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1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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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广泛的支持！”
送走客人之后，孙百里问道：“杜先生，你怎么会突然提出这么个建议？”
杜周南微笑着回答道：“昨天和周恩来先生谈过之后，我就一直在反复思考他的提议，今天又看到这两位四川参政员对国民政府有相当大的意见，感觉我们已经有实力和国民政府提出改革的要求了！”随后他详细分析起当前形势：“目前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地区有四川、贵州和湖南、湖北、陕西的一部分，军队员额在两百万左右，与国内的其他势力相比，似乎还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如果把其他势力控制的地区和军队全部加起来的话，力量对比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中共控制的根据地全部加起来的话有数十万平方公里，正规军应该在四十万左右；我们手中的三个省也有几十万平方公里，在军事委员会有番号的部队就有十八个师，再加上台湾军团和国土防卫军，总数应该接近五十万；云南、山西、广西、新疆和甘肃一直都是半独立状态。”
“即使在参政会议中国民政府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中共、第三党、民主党派肯定是要求民主的；社会知名人士也大多数具有这种要求；党内还有相当多的人士对目前的状况不满意；全部加起来的话，应该也会超过坚定支持政府的一方。”
“既然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咱们最关心的政府民主化问题解决呢？周恩来说的很对，只有进行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从而实现政令和军令的统一，更加行之有效地进行全面抗战！”
孙百里听了他的长篇大论之后，不禁回想起这两天的经历，感慨地说道：“其实蒋介石和中共都意识到这种变化，所以才会先后找到我们来协调立场，争取同盟！”
杜周南说道：“要不然老蒋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过我们，没有在财政问题上穷追不舍！他是大风大浪走过来的人，政治嗅觉肯定比我们要灵敏的多！”
孙百里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沉吟了一下，说道：“是不是都遗漏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参政会议的地位是早有定案的，蒋介石完全可以抓住这一条，把任何相关的提案都说成不合法，这样的话，参政员也拿他没办法！”
杜周南不以为然地说道：“在前线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怎么会做出这种自掘坟墓的事！”
孙百里点了点头，说道：“倒也是！蒋介石的威望和资历在国内都没有人可以和他比肩，在国外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海外华侨中间，这一点连一直反对国民党的中共都承认。因此，无论政府进行多大程度上的改革，他的领袖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所不同的只是权力的大小和受到制约的程度而已，贸然和代表各阶层、各党派的参政员们翻脸的话，确实不是明智的决定。”
杜周南说道：“目前在地方势力当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就是我们了，到时候，应该适当地付出一点代价，来推动政府改革的进程。”
孙百里说道：“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咱们还是和参政员们商量之后再决定吧。”
杜周南急忙说道：“百里，我刚才是突然想到这一点的，没有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就越俎代庖，你可不要见怪呀！”
孙百里淡然一笑，说道：“怎么会呢！”然后站起身来向楼梯走去：“咱们还是先听听罗思柴尔德先生的意见吧！”
第二五五章 群起而攻
在参政会议召开前的几天时间里，国民党元老中的开明人士、第三党、青年党、民主同盟、国家社会党等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纷纷登门拜访，把孙百里和福建参政员们搞得应接不暇，每天都要不停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把福建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愿望逐一说明，以寻求最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重庆的各大报纸全部把焦点汇集到即将召开的参政会议上，每天用最大的篇幅来进行相关的报道，孙百里作为最年轻的绥靖主任和战区司令，以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受到格外的关注，照片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面，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在民间引起不小的反响。
1941年2月18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第一次会议在重庆隆重召开，蒋介石亲自担任议长，著名法律学家、国民党元老王世杰担任秘书长。
按照会议日程安排，行政院长孙科首先代表国民政府做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随着战线趋于稳定，旷日持久的内迁行动宣告结束，在政府优惠政策的照顾和财政支援下，国统区的工业、农业、教育、交通运输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应大幅度提高，使大西南成为抗战的坚实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军队对日作战。
