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全景纪实-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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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会结束后，天已很晚。
　　已感疲劳的宋美龄与蒋介石刚刚休息，侍从室电台收到南京急报，说卢沟桥出了岔子，29军同日军发生冲突，情况不明。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刚刚睡着，就被侍从叫醒。
　　他揉了揉充血的眼睛，对着那电文发呆。
　　他太太关心地说：“睡吧，反正是冲突，明天再说，深更半夜，你把委员长叫醒也办不了什么事。”
　　陈布雷叹了一口气说：“好吧，睡吧！
　　这大概又是日军惹事生非。
　　在委员长眼里，延安的一举一动，要比日军的挑衅重要得多。”
　　7月8日早晨，蒋介石在办公桌上看到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大为震惊。
　　“西安事变”后，他就中国形势的发展问题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警告说：“战争迫在眉睫。”
　　他虽然不太相信，但他很佩服周恩来的见识，所以把汪精卫、张群、孔祥熙请上庐山商讨国策。
　　在第一次商讨会上，汪精卫认为：“现在连英美各国都对日本惧怕三分。
　　我们冒险用兵则孤立无援，眼巴巴地打死仗。
　　以兄弟之见，在当前形势下，力主镇静，警告国人，不可逞一时意气，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
　　张群认为：“今天国策的基本精神，在于消弭战祸。
　　日本如果进攻，中国必败。
　　因此，仗是万万打不得的。
　　我以为今天的问题不在日本，而在延安。
　　但根据目前人心向背，举国一致要求抗日的民气来说，要避免战争是困难的。
　　既然延安方面胆大妄为，日本的军事行动也势在必行，那么就让日本同延安打吧。
　　无论谁打败，对我们毫无损伤，这是上上之策。”
　　孔祥熙不同意张群关于美国惧怕日本的意见，拿出一大堆文件说明美国之强大和对中国的援助。
　　为此与张群发生了争执。
　　蒋介石以大局为重，提议下次再议。
　　第二次商讨会上，孔祥熙发表了“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谬论。
　　意思是：“引诱日本与苏联和美国打，中国袖手旁观，了不起是参加战争。”
　　张群则提出了“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方针。
　　蒋介石并不太懂，便说：“岳军你说的好像和尚庙里求签，请讲详细些。”
　　张群便做了解释，他说：“我讲的第一句‘和必乱’，就是说，如果我们反对延安抗战，不准老百姓吵着收复失地，那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
　　即使东京不再大举进攻，而我们内部也必发生哗变。
　　而这个变化，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利的。
　　大家想想：万一局势胶着，中日之间没有战争，但延安方面必定扬言抗战，到那时候老百姓当然拥护延安，中国不是大乱么？对蒋先生和我们的处境不是非常不利吗？”接着张群伸出第二个指头：“我讲的第二句是‘战必败’。
　　就是说万一同日本开战，我们必败无疑。
　　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是委员长的高瞻远瞩，同时也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知己知彼之论。
　　如果我们同日本打仗，我们输定了。
　　三日亡国论，七日亡国论，这是不容置辩的名言！”“第三句叫‘败而言和’。
　　兄弟的意思是说，在目前同日本和谈，不但引起国际间的诧异，而且延安方面以及全国民众也不会答应。
　　延安可以向全国民众叫道：你们瞧啊，蒋委员长还没打，就吓得同敌人讲和了！
　　可是同日本打过一两仗之后，吃了亏，遭到惨败，那就没话说了，大家认输了，认错了。
　　全中国民众到那时候才明白过来，他们觉悟到幸而委员长不做抗战准备，幸而委员长不决心同日本打，否则亡国灭种不堪设想！”张群侃侃而说，眉飞色舞，汪精卫火上加油插话说：“日本是拥有强大陆海空三军的国家，我们算什么？我们什么准备都没有，凭什么打？”张群继续说；“所以，败而言和，没有人敢讲一句反对的话。
　　如果共产党反对，他们再主张抗战，那就让日本收拾他们好了！
　


