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作者:达利-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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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列吉纳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喝着三杯加橄榄的苦艾酒，我开始打量那群密集的我未来的观众，他们散开在那些如此聪明、如此充满马德里精神的街道中。接近一点钟时，我重又在一家意大利餐馆的酒吧找到了团体的成员，又就着帘蛤喝了两杯苦艾酒。我付钱给侍者时，留给他极多的小费，一股骚动迅速传遍餐馆，侍者们都急于向我大献殷勤。我清楚地记得我那天点的菜：各种冷盘、马德里肉冻、干酪丝通心面、一只鸽子。大家都灌了许多西昂蒂红葡萄酒。咖啡和白兰地更加刺激了我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尽管我们只不过是五六个人，可却已分裂了。多数人显示出赞成总有一天会变成斯大林主义工具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态度。我本人则认为幸福或不幸只是一件完全属于个人的事，与一种社会结构（在其中，人民在获得新政治权利的同时，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毫无关系。相反，应当通过系统地破坏一切来增加危险和集体的不安全感，以便传播苦闷，根据精神分析学，苦闷是快乐的本源。如果幸福是个人的事，那么这就是宗教的问题了。政府应当把自身约束在以最大权威行使权力上。从这种作用和这种反作用中，会出现一种精神的结构或形式，而不是出现一些理性的、机械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它们只能导致丧失个性、只能导致平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是空想的，但却是诱人的可能性，即产生一位“无政府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可能性。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并非这方面一个很差的例子。
论战使我的思想具有越来越清晰的形式。它决没有修正我的各种观念，恰恰相反，它总是证实着它们。我要求朋友们同我一起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出发审查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神话的案例……
我考虑了一会儿，仿佛我有些需要克服的疑问，我招呼那位正受到我们充分展示的无上智力腐蚀着的侍者，他一字不漏地听我们辩论。
“侍者，”我考虑了一下后说，“给我再拿点儿烤面包和红肠来。”
他马上去了，我不得不朝他喊道：
“还要点儿酒！”
从政治和社会观点考虑帕西发尔的案例，从我这方面说，需要一些养制……
离开意大利餐馆，我回公寓去拿了些钱。我早上放在口袋里那些钱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要有钱，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我去银行取出钱，签了收据。
重新镇过金，我又去同团体的成员会面，不过这次是在一家供应黑啤酒的德国餐馆。我们吃了百来个煮螃蟹，剥去亮的螃蟹特别有益于围绕帕西发尔展开的辩论。很快下午就过去了，我们得转移到广场去喝干马提尼酒。这是我们第一次喝不甜的酒，从此我一直拥护这类饮料。炸土豆片从我们的餐桌上飞快消失，速度令人眩晕，侍者陆续装满那些盘子。很快又提出要到哪儿吃晚饭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到公寓特有的令人讨厌的食堂去。根据我的提议，全体一致决定回到那家意大利餐馆去。我们打电话定了个房间。
我们的包间十分迷人，玫瑰色蜡烛照亮着一架黑色钢琴，墙上有一大块酒渍。我们吃什么了？要说我还记得，那我就是在撒谎。喝了大量的红酒和白酒。辩论变得十分激烈，我不得不进行调解。于是我坐钢琴边，用一个手指弹贝多芬的《月光》。在我想创造左手的一个卓越的伴奏部分时，有人把我从钢琴这儿拉起来，我们动身去广场的雷克脱尔俱乐部，这是马德里最漂亮的场所之一，大家能在这儿喝一点香槟酒。“一点”是种措词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会喝许多，于是我决心一醉方休。
但布努埃尔（他碰巧成了我们实际的司仪）首先决定我们开始时先喝威士忌并吃点餐前点心，然后于睡觉前再畅饮香槟酒。这个主意显得极妙，于是我们马上开始边争论边吃喝。我们全衷心赞成应当进行革命，但怎么进行呢？以何种方式着手呢？为了什么？一切都并不像乍一说那么清楚了。在此期间，我们要了份冰镇薄荷酒，以便耐心等待下一份威士忌，既然并不存在任何在今夜爆发革命的危险，那么我们当然还有时间吃喝争论。第二份威士忌终于来了，接着第三份、第四份，直到大家问布努埃尔：
“那么香槟酒呢？”
凌晨两点了，已经太迟了，我们饿得很难受，得有点东西送香槟酒。我要了意大利面条，别人要了冷子鸡。我立即羡慕起他们来了，可却极力拒绝接受他们那方面的任何东西。正在燃烧的、比大量淌出的香槟酒还要热情的辩论，现在以“爱情”和“友谊”为主题了。
“爱情，”我断言，“就像预示晕船的胃部感觉一样，它还伴随着颤抖和不适，这是很奇特的；人们从而不再明白自己是在爱还是要呕吐。不过，我确信要是我们重新回到帕西发尔的问题，我们可能对此认识得更清楚。”
大家都表示反对，他们受够了帕西发水。
“很好，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吧，不过在我们离开前，还是给我留块鸡翅膀吧。”
