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当律师-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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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依然笑容可掬，但是有点不如刚进门时那么松弛了。
高个子似乎还在观察环境，根本没有听他们的谈话。
“那么合法避税呢？”瘦子开始问蔡世新的同事了。蔡世新的同事是税法专家。
他们谈论如何把几百万美金的资产合法地从美国转到加拿大，如何避免双重征税。
然后三个汉子就告辞了。
过了几天，蔡世新的同事问他：“你猜那三个人是干什么的？”
“不是做生意的么？”蔡世新以为，想要办投资移民的人，自然应该是生意人。
同事压低声音说：“你仔细回忆一下，他们像生意人么？告诉你，那个胖子是个黑
手党的小头目，那个高个子是个保镖！”
蔡世新恍然大悟，怪不得那高个子老是眼睛四下看，别的什么也不关心。
“嗯，是的，这几个人有点像电影里看到的那种人。”蔡世新拍了下自己的脑
袋说，“下一步做什么呢？他们还要不要我们继续做他们的案子？”
“暂时不做了，因为他们拿不出无犯罪记录的警察报告。”
“这也好。”蔡世新如释重负。
此后，多伦多报纸上又报道过几起手段残忍、死法奇异的杀人案，不是割了头
就是挖了眼。无疑这都是黑手党干的，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不过很快就又恢复了往
日的平静。
蔡世新经常去理发的那家理发店还在照常营业，那意大利老板还是在唠叨每天
发生的闲事。生活并没有因为出现了几个黑手党而改变。多伦多还是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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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祸得福”的犯罪嫌疑人
1997年初，来自中国D 市的企业家白先生找到蔡世新，说他的工卡到期，要求
给他申请办理延期。但是，在蔡世新到加拿大移民部给白先生办理延期的时候，遭
到移民部官员的拒绝。
蔡世新问：“为什么不给他延期？”
移民官说：“你这个客户1995年在中国搞社会集资，搞了一千多万人民币，转
成一百多万美元，说是要在加拿大买上市公司。结果没搞成，钱也没了，他不敢回
去了。现在受到中国政府的通缉。国际刑警组织正在到处抓他。”
蔡世新只好接受被拒绝的现实。但他作为加拿大律师，有义务为客户的行踪保
密，不能告诉移民部他的客户白先生现在何处。这是加拿大律师必须遵守的“职业
道德”。
移民部的官员也不要求蔡世新提供什么。在英美法系和一些大陆法系的西方国
家，对律师保守职务秘密都有具体的规定。任何人都没权要求律师泄漏其委托人的
秘密。若是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警方会要求律师提供其委托人（犯罪嫌疑人）
的线索，如果不提供，就会按包庇罪法办你。
蔡世新告诉他的客户：“你的签证不能延期了，中国方面在通缉你，我也不知
道为什么，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白先生工卡过期，没有了合法居留的身份，成了“黑户口”，就在多伦多隐藏
起来了。他不是杀人犯，警方不可能到处张贴通缉令。一般情况下，加拿大警察很
难抓到他。加拿大不像中国可以“发动群众”，这种事常常是不了了之。过了一年，
蔡世新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没想到在1998年初，当地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说，加
拿大皇家骑警——秘密警察终于在多伦多把这个隐藏了一年的白先生抓到了。
蔡世新感到很意外，一百多万美元的经济案，在中国的跨国经济案件中并不算
特别大的案子，他听说有好几个比这个案子大得多的犯罪嫌疑人逃到国外，好几年
了都没被抓回去。通过国际刑警抓一个人，据说手续很复杂，还要花费十几万美元
的办案费──加拿大警察的所有费用都要由中国出。后来蔡世新从别人那里了解到，
中国政府之所以对这个案子肯下那么大的决心，主要是因为有极其重要的“背景”。
因为那一千万人民币是从老百姓手里集的资，社会影响太大。D 市的老百姓发现集
资的钱没了，也找不到人要钱，都到市政府去闹事。理由是：社会集资是你们政府
批准的，现在他人也不在了，钱也没了，政府得负责任。搞得市政府很被动。为安
抚民众，市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抓回来！如果这一千万人民币是国
有企业的钱，没有人闹事，可能也就算了。
白先生在多伦多被抓到以后，却不能引渡回中国。因为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是
个所谓民主的国家，法律保护那些“落难”的人。
白先生找律师咨询，律师说：“按照加拿大的法律，你可以申报难民。”
加拿大法律规定，当一个人受到本国通缉，将会面临死刑的时候，加拿大有义
务保护他的生命权，可以拒绝对方的引渡要求。
白先生是被中国政府作为诈骗和贪污罪通缉的，虽然他自己说他不是诈骗，也
没贪污，那些钱是在股市上损失掉的。但是别人不知道，没人可以证明他“无辜”。
一千万人民币啊，资金数额巨大，他知道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于是他就按加拿大
律师的指点，向加拿大移民部申报了“难民”，后来果真得到移民法庭的批准，从
而使他“因祸得福”。批准他为“难民”以后，加拿大政府还会给他一个永久居民
的合法身份──绿卡。
如果中国官员了解加拿大的法律，大概就会采取别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案子。起