16。卢沟夜月月色昏（5）16。卢沟夜月月色昏（5）　
　　

　　”
　　“我的最后一句叫做‘和而后安’。
　　这是最重要的一句。”
　　张群透过玻璃窗望了望烟雨中苍茫的庐山峰峦，进一步演义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日本打过几仗了，我们败了，我们和谈成功了，到那时，我们同日本不再是敌人，而是朋友。
　　好！
　　主张收复失地、全面抗战的是共产党，那我们就可以收拾这个冤家对头了。
　　共产党一解决，国家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妙哉！
　　妙哉！
　　”
　　汪精卫拍手喝彩，孔祥熙则似听新版的《天方夜谭》，挺着个大肚子，只顾吸烟，一言不发。
　　蒋介石一边听张群发表宏论，一边闭目思索。
　　待张群讲完，他大叫道：“好！
　　好！
　　好！
　　‘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
　　好好好，这简直是十四字真言！
　　”
　　这两次讨论后，蒋介石得了“十四字真言”，好像吃了灵丹妙药，精神大振，便在得意之余，大宴宾客。
　　谁知宾客未走，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被周恩来言中了，来得这么快。
　　不过，他还希望这不过是个冲突。
　　于是急忙叫陈布雷拟个电稿，要前方把情况详细呈报上来。
　　同时大声说：“我命令，29军除非奉命，不得还击。
　　你赶快把这个命令发出去，迟了或许有变。”
　　29军代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经多方活动，于7月9日清晨与日方订了三条妥协办法，然后用电话通知了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和第29军第110旅旅长何基沣。
　　他说：“日松井队长来称，失踪日兵业已找到，现在可以和平解决。
　　双方已经商定三项停战办法：一是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是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是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仅限300，定于9日上午9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驻宛部队接到命令后按时撤出宛平城，而日军则隐蔽于城外铁路涵洞等处。
　　当冀北保安队来接防时，中途又遭日军拦截。
　　直到晚6时，才来了50名保安队员。
　　经反复交涉，到晚7时，加上城内原保安队员也只有100多人，但所有机关枪已全被扣押并运回北平。
　　日方见宛平已空，谈判目的已经达到，谈判代表樱井等4人便借打电话悄悄逃席而去，不知踪影。
　　至此，日寇在短短三天之内，四次背信弃义，耍弄阴谋。
　　卢沟桥事变以后，宋哲元奉令回北平。
　　但他在天津一下就住了8天，并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进行了几次和平谈判，直至7月19日才返回北平。
　　由于他仍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局部冲突，能随时解决”，因而在日军的欺骗下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无法满足日军要求的谈判。
　　然而就在谈判过程中，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日本关东军沿铁路线络绎不绝地开进关内。
　　从海道来的日军也在塘沽登陆，热河省的日军跨过长城开至北平近郊。
　　日本空军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等地，还在塘沽修建了空军基地，每天派飞机到北平上空和平汉铁路沿线进行侦察。
　　日军完成其军事布署后，即于11日开始用大炮轰击宛平县城及其附近地区。
　　城内居民伤亡惨重，团长吉星文也负了伤。
　　21日，日军炮火延伸到长辛店一带驻军。
　　25日，炮击我廊坊驻军。
　　26日，10余架日机轮番轰炸廊坊。
　　北平广安门外30多辆汽车满载日军，企图冲进城内。
　　27日，日军向冀察当局提出最后通牒，限29军第37师冯治安部于28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附近。
　　但又不等回答，于当晚便猛攻南苑和北苑。
　　28日，继续猛攻，并以飞机轮番轰炸，我南苑守军死伤惨重。
　　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城内转移时，遭敌截击，相继阵亡。
　　军长宋哲元于28日晚离开北平随军部撤到保定。
　　7月30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天津也于同日陷落。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乎？和乎？蒋介石内心极为矛盾。
　　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要求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交涉，提出口头抗议；要张群起草讲和条件，并密派许世英飞往东京；要孙科和宋子文分别拜访苏、美大使馆，请求他们给予帮助，立即发表对日抗议通电。
　　但是外交部和日本谈判毫无结果。
　　日本态度强硬，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要求中国政府惩办卢沟桥肇事者。
　　他满指望美国朋友给他撑腰，结果美国国务卿赫尔利向全世界62国发表了一纸空文的《和平原则十六条》，除了“维持和平”、“信守国际协定”等空话外，没有一个字指责日本。
　　蒋介石精神上更大的压力是原定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7月17日就要举行了。
　　这次会议，不仅全国各界有声望的人都来参加，延安方面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也来。
　