然而，随着战争规模的持续扩大，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尽管海外华侨每个月都有高达八百万元的捐款支援，政府的财政赤字仍然居高不下，单是四川省1941年度的预算赤字就达到九千万元之巨，而同期的四川全省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六千八百万元；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大片国土的沦丧，很多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民众纷纷跟随政府西进，造成了规模巨大的难民潮，再加上要负担将近两百万军队和大量政府工作人员的消耗，后方粮食和日用品供应日渐匮乏，从而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政府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国民政府为了改善经济状况，采取了以下措施：以特种矿产和农产品为抵押，向英美俄等国借款，以满足军队的作战消耗；制定战时经济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刺激工商业发展，安排难民屯田垦荒，增加粮食供给；修筑公路和铁路，使各地区间的物资流通更加便利；加强对西部偏远省份的管理，确保中央政府的政策能够在上述地区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等等。
紧接着，蒋介石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就目前的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做详细的报告：日军占领宜昌之后，由于战线过长和后方游击战不断增长的压力，兵力严重不足，无力再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来打破僵局，于是把战略重点放在巩固占领区和切断中国对外通道上，我方将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武器装备，整训军队，提高战斗力，相机发动反击；在国际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严重损害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使它们开始明确表示对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并在资金和物资上面提供帮助，国府将不失时机地派出高层人员到英美等国游说，说服其加入反抗法西斯的阵营当中，最低限度也要求美国削减或者停止对日本的战略物资出口。纵观世界形势，希特勒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在欧洲和非洲燃起战火，严重威胁到英国和苏联的国家安全，使其改变对法西斯国家的纵容态度，转而全力支持遭受侵略的国家，很有可能形成统一战线，否则，必将陷入唇亡齿寒的境地。
出乎最高统帅预料的是，他的演讲刚刚结束，一名河南参政员就站起来说道：“抗战形势已经如此艰难，可是却有些高级将领不顾民众死活，一味横征暴敛，使老百姓对政府怨声载道，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说完之后，这位代表没有理会蒋介石越来越难看的表情，说道：“我们河南民间现在有种说法，说河南有四害——水旱蝗汤！前面几害我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出个大概，可是最后面这一害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接着他环顾会场，高声说道：“这最后一害指的就是第31集团军军长汤恩伯！各位参政员不禁要问：汤将军乃是冲杀在抗战前线的高级将领，怎么会变成地方上的一害呢？”
短暂的停顿之后，参政员解释道：“旷日持久的武汉会战结束之后，遗弃在广大战场的枪枝、弹药和各种武器不计其数，当地青壮年随手可捡几杆枪，于是，这些有了枪的人们便纠合起来，纷纷拉队伍、建组织。一时间，中原大地群雄并起，各种武装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从两军大牙交错的中间地带冒了出来。大的纠合成几千人到几万人，中的几百人到千把人，小的也有几十人。这些武装虽然大都扯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可是真正敢和日军较量的倒没有几个，相反，为了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绑票勒索的事情没少干，再加上原来就活跃在中原地区的土匪兴风作浪，把河南民众搞得苦不堪言。第31集团军进驻以后，立即大肆扩军，把这些武装全部收归旗下，但是却有不加约束，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地为害一方，不断以政府的名义派捐税派粮食，最严重的地方家家户户的门框上都贴满了催缴的条子，民众稍有不从就拳脚相加，甚至残忍杀害！试问一下，这样的军队和日军有什么区别？难道就不怕把民众赶到汪精卫那边去吗？”
最后他望着蒋介石说道：“我们河南参政员代表全省民众恳请委员长为我们主持公道！”
听了他的陈述之后，台下顿时议论纷纷，即使是国民党内的参政员也感觉汤恩伯做的太过分了。
此时，蒋介石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勉强笑着说道：“军事委员会将要求汤恩伯将军尽力约束部下！另外，很可能有部分土匪冒充国军，嫁祸于人，还请参政员们不要被其蒙蔽！”
河南参政员刚刚被安抚下去，邵从恩就站了起来，说道：“委员长，现在成都的米价比去年同时期相比已经上涨了三倍，城市饥民好歹还有政府保持低水平的供应，但是广阔的乡村，那些无人供应的饥民，要么坐等饿死，要么就铤而走险，拦路抢粮。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省政府的财政预算居然高达亿元，民众如何负担得起？恳请委员长和参政会议通过决议，酌情减少预算，给川民留条活路吧！”
蒋介石没想到会连续遭遇责难，顿时脸色铁青，沉声说道：“抗战形势如此艰难，全体国民都要做出牺牲，比起在日寇铁蹄下痛苦呻吟的民众，四川民众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四川历来就是天府之国，粮食丰盈，之所以米价飞涨，是因为奸商囤积投机所至，各位参政员应该想方设法劝谕这些人以国事为重，而不是为难政府！”
邵从恩看蒋介石不为所动，不满地说道：“既然委员长不同意，我们就提请会议通过提案，要求政府减免！”
秘书长王世杰怕两人僵持不下，急忙插话道：“这个问题将提交议长详细参详之后再做决定。”然后示意邵从恩坐下：“还有哪位要发言？”