码不会让他“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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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取证”毒贩获释
在加拿大，吸毒、贩毒是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执法部门对贩毒案件的打击
力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对于案件取证方面的规定也很严格，有
时为了强调取证的合法性，宁可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
加拿大法律中有个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那就是不希望一个法律受到另一
个法律关系的影响。一旦发生冲突，以宪法为准，不然就找不到一个基准的东西了。
1991年，在蔡世新二进法学院的时候，曾经研究过一个典型案例。
大约在1986年前后，一名缉毒警察在多伦多国际机场的旅客行李中发现了毒品
——几百克海洛因。警察很兴奋，守株待兔，准备捉拿贩毒分子。结果发现行李的
主人是个非常漂亮的女郎。他觉得这一定是个大案，后面肯定还有更大的人物，于
是决定放长线，钓大鱼。然后开始跟踪漂亮女郎，一直跟踪到她住的地方。
这个警察雄心勃勃，一心想办个大案子出来。由于立功心切，再加上没有经验，
在没有经过法院允许的情况下，就在贩毒女郎的家里安装了窃听器。
合法的做法是，警察在怀疑某个人有犯罪嫌疑时，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向法
院申请“取证令”。在得到法院批准之后，才允许进入犯罪嫌疑人的家里安装窃听
器。如果没有得到法院批准而擅自进入，就是私闯民宅，犯了西方国家的大忌。加
拿大宪法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监视贩毒女郎的警察把她与南美洲很多贩毒分子联系的电话全部录了下来。然
后交给检察官，以为这下可立大功了。检察官也一时疏忽，没有注意他是否有法院
批准的“取证令”就立了案，到法院起诉了贩毒女郎。
在法庭上，检察官慷慨陈词，把案情说了一遍，最后说：“法官先生，陪审团
的先生们，这是近年来在我们多伦多地区发生的最大的贩毒案。贩毒数量大，而且
还有她与各个贩毒集团的联系电话录音，证据确凿，请求法庭给予刑法上最高的惩
罚。”
贩毒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更是侃侃而谈：“尊敬的法官先生，你知道，在我们英
美法的体系中，任何人取证，都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运用合法的手段。这一条法律
在我们加拿大法律和英美法中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因为宪法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
侵犯。但是，请你看我们目前的案子，我们的警察先生，在没有取得法院允许的情
况下，私自闯入民宅，非法取证。这是对我们国家最高法律——宪法的肆意践踏。
法官先生，你也知道，任何法律与宪法不相符、相抵触，都是无效的。”在法庭上，
律师为委托人作辩护，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罪辩护，一种是有罪辩护。前一
种是想方设法证明委托人的无辜，后一种是承认委托人有罪，但根据犯罪情节的严
重程度和犯罪后的表现，如自首或揭发别人帮助破案等，请求法庭给予从轻处罚。
而这位贩毒女郎的辩护律师则“另辟蹊径”，回避委托人是否有罪、无罪的问题，
把矛头直指警察的“非法取证”。因为他知道，警方越权搜查或窃听获得的证据，
将会由法庭依照“非法取证排除规则”予以否认，视为无效。
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是个“对抗制”已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结合到密不可分地步
的国家，即原被告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进行争论，区别于传统的“法官纠问制”。基
于此，可以说：在加拿大和美国，“对抗制”是法律运行及国家立法的基础。被害
人是与犯罪人相对应的，警察和公诉人是与犯罪人相对应的，而犯罪嫌疑人又是与
犯罪人相对应的；犯罪嫌疑人并不一定就是犯罪人，并不一定就是侵害被害人权利
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警察和公诉人所应该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那么，由什么人按
照什么规则来判断犯罪嫌疑人是不是犯罪人，并判断犯罪人该不该被绳之以法呢？
由法官。法官是站在居中的地位来判断的。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的一边是公诉人，
代表国家做原告，另一边是犯罪嫌疑人做被告。法官站在居中的位置上，法官并不
代表国家，甚至也不代表人民，法官要在国家和人民与另一方（他很可能是一个个
人，甚至是一个被多数人认为是不好的人）之间作出裁判——依照法治的规则或原
则作出裁判──这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人设置的制度：法官的裁判权来自于国家，从
理论上说最终来自于人民，但法官却要在国家和人民与另一方的争讼中居中，不偏
不倚。至于这是不是一种好的制度设计，那自有世人评说了。
审判贩毒女郎的法庭辩论十分激烈，最后轮到法官开口了。
在英美法系的刑事法庭上，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由陪审团裁定，但是涉及到
