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一)-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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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摸索，而我——闭上眼睛。在鼻子底下限睁睁望誊上十万美元泡场并不那么轻松。
　　但我马上就听到舅舅的喊叫声：
　　“哈！哈！”．：！
　　我很快张开眼，他手中是一块羊皮纸，有２x２英寸大小。上面有三个签名，向你们保证，签名是绝对真实的，它不是田品。这块羊皮纸百分之百地是真的文件、我希望你们能懂得这点：在奥托舅舅巨大的手掌中躺着巴顿的签名，羊皮纸上的亲手签名！
　　后来决定，奥托舅舅还得去一趟华盛顿，我不适合去扮演这个角色。我是个律师，我：知道的东西太多，而他只是个单纯的学者，人们不会要求他事事清楚。而且谁也不会怀疑奥托·施梅里马依博士会贩卖假货。
　　我们整个星期都在编造比较合适的说法。我甚至为此而买了本旧书，里面是乔抬亚州在内战时期给大陆会议的信件。舅国应该带着它并说，他是在这本旧书中找到羊皮纸的，这可是件值钱的文物。
　　舅舅仅仅耸了下肩就把羊皮纸放到本生灯的火焰上。作为物理学家，他很少关心历史及其遗产。在闻到羊皮纸燃烧而发出的特殊气味后，他关掉火焰，于是手上只剩下巴掌大具有三人签名的一小块。
　　他背熟了所有该说的话。我还建议铐焦羊皮纸的边，几乎烧坏了元老沃尔顿的签名。
　　“这是为了更加逼真，’’我解释道，“当然，这个签名的所有字母就不都能辨认，这会损伤它的价值。但这上面毕竟是有三个签名存在的。”
　　这时奥托舅舅心头浮现一丝怀疑：
　　“要是他们把羊皮纸和在独立宣言进行比较，他们会发现这两者犹如拷贝一样相似呢！他们会怀疑这是伪造的，对不对？”
　　“那当然，但他们又能怎样了羊皮纸是真的，墨水和签名也都是真的。他们不得不同意这一点。我倒巴望他们为此而闹得满城风雨。他们再也想不到您是从时间机里拿到这块东西的，而宣传只会提高这张羊皮纸的身价。”
　　最后那句话鼓舞了奥托舅舅。
　　第二天池乘火车去了华盛顿，做着长笛的美梦一梦想着长的和短的，低音的和高音的，巨型的和微型的，专给独奏家演奏的和给大型乐队使用的长笛。
　　“记住，”他最后一句话是，“我已经没有钛去修复机器了。所以我们不能再失败广
　　“不可能失败，奥托舅舅。”我保证说。
　　不可能？哈！哈！
　　他在一周后才回来。我每天往华盛顿给他打电话，每次他只答说：“他们正在研究。”
　　研究研究！
　　后来我去车站接他，他面无表情。在人群喧嚣的月台上，我什么也没敢问，只想提个问题：“成了还是没成？”——但我决定最好还是由他自己来讲为妙。
　　我领他进了办公室，给了他雪茄和威土忌。我把手藏在桌下，但收效甚微——手抖得连桌子都在晃动。接着我索性把手插进口袋，于是整个身体都微颤起来。
　　他说：“他们研究过了。”
　　“那当然！我早就对你说过，他们会这样做的，哈哈！哈……哈？”
　　舅舅缓缓拿上支雪前，然后说。
　　“档案局来的这个家伙上我这儿说：施梅里马依教授，他说退，您是一位高明骗局的受害者。这玩艺倒的确不移是假的，但它依然还是假的！”，
　　奥托舅舅放回了雪茄，挪开了倒满威士忌的酒杯，从桌面上倾身过来说话。他的故事使我如此紧张，连我自己也不自觉地向他靠得更拢，所以对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也难逃其责。
　　“哼！”我自鸣得意他说，“凭什么说它是赝品？他们无法证明！因为这是真正的签字。它怎么可能不是真品？！”
