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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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丹尼尔1768年1月24日致卢梭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时，“亲爱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们与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我们常常去采集植物。我住在那个您可能还记得的小山坡上……冬天我就做一点阅读（我已经从您的信中感受到影响，因为我被《爱弥儿》迷住了）。我和孩子们做长距离散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里。在一个农庄里总有东西可用，总有一些小的经历。我追逐狐狸，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习惯，同时也激发了我对野生生活的想象力。”

　　作为《爱弥儿》的作者的朋友，丹尼尔·马尔萨斯有意进行教育试验。罗伯特带来的希望唤起了丹尼尔的爱与雄心，因此决定让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师共同教导他。第一位家庭教师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个学识渊博而风趣的绅士”，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还写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诃德》，用以讽刺卫理公会教徒。16岁时，罗伯特被转交给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一个异教的圣职人员，他“粗野、不安分，观念上自相矛盾，是一个急躁而顽固的辩论者”。他与查尔斯·福克斯通信，是卢梭的信徒，他这样阐述他的教育信条：“家庭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教育青年培养自己的能力，引导他通过身体力行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并使他为自己能够心领神会而兴高采烈”。1799年，威克菲尔德被关进多彻斯特监狱，因为他表达了要让法国革命征服英格兰的意愿。

　　“一些现存的学生式的信件”说明，罗伯特·马尔萨斯对威克菲尔德十分依赖。威克菲尔德曾是剑桥基督学院的会员，因此关系，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位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在1784年的冬季学期成为墓督学院的一名自费生，时年18岁。1784年11月14日，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间里好好地安顿了下来，讲座明天就开始。上个星期我抽时间把数学复习了一下，昨天参加了考试。我发现将要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我们从机械学以及麦克劳伦、牛顿和基尔的物理学开始。周一和周五的讲座是邓肯的逻辑学，周三和周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我找到一个书商，我将从他那里订购我所有需要的书籍。学院里有一些人很聪明，在这里阅读几乎成为风尚。主要的科目是数学，因为要获得学位主要看这门功课，而多数人的最大目标都是成功地取得学位。我相信这里有一些杰出人物，我与其中的两个相熟识，其中一个与我同年级，他确实非同寻常地聪明，如果他珍惜自己的话，将极有机会获得优等奖学金。我到教堂做过两次祷告。”他的花费已经达到每年100镑。丹尼尔·马尔萨斯写信说，如果开销再增加，教士们将无法让儿子来学院学习，在国外的莱比锡，开销仅需25镑。

　　这时的剑桥刚刚从长眠中醒来。基督学院曾是睡得最昏沉的，现在却成了精神之源。马尔萨斯在这里受到他的那些精神伙伴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和诱导。马尔萨斯的导师是威廉·弗伦德，他曾是佩利的学生．还是普利斯特里的密友。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三年，即1787年，他因为从圣公会脱离，拥护一元神教派，思想自由以及坚持和平主义而成为剑桥的一场著名论战的中心人物。佩利本人于1775年离开剑桥，但他的《道德法则与政治哲学》，或者称其原名《道德与政治法则》，是在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一年，即1785年在剑桥出版的。我想这本书对这位《人口论》的作者一定影响很大。马尔萨斯还是一群出色的本科生组成的小团体中的一员。这一团体中，毕晓普·奥特，即马尔萨斯的传记作者，和E．D．克拉克教授，一个旅行家，剑桥奇人是较为知名的。在马尔萨斯获得文学学位之后，柯勒律治来到基督学院（在1791年）。当年轻的柯勒律治在那间面向大门，楼梯右边的底层房间里住下来的时候，基督学院不再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了——这样的喃喃之声在庭院中回响不绝。

　　记得那时，缪斯翩翩而来，

　　我走上前，等待知识女神的称赞。

　　她在头顶，为我戴上桂冠，

　　同我相吻，算是回答我的誓言。

　　“在那些房间里，我度过了怎样的夜晚啊！”一个那个时代的人写道，“我们一边享用着简单的晚餐，也就是‘填鸭’，像他们说的那样，一边把埃斯库罗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和一大堆辞典推到一边，开始讨论当天的小册子，那些伯克不时写出的小册子。我们完全不必把它们拿到眼前，柯勒律治早上读了，晚上就可以逐字逐句地复述。费伦德的公案正在进展之中，小册子蜂拥出现，柯勒律治统统读过。夜晚来临，伴着我们的尼百斯酒，我们热烈地讨论。”