16。卢沟夜月月色昏（6）16。卢沟夜月月色昏（6）　
　　

　　他在会上讲什么？如何讲？这都使他非常头痛。
　　为了应付这次谈话会，7月16日蒋介石再次召集军政要员讨论。
　　汪精卫、孔祥熙仍然老调重谈，军政部长何应钦则大谈日本如何强大、兵多将广，装备精良，中国军队如何落后，无法与日本打等一套悲观主义论调。
　　身材魁梧、性格刚直的冯玉祥则坚决反对何应钦的谈话，他挥动着手臂大声说：“武器固然重要，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军心民气，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是反侵略战争，只要把民众动员起来，齐心抗战，就能最终打败日寇。
　　现在，日本调兵遣将，大批援军从关内外开到平津前线，我们外交部深夜打电话询问日本使馆，人家连理都不理。
　　各位想想，人家这种嘴脸，把刀放到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一个劲地求爷爷告奶奶求和，这样行吗？我主张全国团结抗战，我拥护蒋委员长鼓起勇气领导抗战！
　　”
　　冯玉祥的发言引起与会全体人员的重视，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冯玉祥讲得有道理。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又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讲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并笑着说，宣言中的目标，“有一部分还是委员长在西安时表示称赞的”。
　　蒋介石尴尬地笑了笑。
　　7月16日夜，蒋介石思潮翻腾，夜不能寐，“打？”“和？”两个大字和两个问号像两个冤家对头，不停地打架。
　　孔祥熙“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的“十四字真言”，冯玉祥的慷慨陈词以及中共的《宣言》像无数个彩灯在他脑海里不停地闪现。
　　他想睡会儿觉，刚躺下，眼前便出现了全国各地燃起的抗日烽火，这些烽火立刻汇成燎原大火凶猛地向他烧来。
　　中共7月8日通电中，“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的话，又像一个巨大的瀑布向他倾倒下来。
　　他的头脑一下似乎清醒了许多。
　　他立即坐了起来，摸了摸光光的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是啊，29军在前线与日寇杀斗，华北当局已发表宣言，誓与国土共存亡，中共又发出了通电，还有西安事变……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抗日，华北再出现个满洲国……那，那我必将遭到全国民众的痛骂，局势将再也不可收拾，国民党，我的政权也就……娘希匹！
　　当断不断，必有大患，不能再犹豫了！
　　”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蒋介石的思路清楚了许多，他反而瞌睡起来，不久便呼呼大睡了。
　　第二天是7月17日，军政要员、各党派负责人、社会名流、大学校长、教授及各方面的学术界代表聚集在庐山谈话会会场。
　　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两边分别写着“养天地正气”和“做古今完人”十个大字。
　　这天，蒋介石在庐山进行了一次演讲。
　　他的演讲虽然仍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消极被动，但却明确表示了抗日态度。
　　他说：“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
　　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
　　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但是，我们的立场有较为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他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庐山谈话会后，蒋介石下山回南京召开了国防会议。
　　中共方面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军政部长何应钦又把那套中国打不过日本的悲观论调搬到桌面上来，并且更理论化和系统化了。
　　周恩来批驳说：“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条件。
　　但是日本比较小，先天不足，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都缺乏。
　　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它虽然和法西斯国家相勾结，但失道寡助，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
　　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无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各方面都不如日本。
　　可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
　　中国进行的是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
　　中国已经受到并且还要受到国际上广大国家的援助，这和日本恰恰相反。
　　因此，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是没有理由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坚持长期全面抗战，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朱德接着也发表了十分精彩的讲话。
　　他说：“战争双方总是有强有弱，不会等到势均力敌才进行战争，重要的是战争的性质。”
　


16。卢沟夜月月色昏（7）16。卢沟夜月月色昏（7）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逐步蚕食的政策。
　　和这种政策相适应的，在战略上便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要利用我有利条件，以空间换取时间，进行持久的消耗战，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朱德讲完后，会场上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次国防会议虽然受到亲日派的干扰，但大部分将领坚持抗战，会议开得是成功的。
　　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不另设大本营。
　　会议还决定了基本战略：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打持久消耗战。
　　即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
　　随战况转移，战争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作战时期为守势时期；第二个作战时期为持久消耗时期；第三个作战时期为反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