　　奥托舅舅的声音听上去简直甜蜜异常：
　　“我们是从过去取来羊皮纸的吗？”
　　“是啊，那当然，就是您亲手取的。”“就是说，这是从前的东西？”
　　“对，是从一百五十年以前……”
　　“一百五十年前的羊皮纸，上面有独立宣言的签名，但却是全新的羊皮纸，对吗？”
　　我有点明白了，但还不甚了然。
　　我舅舅的声音犹如滚滚雷鸣：
　　“……如果你的巴顿死于１７７７年，你这个混蛋透顶的傻瓜，为什么没能想到，他的签名是不可能写在全新的羊皮纸上吗？”。
　　后来我只记得墙壁和天花板不知是在移动或是在倒塌，还是在我周围疯狂地旋转。
　　我只巴望自己重新恢复元气，我浑身上下体无完肤，遍身疼痛。后来医生确诊说并未伤筋动骨。不过舅舅做得也太不像话了——他强迫我吞下那张可怕的羊皮纸！




《哀悼之屋》作者：布赖恩·斯坦伯福尔德

　　　安娜望着自己在镜中消瘦的脸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毫无血色。她的眼睛中的蓝色已经变得很淡，只剩下一种和她发色相近的灰色。她知道，大脑的变异会影响体质和思维，但在镜中的影像告诉了她更多无法接受的东西。仿佛她那危险的疯颠导致了她肉体的崩溃。
　　她想，也许她这种人照镜子是危险的。但是，面对昨日的幽灵是今天的命令。她带着无限的耐心开始往脸上扑粉，决定让自己显得生气勃勃，不去想自己的本来面目。
　　她化完了妆，头发闪烁着金色的光泽，面颊嫩红，嘴唇如花瓣般鲜润，——但她的眼睛仍然是一种不透明的灰色，如打落在窗户上的雨点。
　　爱莎贝尔又象往常一样迟到了，安娜在接待员和护士的监视下在大厅里来回踱着步子。很幸运的是，她每日习惯穿一身黑衣，所以没有更多地吸引其他人的注意。
　　护士之所以在那儿，纯粹是一个仪式。安娜甚至不能走出医院，虽然她被列入行动自由的病人。她必须被一个护士正式地转交给另一个，以便有人对她负起责任。爱莎贝尔与她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就象她和那些护士一样。她和安娜只是一个由仲裁组成的家庭的成员，她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终于，受莎贝尔来了，脸色红扑扑地，可是庆典开始了。
　　“你得记住，这是安娜外出的第一个日子，”护士对爱莎贝尔说。“我们将下对任何事故负责任，但你要让她每天定时吃药、如果她出现沮丧的状况，就立刻把她送回到这儿来。这是紧急号码，它会为你召唤医生。”
　　爱莎贝尔奇特地凝视着那张卡片上的号码，仿佛那是一串神秘的数字。
　　护士只对安娜说了一听：“要听话。”，而没说：“祝你玩得开心。”，甚至没说：“轻松一点。”仅仅是一句“要听话。”安娜想。她曾经很美丽，不只是“美丽”所能形容——甚至占圣人奥斯卡的智慧也无法想象，但现在那份美丽已经所剩无几了。
　　爱莎贝尔当然不知道安娜正在走向自己的葬礼，而她的职责只是提供一个便利的逃跑机会。安娜等到车子离医院已经两公里左右的时候谈到了这件事：“你能让我在最近的地铁站下车吗？”她的语音轻柔，“再给我一点钱吧。”
　　“别傻气，”爱莎贝尔说。“我们要回家了。”
　　爱莎贝尔指的是她自己的家，她有一个丈夫一两个孩子。安娜见过爱莎贝尔的丈夫几次，但都离得很远。他是那种陪家人来看病人的人，他们的勇气在疯人院门口消失了，他们宁愿让自己的伴侣自己去对生病的家人尽道德义务。但也许爱莎贝尔不让他进来，不想把她介绍给他。很少有女人愿意把自己的丈夫介绍给妓女，即使那妓女正好是她的姐妹，甚至她的性魅力已经消失无踪了。
　　“不，”安娜说。“那只是说给医生们听的，这样他们才会放我出来。如果我告诉了他们真象，他们就不会放我出来了。”