　　1793年6月马尔萨斯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参与通过了1793年12月19日的那条命令：“同意：如果未经允许而擅离学院的柯勒律治一月之内不能返回，并且支付对导师的酬金或提供支付的可靠证明，他将被董事会开除。”看来，柯勒律治已经以西拉斯·汤姆金斯·库默贝克的名字被列为第15个暴徒。对柯勒律治在基督学院的经历我只能记述到此了，需要说明的是，这起恶作剧之后，他被判处在学院区禁闭一个月，并要把德米特里·法莱雷奥斯的著作译成英文。后来柯勒律治对《人口论》的攻击是世人皆知的：“最后，看一看这个强大的国度吧，它的统治者和智士们对佩利，对马尔萨斯言听计从！这是非常悲哀的（《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学遗著》，第328页）。

　　我庄严地宣布，我并不相信那些由人类的无知，虚弱和恶毒造就出来的邪教、异端和宗派比一个基督徒、哲学家、政客、市民以及这讨厌的教条更耻辱（《席间闲谈》，第88页）。”

　　在学院中，据说马尔萨斯爱好板球和溜冰，获得过拉丁语和英语演说奖金，1786年被选为学院的布伦塞尔奖学金获得者，并在1788年以剑桥数学考试甲等第九名毕业。在他毕业前夕的一封家信中他说自己正在研读吉本的著作，即将读到最后三卷。几个月之后，他在信中写道：“我最近正在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内容涉及那些野蛮民族的发源与发展，而正是这些野蛮民族形成了今天欧洲的精致的政体。吉本还使那一黑暗时期的开端更加清晰，这一时期曾长期占据历史舞台，不能不激起人的好奇之心。在我看来，吉本是个令人愉悦的作家，他的文风是有些地方庄严，但每个地方都充满趣味而且用词得体，尽管对历史著作来说也许文风过于华丽了一些。我将满心欢喜地等待看到他的其后诸卷（1788年4月17日）。”

　　后来的日子里，马尔萨斯的柔和谦恭的脾气和品行也许有些过分，但他在剑桥是个讨人喜爱的人。奥特说，他的诙谐的性格“在年轻时就已显露无遗，成年之后依然未改，尤其是在剑桥，当他兴起之时，就会做出滑稽的表情，装出独特的声调，这常常给他的伙伴们带来无限欢娱。”

　　据奥特说，甚至在本科时马尔萨斯就已非常与众不同，因为“（他具有）那种温文尔雅、细心明辨的风格，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他稳健而不急躁，对在剑桥培养的各种学术都平等以待，而并不是仅对其中某一方面倾心有加。”

　　1793年6月10日，当由驱逐弗伦德引起的风波正处高潮的时候，马尔萨斯被接受为研究员，开始居无定所，直到他于1804年结婚。他已在1788年取得牧师职位，1796年后他就在剑桥和艾尔伯里担任副牧师职务。1803年11月21日，他离开了该教区，由他的亲戚亨利·多尔顿推荐而被任命为威尔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区长，在他的余生里，他就以此作为一个不定居的牧师。

　　奥特在他的《传记》中收录了一些当马尔萨斯还是学院本科生时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给他的信。其中一封谈论马尔萨斯被选为研究员一事的信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二人间的关系，因此全文收录如下：

　　我衷心地祝贺你的成功，它给我带来了欢乐，因为这弥补了我的遗憾。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错失了它，因此我更有感慨地向你祝福。