这时候，一名国民党参政员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宜昌失守，导致重庆门户大开，抗战形势因而变得异常严峻，国军和政府也因此饱受国人诟病，因此必须要有人负这个责任！陈诚作为指挥官，难辞其咎，我提议给与必要的惩戒！”
他的话音刚落，席间就响起此起彼伏的喊声：“不杀陈诚，无以谢国人！”
蒋介石没想到居然党内参政员居然会起来发难，有的手足无措的感觉，急忙替自己的心腹爱将辩护：“陈诚只是中途接手来收拾残局，当时形势已经想到糜烂，我军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逊于对手，而日军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换谁去都是这样的结果，不能因此责难他！”
然而，参政员们丝毫不为所动，仍旧议论纷纷，甚至有人直接要想会议提出提案，把陈诚撤职查办。
孙百里当即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各位参政员，宜昌扼守四川和长江的门户，是陪都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的确不容有失，但是，宜昌失守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为什么陪都和大后方还安然无恙呢？”
孙百里环顾会场，自己回答道：“这是因为陈诚的第六战区牢牢地把日军挡在宜昌以东，使其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宜昌失守，陈诚诚然有责任，但是绝对没有到要杀头的地步，另外，我们也应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自抗战爆发以来，陈诚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屡有上佳的表现，怎么可能因为一次失误就苛责与他呢？”
参政员们听孙百里这么一说，也想到陈诚过去的表现，感到确实有失公平，于是不再坚持。
第二五六章 民主宪政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孙百里和杜周南回到办事处，与福建参政员们商议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参与后面的大政方针的协商讨论。
杜周南说道：“今天会议上形势大家都看见了：各民主党派和地方代表，甚至国民党内部的参政员都对政府和军队的表现不满意，群起而攻之！也就是说，要求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
孙百里点了点头，补充道：“经过今天的连续打击，蒋介石和他的那些政府要员、御用参政的气焰暂时被压下去了，如果这时候全国的参政员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很有可能迫使国民政府启动民主化的进程。”
福建的参政员对他们两个人的看法表示赞同，随即分头联络广东和江西两个省的参政员，约定在后面的会议当中共进退，这两个省份实际上已经处于十九路军的控制下，得到了相当多的实惠，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第三党等中间力量的代表登门造访，约定在明天向会议提出议案，要求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孙百里当即代表福建、江西和广东三省参政员答应下来。
第二天会议刚刚开始，中共参政员陈绍禹就站了起来，说道：“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各抗日党派，秉承‘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伟大民族精神，抛弃内争，共抗外敌，从而使全民族力量能够统一团结，为坚持抗战和复兴民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国民政府非但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反而排斥异己，制造摩擦，不仅使抗日各党派间关系日益恶化，而且引起举国同胞对团结抗战的国策发生动摇，使全民族团结御敌的保证发生疑问。如果长此下去，势将动摇国家根本，破坏抗战。为此，国民政府必须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承认其合法地位；明令取消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严令禁止借口所谓‘异党’党籍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施行非法压迫的行为，释放政治犯；在各种抗战工作中，各抗日党派成员一律有服务的权力，严禁因党派私见，而摒弃国家有用人才。”
陈绍禹的发言结束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各民主党派领袖相继起身发言，支持他的提议。
这时候，国民党参政员陈立夫起身发言，他说道：“国民政府目前面临着日本的巨大军事压力，必须使权力高度集中才能够提高效率，适应战争形势；在政治上必须适当地收缩民主，结束党争，人民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局部民主权利也是非常必要的，应该从大局出发而不是斤斤计较，故而，应该把民主改革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讨论。”接着他话锋一转，猛力抨击以中共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各地方势力：“为了早日取得抗战的胜利，军令和政令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的力量，然而，一些党派和地方势力，出于一己之私，不听调遣，一味保存实力，无法在战略上进行协作配合，导致中央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更有甚者，居然为了抢地盘，主动进攻坚持在敌后的国军，制造摩擦！”
陈立夫的话顿时在台下引起轩然大波，民主政团同盟的参政员当即起身反驳，他说道：“世界各国当中，排斥民主的只有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而这三个国家也是威胁着全人类文明的元凶，中国绝对不可以向它们学习。反之，如果我们想使中国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必须刻不容缓地形成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