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当律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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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就能给我们家里装窃听器，那就太可怕了。”
唐先生的态度很坚决：“这个时候往哪退？没地方退了，只有往前走！”他给
蔡世新打电话说：“蔡律师，你看看，还有什么补救的措施？”
蔡世新安慰他说：“这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立即补交年检费嘛。这种
情形是违规，但不是犯罪。就像交税，我忘了交，补上就没事了。”
接着就与美国安德森律师一起研究对策。
在美国打这类官司，来了什么事都要找案例。这又是一个法律问题，蔡世新他
们还要找案例。公司在没有年检的情况下签的合同，算不算有效合同？这么一搞又
是一个月。最后查到了案例。
在没有打正式的官司之前，每遇到一个小的问题，就开一次小庭，打一个动议
案，英语叫“Motion”。比如沃泰克公司没报年检，是不是非法，这不是谁说非法
就非法，而是要到法院去打这个“动议”的官司。所谓“开小庭”，是指没有陪审
团和听众的开庭，只有法官、双方当事人和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双方把自己的理
由摆出来，由法官裁决。等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有争执的问题都在判例法上理
清了，才能打正式的官司。
中国法官有权进入收集证据的过程。而英美法的诉讼程序是对抗式的，法官不
参与收集证据。控辩双方把证据弄好了，由法官来判。
福特公司律师说：“你们公司没有年检，是个没有签约能力的公司。”
安德森律师按照蔡世新写的答辩词说：“我们当时是没有年检，但是并不代表
我们这个公司就不存在了。公司的合法性和行为能力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的公司没
注册，那是我们非法。我们注册了，只是忘了年检，我们承认错误，接受工商部门
的罚款。我的客户在中国生意做得很大，也是相当遵纪守法的。但是他不懂英文，
对美国的有关法律法规不很了解，所以才会忘记年检。可你们呢，你们懂英文，懂
法律，那么大的公司，有500 个律师，怎么还把过期的商标拿出来卖呢？”安德森
律师声音洪亮，膛音很重，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
福特公司被驳得哑口无言，也就不在沃泰克公司忘记年检的事上纠缠不休了。
第二个会合，福特公司再次败下阵来。但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律师费也
花掉了近四十万美元，而最后的胜利还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对委托人唐先生
的意志是个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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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到底
1996年初夏，唐先生再次来到加拿大。
美国律师费的账单不断寄到加拿大来。蔡世新向唐先生通报了案子的进展情况
和律师费的开支情况。
唐先生的思想压力很大。他对蔡世新说：“争论来争论去，现在快一年了，连
个法院排期还没有。前面买商标的四十万没要回来，现在又进去四十万，相当于三
百多万人民币，下面还不知要花多少钱。蔡律师，现在真是搞得我骑虎难下。”
蔡世新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作为一名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每个月都要往外付一
两万美元的律师费，这就像剜他身上的肉啊！
蔡世新对他说：“在美国打这种官司，都是按小时收费，每月结一次账。一小
时三百美金。每月的账单，最少是一万，最多是三万。”
“关键是在美国打官司，时间太长。”
“我早就跟你讲过，福特的策略就是要把你拖死，没理也要搅三分。他知道你
是小型私人企业，你肯定抗不过他。但是你也不要太气馁，你的案子肯定赢，百分
之百赢。如果这个案子不赢，你给我的律师费，我一分钱不要。如果没有赢的把握，
我也不会去接这个事。你别看现在每个月一两万美金地往外走，但是最终快上庭的
时候，福特肯定要软下来。我估计他们会主动要求和解，赔你钱。这种可能比较大，
他至少要拿几百万出来。”
唐先生痛苦地说：“蔡律师，我已经上了贼船，退也退不下来了。如果退，我
八十万美元都没了。”
蔡世新鼓励他说：“你有血战到底的决心，我就有打赢的信心。从现在开始，
我的律师费不要了。每次到洛杉矶，白跑，我认了。如果打输了，你以前给我的律
师费我退给你。”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需要双方配合的事情。首先是唐先生肯继续出钱，
不然蔡世新肯白干，美国律师不肯白干，也干不成。另外蔡世新如果斤斤计较，你