法律程序方面的问题，如呈堂证据是否合法，则由法官裁定。证据的取得不符合法
律程序，法官可以裁决案件能否成立。
法官斟字酌句地说：“我们的警察办案很辛苦，有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也是抓
罪犯心切吧，就忘了或者说疏忽了，进入犯罪嫌疑人家安装窃听器是需要到法院申
请取证令的。但是我们也要看我们的宪法是怎么规定的。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当你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个人在贩毒的情况下，你要向我们法院申请取证
令，然后才可以进入。如果你没有搜取证据令而擅自行动，你就是对我们宪法的蔑
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个案件，确实是一个难以判决的案件。如果我判定你们的
取证合法，等于是允许你们警察以后不需要拿搜取证据令就可以私自闯入民宅，或
者私人公司等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那我们宪法规定的保护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就成
了一句空话。如果我判定你们的取证非法，那么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就不能成立，那
将会放掉一个我们安大略省有史以来最大的贩毒集团，这个损害也是相当大的。但
是，我想来想去，平衡来平衡去，我还是不得不遵守国家大法。尽管警察是政府的
执法人员，但是你也要尊重我们的宪法。你在没得到法院许可的情况下，私闯民宅，
无疑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我将这一条法律也动摇了的话，以后你们警察会进入任
何人的家。这个后果所带来的危害性，将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放弃一个大贩毒案的危
害性。因此我不得不这样裁决：此案呈上的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
所以，本案是不能成立的。”
梆！法官的锤子一敲，那个贩毒女郎被当场释放。那个警察干瞪眼，白白忙了
几个月，一条大鱼就这么放掉了。
如果当初在机场上马上把她抓起来，一点问题没有。人赃俱在，她是赖不掉的。
但是那个警察想抓个大案出来，一不留神，让她把直接证据──那一大包毒品处理
掉了，最后只剩下一些非法窃听来的电话录音。结果自己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当然，
以后他还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新的证据，再把她抓起来。但是已经“打草惊蛇”，
再想搞到合法的证据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加拿大法官在法庭上的权威性，和从宏观上把握案情的
执法力度。非法取证和贩卖毒品都是违法行为，用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贩毒集团对
社会的危害显然比警察的非法取证要大。但从警察的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来看，
这是对整个法制社会的动摇。法官宁可放了这个罪犯，也不能动摇整个法律制度的
基础。
要是在中国，只要把贩毒分子抓到了，没有搜查令，可以事后再去补一个，决
不会为了维护宪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把贩毒分子放掉。
中国的执法人员常常是忽略过程，只要目的和结果。孰不知过程本身所造成的
社会影响更大。许多执法犯法的现象都是发生在执法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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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公司起烽烟
近年来，在美国和加拿大，烟草公司老板的日子有点不大好过，因吸烟致死的
索赔官司不断。据《世界日报》报道，仅1998年至1999年的两年间，美国就连续发
生了六宗“烟害求偿”的诉讼案，最高赔偿金额达三千多万美元。
1998年3 月30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一个州法院陪审团命令菲利浦·摩里斯
烟草公司，给一名吸万宝路牌香烟于1997年因肺癌死亡者的家属，赔偿八千零三十
万美元。法官于1999年5 月13日把赔偿金额减为三千二百八十万美元，这是历来裁
决一家烟草公司应赔偿的最大数额。
这个案件在审理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原告的律师表现得特别出色。
那个美国人，报纸没有透露他的姓名，我们就叫他“烟”吧——因为抽烟很厉
害，后来得肺癌死了。他的妻子到法院起诉美国的菲利浦·摩里斯烟草公司。
在法庭上，“烟”的妻子说：“我丈夫就是因为吸你们的万宝路牌香烟死掉的，
你们侵犯了我丈夫的生命权，所以我要告你们。”
被告律师说：“你说你丈夫是吸烟得的肺癌，也不能说是我万宝路烟草制造商
的责任，他也可能是吸了别人的烟。再说，不吸烟的人还有得肺癌的呢！”
原告拿出了她丈夫长期以来吸万宝路的证据。
被告律师反驳说：“法官先生，原告不能因为她丈夫吸了我们的烟，死了就怪
我们。这就像吃肉，猪肉吃多了得心脏病还死人呢。所以，我认为从这一点上来看，
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吃肉得了心脏病死了，就怪养猪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