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邓小平-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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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常爱他” 邓林：妈妈心地善良，为人又厚道，又宽容，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五个孩子穿的毛衣、毛裤等，都是妈妈亲手织成的，织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爸爸被关押的时候，妈妈还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被妈妈修补过后，完好如初。 邓林：我父母在风风雨雨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互相之间的帮助，并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发誓什么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互相支持的。他们在对我们的教育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一定要把孩子们教出来，让孩子们有自立的本事。他们配合得非常好。我爸爸对我妈妈很放心，我爸爸认为我妈妈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我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我妈妈心领神会，马上就明白了。我没见过他们俩吵架，就觉得他们俩的想法完全一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妈妈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我爸爸，并没有因为大家都说打倒邓小平、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就对我爸爸如何如何，反而更关心我爸爸，照顾我爸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心相通。 邓楠：父亲做总书记的时候，星期天就带我们全家人出去散步或野餐。散步主要到北京的公园，还有玉泉山、陶然亭，玉渊潭、景山也去过，还到过十三陵。到远一点地方时还会搞野餐。也就是自己家里做些面包、卤鸡蛋，带点香肠、汽水，铺块塑料布在地上，坐在上面。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星期天老爷子能够带我们去野餐，觉得特好玩。
第三章 亲 情惦念家中亲人
惦念家中亲人 1904 年 8 月 22 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协兴镇牌坊村。 邓小平少年时离家远游，后来投身革命。等到他再回到四川时，父母双亲已经亡故，故乡还有一直未见面的继母和两个妹妹。倒是弟弟邓垦曾经在上海和延安与他匆匆见过两面。 邓小平平时是一个说话不多的人，游子思亲的情感也不轻易在脸上流露。 西南解放后不久，已经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百忙中还惦记着家里的亲人。 ■ 邓垦（邓小平的大弟弟） ；1911 年出生。 1935 年 9 月在上海参加共青团，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到延安任《解放日报》编辑。 1945 年到东北，历任吉北地委宣传部长、佳木斯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四川省泸州地区专员、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武汉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湖北省副省长等职。 邓垦：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非常少。我才七八岁，他十几岁就离开了，一离开就是十几年。一直到 1945 年，七大以后，开一中全会，他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开一中全会，因为那时候他补选为中央委员嘛！ 1931 年见面以后就分手了，一直到 1945 年，相隔 15 年才见第二面。在延安那个见面非常仓促，那时候日本很快就要投降，他马上就要回太行山，匆匆忙忙见了几面，又分手。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没有接触，没有见面。直到 1949 年我进关以后，进驻西南的时候才见面。所以，弟兄之间接触的时间很少，了解的情况也不多。
第三章 亲 情“你们要先洗洗脑筋”
“你们要先洗洗脑筋” 邓先群：他是 1949 年底就到了重庆。到重庆以后，后来就有一个二野的人，到我们家里去，说小平同志已经到重庆了；又说，我们可以出来，让我姐姐出来上学，我也出来。后来我姐姐出来就到西南军大，我出来以后就上学，一直跟着我大哥。 邓小平把继母夏伯根和两个妹妹接到重庆，从此夏伯根便一直住在他们家中。两个妹妹则被他安排进了革命队伍办的学校。 邓先芙：大哥就说：你们哪（开玩笑一样的），你们要先把脑筋洗了再说，你们先要改造思想。我三哥他们就叫洗脑筋，叫我们要学猴子变人，改造思想。
第三章 亲 情待继母如生母
待继母如生母 夏伯根只比邓小平大 5 岁，虽是继母，邓小平依然如待亲生母亲一般孝敬。 邓林：他们岁数相差很小的，几岁而已。但是，我父亲对她 ； 是很尊敬的，我们都喊奶奶，父亲也就和我们一起喊奶奶，有了第四代以后都叫老祖，父亲也跟着一起叫老祖。对我奶奶，我父亲倒是真的很尊敬，关系特别融洽。我妈妈有时候生活上有些什么事情，跟我奶奶谈。儿女的婚姻大事跟我奶奶谈，哪个孩子缺什么衣服了，该置办点什么了，都跟我奶奶商量，我们家关系非常融洽。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和我奶奶有过什么争执。我奶奶也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人，该问的她问，不该问的，她就用眼睛观察，她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个家是非常和谐的。 夏伯根生活在邓家，成了他们家中重要的一员，成了邓小平夫妇料理家务的帮手。“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下放江西劳动，夏伯根也一同前往。 1997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逝世， 97 岁高龄的夏伯根当时已患了老年痴呆症，但她却在冥冥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先她而去的儿子表达了深深的眷念。 邓先群：那时候老祖已患了老年痴呆症，基本上认不出人了。虽然是老年痴呆，但她一直都还吃饭。奇怪得很，大哥去世那天，就从那天起，她不吃饭了，也不喝水，很奇怪。大概这么搞了好几天，不吃不喝啊，最后就送到医院了，结果只有下食管。可能她感觉到了什么。 2001 年春，夏伯根老人辞世，享年 101 岁。
第三章 亲 情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邓先群：大哥他很体贴照顾人的。你说他平常没有什么话，也听不到他跟你说几句贴心的话，但是，他都装在心里头，你能体会到他对你深深的爱，对你的关心。除大哥、大嫂外，我是我们家包括我的侄子侄女当中（当然外来的不算）第一个入党的。那次就是他说，小姑姑可是我们家，你们当中第一个入党的啊。他心里非常有数。每年到放假了，他都要问一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在关键时候他都要了解了解情况。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邓小平夫妇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多方面的。 邓垦：解放以后，那一次不知道是陪什么外宾，他到了广西。回北京的途中，他在武汉停了一下，住在东湖招待所。告诉了我，我去看望他。那一次，他是专门到我家住地来过一次，他也没有多少话说。看了屋子，到处看了一看，他说，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我住的那个房子，是过去旧中国法国领事馆一个副领事住的宿舍。广西的芋头，大芋头很好，他还带了几个芋头给我，还带了……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我记不得了，就是广西的土特产，他带到武汉来了，专门给我的。 邓小平从不插手兄弟姐妹工作待遇方面的事，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品格和奋斗，他会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高兴。 邓垦：关心嘛当然很关心了，不过具体事很少。