不给我钱我就不干活，唐先生可能也就退却了。
蔡世新之所以敢打这个官司，一方面是有实际经验，另一方面他比较熟悉美国
的判例法。只要法理上站稳了，案子就成功了一半。
唐先生以前曾想到美国发展，在美国加州的贝弗利山庄买了一幢房子，价值一
百多万美金。他对蔡世新说：洛杉矶我也不去了，还要房子干啥？就让他在美国的
朋友把房子卖了。他发誓：倾家荡产也要打赢这场官司！
由于委托人的态度坚决，官司得以继续打下去。
双方较量了两年，到1997年初，双方所有的证据和所有的答辩词都准备完毕。
双方律师和法院约定，1997年3 月间正式开庭。也就是说，双方要在法庭上进行真
正的较量了。
就在这时，福特公司忽然软了下来。
福特律师致函负责此案的法官：“法官先生，我们请求在开庭之前，与诉讼方
进行庭外调解。”
很显然，经过两年的较量，蚂蚁与大象的争斗终于出现了胜负。大象不但没有
把蚂蚁踩死，反而把自己搞得很累。现在，大象要向蚂蚁投降了！
美国的法院也希望进行庭外调解。法院的案子太多，有的案子排期就排了几年。
很多官司开庭以后还要打一两年。因为在法庭上提到的任何证人的名字，都要被调
查取证，甚至还要到法庭作证，工作量相当大。在美国，开庭只是这个官司所有路
程的一半。庭外调解，既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也有利于国家——减少国家的诉讼经
费。在美国，在法院打官司的诉讼费很低，不管标的多大的案子，诉讼费都是一样
的，只相当于打印、复印文件的成本费。在英语中，没有“诉讼费”这个词，只有
“登记费”（Filingfee ）。为什么法院只收这么少登记费？据说美国人的解释是
：因为法院是人民的法院，如果法院向老百姓收费，怎么体现法律的公正？法院和
其他政府机构一样，是用纳税人的钱，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靠审办案件来盈利的实
体。
福特公司的要求被法院批准。蔡世新把这个情况向唐先生进行了通报。
蔡世新向他解释说：“全世界都一样，谁要提出和解说明他理亏。”
唐先生说：“马上就要出庭了，为什么不跟他干到底？”
蔡世新说：“可以继续打，但是不知又要拖多久。既然对方已经提出了调解的
要求，并得到法院批准，再打下去，陪审团也不会给你惩罚性赔偿了。”
“为什么？”
“美国法官也主张和解，这体现了一种公平的原则。如果对方坚持不认错，才
有可能给他惩罚性赔偿。人家认错了，我们只能见好就收。用中国的话说，不能得
理不让人。”
“他们准备赔多少钱？”
“不知道，这要进一步商谈。”
“那就听听他们什么意见再说。”
福特公司的史密斯先生跟蔡世新通电话：“问问你的客户，希望怎么赔偿。”
“你看，史密斯先生，”蔡世新平心静气地说，“这个事情又回到了两年前的
状态。那时我说要你们把钱退给我的客户，你不退，现在你又主动提出赔偿。搞了
这么长时间，我的客户受到的损失非常大。首先，四十万在你们那里又压了两年多
；因为工厂开工以后不能投入正常的生产，造成无法统计的损失；目前律师费已经
花了将近八十万了。这些钱都是不该花的。估计你们花的还要多，有一百万了吧？”
“是啊，是啊。”史密斯的态度非常好，不再像两年前那么傲慢了。“蔡先生，
我看这样吧，你和你的客户算个账，你们希望赔多少钱。把你们的账单传给我，我
们开会研究，看能不能接受你们的账单。”
蔡世新开始和唐先生算账了。
“能不能要个很大的天文数字？”唐先生问。他还惦着蔡世新当初说的那一个
亿。
“这就很难了。”蔡世新说，“人家一旦提出和解，你就不能说我要一个亿美
金。那一个亿美金谁能给你？是陪审团，不是法官。”
唐先生显得有些失望。
蔡世新向他解释，那种赔偿是分两类，一类是经济损失的赔偿，比如那购买商
标的四十万，和以后因此而损失的那些钱。另外才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的赔
偿有可能是天文数字。因为惩罚性赔偿是很随意的，陪审团高兴给你多少就是多少。
过去发生的好多惩罚性的赔偿，都是天文数字。
蔡世新还告诉唐先生，他在法学院学法律的时候，老师要他们牢牢记住，孤儿
寡妇总是要赢的。人们的心理是同情弱者。大公司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是不能
欺负孤儿寡妇的。美国的麦当劳赔偿案，那个被咖啡烫伤的老太太是个寡妇，所以
律师愿意给她打官司，并且得到了巨额赔偿。
“惩罚性赔偿不是实际损失的赔偿。”蔡世新说，“所以，现在人家和你提出
和解，你就不可能要出个天文数字来了。你要一亿美金，他肯定不会给你的。你能
要的就是你实际损失的赔偿。你要算一个账出来，你四十万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律
师费是多少。只能这样。”
“那也好啊！”唐先生说，“我们终于可以把花掉的一百多万要回来了！”
他们通过算账，最后决定向福特公司索赔三百万美金。
蔡世新把账单传到福特公司。他们马上进行研究。福特公司有专门搞赔偿的律
师和专家。
史密斯先生来电话说：“你那四十万的商标转让费是当然要退的，加上利息和
其他损失，再给你四十万，加起来是八十万。律师费八十万，加上你的差旅费，算
四十万。一共二百万。我们只能给你二百万。”
唐先生强调说：“我在中国因此而遭受的损失也很大，比如换汇造成的损失，
因为此案牵扯精力影响了很多生意，等等，损失大了！”
双方谈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肯让步。