　　“什么真象？”爱莎贝尔想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已经为你受够了麻烦，你听到那护士说的，我对你要尽负责。”
　　“你不用做任何不合法的事。”安娜告诉她。“我会按时回来，没人会觉察。即使我不回来了，也没人会责备你。我是个疯子，记住你能给我多少现金？”
　　“我没带现金，”爱莎贝尔对她说，她驾车经过了克南普罕南站，根本没有停车的打算。“我没有现金，任何人都没有。现在谁都不用现金了。”
　　这倒不假，在安娜工作过的那家登记妓院客人们都用聪明卡，交易都通过自动收银机进行。
　　“但你还是能换到现金，对不对？”安娜天真地问。“墙上都有洞呢，就象坏妓女一样。别担心过了克南普罕站，冯克斯霍尔站也行。”
　　“你倒底想上哪儿去，安娜？”爱莎贝尔生气地问，“到底是什么鬼地方？你他妈的到底想干什么？”这就是爱莎贝尔，重复用词，语调厌恶，话里脏字不断。
　　“我得干一件事，”安娜无助地说。她不打算说出来。爱莎贝尔会象那帮医生一样激烈地反对。但是，爱莎贝尔比那帮医生好对付多了，爱莎贝尔一直很怕她，虽然比她大两岁，高两英寸。安娜就象她的前半生的影子——这些都是安娜的优势。
　　“我不会为你换现金的。”但是她对安娜的坚持很明显地无力反对。
　　“我能干一切我想干的事，”安娜沉思地说。“这是发疯的一个优点，干任何想干的事儿，没人会吃惊。我不会被处罚，他们没办法拿走我得到的东西。有一百英镑就行，但五十镑也不赖。我必须有现金，你知道，因为大脑病变的人不允许持有聪明卡。幸运的是，这儿还有现金。”
　　“我讨厌被利用，”爱莎贝尔厌恶地说。“我答应今天带你出来，是你求我这么做的。而且医生也觉得这主意不错，这也许对你的恢复很有帮助。我不会支持你的。这不公平。”
　　自从她六岁开始，爱莎贝尔就开始报怨“这”不公平。她从来没了解过，世上本来就没有应该怎样的事。
　　“冯克斯霍尔站肯定有兑现机。”安娜说“五十英镑就差不多了，如果你能够多换点儿当然更好。自从他们把我关进那座疯人院之后，我对物价指数就没有概念了。但三年中货币不可能贬值得那么厉害。”
　　爱莎贝尔刹了车，让车停在路边。她是那种无法驾车与人吵嘴的人。安娜看得出她的姐姐很生气，她通常是把车停到停车处的，但现在她停在双黄线前面。
　　“你到底想干嘛，安娜？”爱莎贝尔语气强硬地问。“你到底想把我卷进什么麻烦？如果你想把我作为你从医院里逃跑的工具，我有权利知道。”
　　“我会及时回来，”安娜安慰着她。“没有任何人会知道，除了你的丈夫和孩子们。也许他们会因为无法认识你那位臭名昭著的疯妹妹而感到失望，但他们很快就没事儿了，你下周可以抽个时间带他们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我会乖乖地，不会干疯狂的事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爱莎贝尔重复着，强调着每个字的发音。仿佛暗示着安娜之所以故意忽视她是因为她蠢得弄不清关键所在。
　　“我得干一件事。”安娜用同样的语调说，“不会花很长时间，如果你不愿给我五十英镑，至少你应该给我一张旅游卡吧。我得穿过这城镇到第四区去。”
　　安娜立刻明白了自己所说的是一个错误。它给爱莎贝尔指了方向，她本来应该反复强调那五十镑，直到她得了这笔钱。过去，她从来没少拿过她想要的钱，不管她对付的是哪种顾客。
　　爱莎贝尔取出她的钱包，从里边抓出一把硬币。“喏，”他说，仿佛在说，你就值这么多，你这个愚蠢的坏婊子。“你如果想去，就是下地狱都没关系，但如果你出了什么差错，可别来怪我。拿着你的药。”在她说完这个长句子之前，她伸手推开了安娜一侧的车门，让她出去。
