，以某种特殊方式与我的母校联系在一起。我想到的正是像莱斯利·斯蒂芬、亨利·桑迪威克、梅特兰那样的人们，像一个几天前还带着所有未实现的希望刚刚死去的人那样的人们。它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不世俗但也不神圣，无野心但也不松懈，热情而又不伤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报道和评论，他们遵循他们所看到的真理之光而努力追求、继续工作；能够怀疑而不被麻痹，满足于了解能够了解的东西，谨慎于判断不能了解的东西。世界进程永远不能被这样的人们推动，因为行动的源泉深存于无知和疯狂。但他们是暴风雨中的灯标，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们，并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愿他们的后继者永续不绝！
4、哲学
“哲学必须有某种用处，并且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它；它必须清理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否则它就成为我们必须检查的一种陈设，就是一种探究以看到这就是这样；换言之，哲学的主要命题是，哲学是无意义的。然后我们必须再次严肃地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并且不像维特根施泰因那样，假装它是重要的毫无意义！”
“在哲学中，我们采纳我们在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命题，试图以一种逻辑体系将它们用简单的术语和定义之类展示出来。一种哲学本质上是一个定义体系，或者过于经常地，是一种关于定义如何可能被给出的描述体系。”
“我不认为有必要和穆尔一起说，通过我们的命题定义解释我们迄今所意味的东西，而宁愿说，它们表明我们如何试图在将来应用它们。穆尔会说，它们是相同的，哲学不改变任何人通过‘这是一张桌子’所意味的东西。对我而言，看来它可能会的；因为意义主要是潜在的，因而一种改变可能在稀少的和关键的场合被显露。此外，有时哲学应当澄清和区分以前模糊的和混淆的观念，很清楚这只意味着决定我们未来的指义。然而很清楚，定义会至少给出我们未来的意义，而不仅仅给出任何一种获得特定结构的好方法。”
“我过去习惯于在极端的经院哲学中哲学的性质方面自我烦恼。我无法理解我们怎能理解一个词，也不能认识一种设想它的定义是否正确。我未认识到关于理解的整个观念的模糊以及它所言及的东西，它涉及到大量的行为——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没有而需要被回归。逻辑事例的同义反复，数学的相似，哲学的定义；所有都是琐屑的，但都是澄清和组织我们思想的重大工作的组成部分”。
（1）哲学思想
“对我来说，似乎在澄清我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不能通过定义它们的意义以明白的方式说明的术语和句子。例如，我们不能定义理论术语，但我们能解释它们被应用的方式，在这种解释中我们被迫不仅要看我们正谈及的对象，而且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智状态。”
“于是这意味着弄不清楚意义我们就无法理清这些术语和句子，我们似平进入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环境。例如，不首先理解意义，我们关于时间和外部世界所说的，然而，不首先确切理解时间、大概理解外部世界——我们与之有牵涉——我们也无法理解意义。因此，我们无法使我们的哲学向着目标进入有序进步，而不得不将我们的问题作为整体，跳向一种同时解决的方式；这将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因为我们接受它不是作为直接推论的结果，而是作为我们能想得到的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几种中仅有的一个。”
“当然，我们不应该严格地谈及推理，但在哲学中有一种类似于‘线性推断’的过程，在其中事物变得连续地清晰；出于以上原因，既然我们无法将这贯彻到底，我们就处在了科学家们的平常位置，不得不满足于零碎的进步：我们能使几个事物更为清楚，但我们无法使任何事物都清楚。”
“我发现，除在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内，这种自我意识在哲学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被推至哲学家态度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意义；问题总是‘我通过X表示什么意义？’只有非常偶而地，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反映意义。这种对付意义的必要性不仅是一种障碍；它无疑地也是通向真的基本线索。如果我们忽略了它，我感觉我们可能会进入孩童在下述对话中的窘境：‘说早餐’，‘不会。’‘你不会说什么？’‘不会说早餐。’”
“对我们哲学的主要危险，除懒惰和模糊之外，是经院哲学，其本质是将含糊的东西当作似乎是精确的东西来对待，试图将其填充进一个精确的逻辑部门。一种典型的经院哲学是维特根施泰因的观点，认为所有我们日常的命题都是完全有序的，不合逻辑地思考是不可能的。（后面这句话像是说打破桥牌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打破它们，你就不是玩桥牌，而是像C夫人所说，是在玩非桥牌。）”
（2）有什么要讨论吗？
“科学，历史和政治除专家外不宜讨论。其他人只是简单地处在需要更多信息的地位，到他们已获得所有可得的信息为止，除依据权威接受那些更有资格的人的意见外无法做任何事。然后是哲学，这对外行人也已变得太技术性。除这个不利条件之外，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的结论是，没有哲学这样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活动，不是一种教义；其目标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治疗头痛。可能被思考的是，除这种以逻辑为中心的技术性哲学外，有一种流行的哲学解决如人对自然的关系，道德的意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严肃地对待这种题目的任何企图，都会将它们贬低为或者是科学问题，或者是技术性哲学问题；或者更迅速地导致察觉它们无意义。”
“我认为我们极少，如果曾有过的话，讨论基本的心理问题，却远更经常地简单比较我们的几种经验，而这不是一种讨论方式。我认为我们太少地认识到我们的辩论多么经常地是这种方式：——A：‘今天下午我去了格兰切斯特。’B：‘不，我没有去。’我们经常做的另一件事，是讨论何种类型的人或行为我们感到钦佩或感到耻辱。例如，当我们讨论爱的永久性时，A说如果他不坚定他将感到愧疚，B说他一点也不愧疚。但是，尽管这是消磨时光的适意手段，却不是在讨论任何东西，仅仅比较意见而已。”
“另一方面，真正的心理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关于它我们绝大多数人了解得还相当相当地少，以至于难以指导我们去尝试一种意见。”
“最后，有美学，包括文学。这通常远比其他东西更能使我们兴奋；但我们对之真正讨论得并不多，对这方面的论证也是非常地虚弱，我们仍处于‘赶肥牛者必自肥’的阶段，关于美学真正包括的心理学问题说得极少，例如，为何颜色的特定组合给我们这样特殊的感觉？我们真正喜欢做的，是再一次比较我们的经验；一种此情境下特殊有用的活动，是因为评论家能够对其他人们指出这样一些东西，如果他们从事的话，他们将获得他们珍视的感受，否则他们就不会获得，我们不讨论也不能讨论一种艺术作品是否比另一种好，我们仅仅比较它给予我们的感受而已。”
“我的结论是其实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结论也符合于我关于普通交谈获得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