福特公司算来算去，拖了一个多月，还是不肯多出钱。福特公司很大，但在多
赔一点的问题上也不是很好说话。
史密斯说：“只要你说的是有理的账，我们都认。但是太遥远的理由，就不好
认了。”他也跟蔡世新玩起了“遥远论”。
蔡世新对唐先生说：“应该承认，他们算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唐先生表示同意接受对方退还四十万美元、赔偿一百六十万美元的方案。
实际上这二百万，对他来说，补偿已是绰绰有余。经济上他没有损失，还赚了
一点。
最后双方签订一个和解协议。协议是福特公司的律师起草的，条文写得很严密
：福特公司与唐先生和唐先生的沃泰克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从此以后，唐先生和唐
先生死后的继承人及其子孙、所有的人，将永远的、无条件的、不可以连带的向福
特任何公司、任何职员，以及和福特公司有任何联系的人，提出任何理由的经济上
的、精神上的、惩罚性的赔偿要求。
很显然，福特公司生怕唐先生死了以后，他的继承人再出来要求赔偿。在美国，
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
签订协议之后，福特公司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将二百万美元打进唐先生的账
号。此案以蔡世新一方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福特一役，使海登律师行的同事们对蔡世新不得不刮目相看。当时他只有34岁，
虽然年轻，却很有魄力，敢于和福特这样的大公司叫板，并且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
胜利“拿下”，令大家深感意外。律师行老板海登用十分赞赏的口吻对他说：“凯
文，你们中国人的坚韧不拔精神，在你和你的当事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大概就连福特公司也没想到，这个华人律师和他的当事人这么能干。一个在中
国，一个在加拿大，居然在美国把官司打赢了。
蔡世新和唐先生开玩笑：“你这个案子，尽管没拿到一亿美金，尽管没有名垂
史册，但是你确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啊！”
唐先生说：“多亏了你给我打气。应该说是在你的帮助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在海外做生意，一定要请律师。另外不能轻信大公
司，当时我过于轻信福特了，连合同都没看，四十万就拿出去了。”
后来唐先生在加拿大购买了一个上市公司，邀请蔡世新做了这家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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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华人世界
九十年代初，加拿大曾经掀起一个学法律的热潮，1995年以后又渐渐冷下来了，
因为这些人从法学院毕业以后，有三分之一的找不到工作。蔡世新是这些人中比较
幸运的一个。
现在西方的法律越来分得越细，律师越来越专业。有的律师专打化学方面的官
司，有的专打医学方面的官司，有的专打证券法官司，有的专打税法官司，还有专
打电脑方面的官司。比如，两个人在“E…mail”电子邮件上签了个合同，这个
合同算不算合同？出现纠纷怎么办？去找打电脑官司的律师吧！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当然法律越细越好，律师越专业越好。但是从个人角度来
看，律师太专业了未必就好。因为时间长了，会导致一个律师对别的什么法也不懂。
蔡世新讲过北美律师界的一个笑话：一个税法律师跟老婆离婚，要找婚姻法律师；
那个婚姻法律师报税，则要找税法律师。
蔡世新在多伦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个加拿大同学，人很聪明，学习
非常好，但在选择专业方向上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专门研究通讯方面的法律，
专打电话公司的官司，别的什么都不懂。1992年，加拿大经济不景气，律师行一裁
员，把他裁掉了。结果他连工作都找不到，老婆孩子没饭吃了，最后他不得不改行，
给一家公司卖葡萄酒去了。
这件事对蔡世新震动很大。他想：我的客户，大部分是华人，客户的需要，就
是我的选择。华人一般不会有通讯法和证券法方面的需要，因此他决定以商法为主，
兼做商业移民。目的是当华人在加拿大遇到这方面问题时，及时地为之提供服务。
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执业广告在当地中文报纸一出现，马上就
有很多华人打电话请他做案子。
加拿大的冬天非常寒冷，在一个格外寒冷的冬日里，蔡世新接到一个姓许的华
人打来的电话。许先生说，他在多伦多开了一家杂货店，房子是租人家的。现在他
和业主发生了合同纠纷，希望蔡律师帮忙出出主意。
蔡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