　　唉！我亲爱的鲍勃，我没有权力谈论怠惰，但当我给你写那封你所不喜欢的信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失败的目标和遗憾的追求感触良深。我想，从对自己年轻时的回忆中我预见到了你，同样的自乱阵脚的倾向，同样的自责的气质，有希望能使我的不幸经历有益于你。这也的确是你所需要的，尽管只是一点点，但已让我更热切地想要告诉你，我写信给你时，比我通常装作的那样心肠更软，然而我的这种方式换来的却是你粗暴的失望之语，这让我感到自作自受。如你所说，你已克服了这些，能做到这样你是很有资格的，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最无懈可击的品格，文雅的风度，最明智、最和蔼的举止，避免了我所痛恨的妄自菲薄；你能让每个人都轻松愉快，带给他们快乐。即使我最易发怒或吹毛求疵，我也不能从一个伙伴身上要求更多了。在我对你的幸福有所期望时，我也未感到还有什么缺憾，除非我的那些期望过于古怪、不近情理或根本就是错误的。在我拒绝向你表达感情，拒绝给你我的嘉许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常常禁不住要握住你的手，流下泪来。

　　如果我能为你的教堂做些什么，或者你还需要为你做些什么，就写信给我，像我一样。相信我，亲爱的鲍勃，最爱你的，

　　丹尼尔·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颠的状况的看法》，写于1796年，这时马尔萨斯对皮特政府的批评已是第13年。这篇文章没能找到出版商。由奥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人口问题已经引起他的兴趣：“在人口问题上（他写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说人口总数是富裕程度的标志的话，它所代表的也仅是过去的富裕。”

　　1798年，马尔萨斯32岁之际，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

　　正是在与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讨论中，罗伯特·马尔萨斯才逐渐为人所知并最终成名。这一典故来自于毕晓普·奥特，而他正是从马尔萨斯本人那里听来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公正》出版。马尔萨斯父子频繁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平等与幸福，父亲抱有理想主义的观点，儿子则抨击这种观点。毕晓普·奥特这样描述说：“在与父亲进行这种富有生气的讨论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确立了他的事业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为了使这一想法更成熟，他写下他的论点的要义，这形成了后来的《人口原理》。我们不知道父亲是否被儿子说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尔·马尔萨斯强烈地感受到儿子手稿中的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创造性，因此建议儿子将他的劳动成果公之于众。

　　第一版是约5万字的八开本，与后面诸版相比，这一版几乎完全不同，并且更宜于传世。五年以后以四开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时已成为约25万字的三卷本。正如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释的，第一版的写作是“出于一时冲动，仅利用了在乡村所能接触到的少有的资料，”不过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内容一方面是与完美主义者的辩论，一方面证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这第一篇论文运用演绎的方法，富于哲理，文风大胆而精于修饰，语言华美，情绪饱满；而在其后的诸版中，政治哲学让位给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这位年轻人在执政政府后期写作时所具有的天赋和高涨热情却不见了。“冗长与毫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柯勒律治写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页边的评论：“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第一版很难见到，可见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马尔萨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著作中获得的收益总数不超过1000镑），它一经面市，马上就脱销了，尽管五年之后才出了第二版。这本书立刻引起注意，小册子之间的笔仗也随即展开（据博纳博士说，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来，这种笔仗就没有停止过。反对者们提出理由抨击那一在进化历程中从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并且认为，在有意识地对幸福的追求中，人们敢于从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们手中夺得政权。

　　佩利本人被说服了，而他从前认为“一个国家可能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就是人口的衰减，人口的增长的目标，在所有国家都应当胜过其他一切政治目标。”《人口论》同样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奥特记载了皮特与马尔萨斯于1801年12月的一次会面：“碰巧这时皮特先生正对剑桥大学做一次竞选访问……在基督学院院长住宅举行的晚餐会上，有几个年轻的旅行者作陪，特别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人。在谈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雅法的大屠杀、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莱尔等轻松话题时，皮特先生也放松下来与大家闲谈。”在1796年，皮特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而到了与马尔萨斯见面的前一年，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在众议院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表示敬意，“对他们的意见他必须要加以尊重，”据说，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论》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富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纪的作家利用过，但由于表达拙劣而没能引起世人注意。

　　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文科学的英格兰传统之中——植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思想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之中，我认为，在情感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延续性。从18世纪到现在，如果我要如此表达——这一传统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佩利、本瑟姆、达尔文和穆勒，这一传统表达着对真理的热爱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没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学，它代表了公正和民众精神。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脉相承，在实际内容上也息息相联。马尔萨斯身列其间，当之无愧。

　　马尔萨斯从他的演绎的剑桥方法——无论是数学学位获得者佩利，还是一无神论者采用的方法——到后面诸版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