待遇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个关心过我的待遇问题，他也不应该管这个事，我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印象。 张仲仁：我觉得他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比方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他问我到哪里 ？ 我说我想到中央办公厅。老爷子问我说，他们分你到哪里 ？ 我说是到国家档案局，政府的。他说也可以，政府还是一样的，就到政府去。 我觉得，我们大哥大嫂对我们那是真好，说真的，就像父母亲一样那么好。我们的小孩都是四个月以后就都送到北京，都是他们给我们带。我想，老爷子、卓琳还有奶奶，给我们带小孩，一个就是减轻我们的负担；第二个就是让我们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栗前明： 1972 年我有机会经过四川到武汉，然后到南昌，这就是几个小故事了。见了面，这时候他已经不下工厂劳动了，那时候林彪已经倒台了。但是，我去的时候是 6 月 18 号，天特别热，我穿的裤头和背心都湿透了，拿着从四川带来的酒什么的。一见面，他好高兴啊。卓琳大嫂说，上楼去冲个凉水澡。老爷子就说，北方人哪能冲凉水澡，他不习惯。然后提了两个暖水瓶，就给我往水池子里倒，倒了以后，我就冲。所以我就感觉到感情特别深。然后，问中午需要吃什么饭。我们大嫂说，前明，你需要吃什么饭 ？ 老爷子马上就说，北方人嘛，就是吃饺子嘛，咱们包饺子。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张宝忠：每一个星期到中南海去看一次电影，星期六。那一车，拉了十几个人呢。那帮小孩也小，这个缝塞一个，那儿塞一个，大家也看出这个家庭很幸福。我看到这个情景也觉得，感到好像这个幸福也有我一份。 邓榕：我觉得我父亲他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对我母亲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从不讲自己的地
从不讲自己的地位 邓楠：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得都很朴素，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我们觉得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在我们这个家庭，从来就不谈贵贱或家庭的地位，所以当时我们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样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 1952 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 ； 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 7 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的父亲是什么衔 ； 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根本没有军衔。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在孩子的眼中，父亲是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 邓楠：我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老是说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他一般是听我们说。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应该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邓楠：我们这个家比较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是那种死板的家庭，就是说比较开放。父亲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随便说。平常人们的反映呀，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或者情况，我们都随便说。他只是听，从我们这里他应该是了解很多的信息，仅此而已。 邓林：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从不高谈阔论
从不高谈阔论 邓榕：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一点一滴的，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来讲，感到非常幸运，也很幸福。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邓楠：以前有人问过我，说你们子女对老爷子影响大，老爷子的很多东西是从你们那儿得到的。其实老爷子一直看各种各样的文件，那上面的信息量比我们说的要大得多。我们只了解我们生活范围这样一个小圈子里的信息。他如果受子女左右，他也就不是老爷子，不是邓小平了。 他教育孩子不说教，不讲大道理，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都是在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你想想，对我来讲，一想到学期末要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虽然他只是看一下，大多是表扬了，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孙子孙女。另外他不注重课本，特别喜欢我们知识广，带我们出去都拿着地图，告诉我们路线，到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地理都好。他平常看各种演出都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爱好广泛，什么都能说上来一点。另外他干事非常认真，不认识的字，就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辞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这都是他教的。还有他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特别爱看。他床头都放着书。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以前主要看的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他看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外国的小说啊他都看。他不谈政治，但历史的东西他常说，有时还考考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接受的教育面比较宽。他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当总书记期间，他要看很多文艺方面的东西，芭蕾舞、交响音乐会、京剧、话剧他都看过。还有体育运动：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体操，只要是有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都到现场看。“文化大革命”前，怀仁堂每星期有一场戏，各种戏。老爷子主要看京戏、河北梆子、川戏这三种，别的不去，河北梆子看得不多，京戏看得最多。 邓榕：老爷子听我们子女平时在家里谈论的一些事情，听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范围内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小很小的信息来源，是局部的、很有局限性的信息来源。老爷子真正的大量信息来源，第一个是他每天看很多文件，看文件速度非常快，该记住的全记住；第二个是报刊，老爷子看报纸那个认真程度和对报纸所反映信息的敏感性，捕捉信息的敏感程度，是无人能比的。他老是说要通气，信息要灵通。这个其实跟他看报纸非常有关系。他不听小道消息，他不喜欢听小道消息。还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高层领导间的接触谈话。他和这些同志谈话、交换意见、谈工作，了解情况。 邓楠：应该这样说，他主要是从工作中获取各种信息，包括会议、看文件、找人谈话，这是主渠道。第二就是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报纸上的信息和他亲自视察。然后是我们家的，是基层的、比较次要的。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
![丐受天下[下部]by我叫永远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