　　安娜从车门口钻了出来，虽然她还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儿。等爱莎贝尔开着车离开之后，她询问了到克南普罕的路，路还很远，但就算她身体状况很差，也倒还可以走到那儿。那堆硬币刚好够她买一张旅行卡。
　　她不知道如果她有一位真正的姐姐，情况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找到班纳地铁站边的教堂并不太难，比她预料的要大一些。她很高兴地发现葬礼的过程有充足的时间，很多地方的葬礼都很匆忙，因为参加的人们总害怕那段时间自己家里被盗。她等到其他人都进去了才悄悄进去，但她还是没逃过人们的注意。几个人转过身，然后低声交谈起来。
　　当仪式结束后，抬格人把棺材抬了出来，安娜躲到柱子背后，但是跟在死者后面的人们都知道她在那儿。她没去墓地，站在那棵古老的栗树的阴影中，从三十码开外的地方观察。她听不到牧师说了些什么，但那并不重要。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自己进行一番葬礼仪式，并且在结尾加上适当的赞美诗。两边小橱顶上都放了《圣经》，周围异常沉闷，使她也感到了深深的厌倦。她知道，按照《传教书》上所说的，其实到悲伤屋去可能会更好，要比宴乐屋好一些，但她并不确认传教士是否对此进行过谨慎全面的比较，而且他也没有提到过朝阳屋。传教士总是觉得一个好听的名字比那些珍稀的药膏还要管用，但安娜在这件事儿上从没能和他达成一致。
　　安娜毫无困难地找出了阿伦的妻于，虽然她从没见过她的照片。那是个漂亮的妇人，属于中产阶级。她的名字叫克里斯汀，但阿伦一直喜欢叫她“凯蒂”，令安娜吃惊的是凯蒂居然没带任何面纱。难道人们不是说寡妇们总是带着面纱，这样，才能隐藏她们的眼泪吗？那女人也没有流泪，冷酷、硬心肠似乎更合乎她的风格。安娜评估着她——在一种带点迷信的基础上——判断出她属于哪一类型。爱莎贝尔也许真的相信，一个动听的名字要比宇宙间灵巧的设计师们能设计出的任何灵药都要有效得多。
　　安娜忽然陷入一种伤感之中，她希望爱莎贝尔更大方一点，如果当时爱莎贝尔给了她一百英镑，或者五十英镑，她就可以买个花环，可以去献在坟墓前。此刻她只能站在这么远的地方，判断出多数哀悼者都上了年纪。但她宁愿选择她买得起的最奇异的基因工程产品，来为阿伦的生命，或者说他的死亡，还有她自己作出贡献。
　　安娜绝对相信这种意外事故不全然出于意外；即使它不是一次直接的自杀，这也是长期疏忽大意积累的结果。
　　仪式终于结束了，坟墓边的人群散开了。这时候那寡妇转向了她，摆脱了别人的阻拦，安娜知道了她曾半怀恐惧半带渴望的对抗将要发生了。她丝毫没有转身逃跑的冲动，而且她知道，在那女人停下来上下打量她之前，就是她来这儿的目的，所有感伤道别的话都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我知道你是谁，”寡妇说，用一种玻璃裂开般的声音，并没表明自己对这份敏锐的判断感到自豪。
　　“我也知道你是谁，”安娜回答说。她们两人被人注视着，安娜意识到，散开的人群又出于看热闹的好奇围拢了，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一丝半点的交谈。
　　“我以为你在医院里发疯哩。”寡妇用一种谨慎的平淡语调说着，但看得出她随时有可能爆发。
　　“对，”安娜对她说。“但医生们开始了解我的病情，可以让我安静一些时候。从象我这样的人身上他们学到了很多大脑变异的知识。”她并没有加上一句，包括象阿伦这样的人。
　　“那么你不久就会重操旧业回到大街上去了，对吧？”寡妇的声音很刻薄。
　　“我从十六岁起就不在大街上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