凌晨五点钟，雷克脱尔俱乐部要关门了。我们感到在一切进行得如此美好之际，必须回去睡觉真太残酷了！我们拔掉新一瓶香槟酒的塞子，朋友们眼含热泪。黑人乐队很优秀，那切分的节奏令我们内心激动不已、无片刻宁静。钢琴师带着神圣的痴迷神态弹奏着，在一些极其抒情的时刻，他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听起来比伴奏部分还清楚。用全部热情的生命吹着萨克管的黑人乐手，就要倒下去起不来了。我们刚刚发现爵士乐，坦白说，它当时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多次把钞票折放在信封中抛过去。这些不寻常的礼物使黑人们每次都站起来，在头头的带领下向我们致敬感谢，这时他们便露出了全部的白牙。我们送给他们一瓶香槟酒，远远地跟他们干杯，因为规定禁止他们坐到桌边来。
我们不再考虑钱。我们的慷慨同我们处置父母的比塞塔的态度一样惊人。最后一瓶香槟酒使朋友们达成了一个庄严的协议，我们全发誓保证遵守这个协议。它的内容就是十五年后在同一地点再次共同聚会；无论我们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无论我们的政治见解和物质困难是什么样的，哪怕远在外国，我们都要做到这一点；万一广场毁掉了，那就在它占据过的原址上共同聚会。
辩论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上：在我们相会的前夕或前些年，大厦是否有可能遭到轰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我对这种盯着细节要弄明白的态度不感兴趣，就去注视我们周围那些缀着珠宝的美妙肌肤，它们使我心里很痛苦，它真的是那件事吗？或只是一种轻微的呕吐感，就像我一小时前扮演大儒主义者时所说的那样？我没什么胃口地吃着给我留到最后的鸡大腿。为着我们达成的一致，少不了最后一瓶香槟酒。由于我们共有六个人，我们就把题着雷克脱尔俱乐部名称和桌子编号（我确信这是个8字，因为曾讨论过这个数字的象征价值）的一块纸牌分成六份，每个得到一份，上面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香槟酒为协议盖了印。
我们定为重聚日的那一天，内战在马德里不可避免地激烈进行着，看过我们金色青春的广场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座血淋淋的医院。请设想一下我们的聚会以及这六位朋友（他们被时间、也被顽固而又狂热的仇恨分开了，但是他们超越他们的激情，忠于许下的诺言重聚了）中每一位的历险记，会是一部大有教益的小说的多么美妙的题材吧！我不知道这空想的一餐进行了没有。我能向你们私下讲的唯—一件事，就是我没在场。
正如世间万事都有结束一样，我们在雷克脱尔俱乐部度过的夜晚，在一间酒吧里结束了；这个酒吧挤满了赶车人、守夜人和有在不现实的时刻乘火车怪僻的人。我们在这儿喝最后一杯首香酒。黎明最初的微光邀请我们去睡觉。我们去睡吧！我们去睡吧！今天就到此为止！别急，我们等等再说。明天，我将开始我真正的湘西发尔”。
我的“帕西发尔”是以迟至中午才起床开始的，接着就是五杯加橄榄的苦艾酒。二点钟，用于马提尼酒、生火腿、鳍鱼来消磨时光，等待团体成员的到来。除了我最后咽下的五杯查尔特勒甜酒（它们使我回忆起在卡达凯斯父母家中某些次进餐的结束时刻，我已记不起还吃了什么。我为此哭泣了！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我又在马德里郊外一家农庄的餐桌边坐下来。这儿有个小小的内院，它朝向瓜达拉玛山脉的壮丽景色和黑色的橡树林。团体成员再次与我聚到一起，我们准备吃点东西。我吃了一大盘绕番茄汁的鲍鱼。坐在旁边一张桌子那儿的一些赶车人，使我懂了应该用刀吃鳍鱼。刀的金属味与红鱼味混合在一起，给我一种极为柔和和极为高贵的感觉。吃完鳄鱼，我要了只山鸽，因为我不顾一切地想吃美味的东西。可惜，没有山鸡。作为补偿，老板娘建议我吃回锅洋葱兔肉或鸽子。我说不喜欢任何回锅的东西，选了鸽子。可老板娘恼火了，坚持要给我回锅兔肉，而我则坚持要鸽子。唯一的烦恼就是再过二三个小时，又该吃晚饭了。
“好吧！把兔肉也给我端来吧！”
她真有道理。亏我精于享受的灵敏味觉器官，我立即就明白了这盘回钢菜肴的奥妙和秘密。沙司具有令人难忘的弹性，它贴在嘴口，使我的舌头砰然作响。请相信我，这种乏味的膨喷声（很像香槟酒瓶塞蹦起来的啧啧声），正是那很难理解的事物的声音，即满意的声音。一句话，吃这份回锅兔肉是种乐趣。
我们乘坐两辆豪华车离开了农庄，我当时只注意这两辆车。一旦回到马德里，我们那只用少量午夜冷餐的设想立即无影无踪了。食品的幽灵以惊人的现实性站立在我们面前。
“先喝点什么吧，”我说，“我们没什么忙的，呆会儿再想吃什么好了。”
这是必要而又合理的，因为农庄的酒不好，我吃回锅兔肉时，喝的是水。于是我喝了三杯子马提尼酒，明白我真正的“帕西发尔”要开始了。幸而我有个计划，借口上厕所，我坦然地走向出去的门。
在外面，我使劲呼吸自由的纯净空气。轻松的微颤使我振作起来。终于独自一人了！我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它把我带回公寓，在那儿等着我。要是我想为我的“帕西发尔”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的话，那么我就得花一小时。我洗了个淋浴，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用绘画光油涂抹头发，不顾它会造成的不舒服。不过对我的项西发尔”来说，怎么华丽都不会显得过分。接下来，我用铅笔粉涂黑我的眼圈。这样，我就有了令人无法抵御的迷人神态，仿佛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阿根廷探戈舞演员”，当时我觉得这种演员就是男性美的原型。至于服装，我选择了一条浅浅的乳白色长裤和一件灰色上衣。衬衫是用薄得透明的生丝制成的，透过它能辨认我胸毛形成的皇帝的鹰。可我突然觉得这件衬衫太新太干净了，我立即排命弄皱它。加上一个洁白的硬领，那效果显得十分惊人。
出租汽车一直等着我。
“司机，去佛罗里达，但先要在花店停一下。”
在花店里，我买了朵橱子花，把它别在我的扣眼里。佛罗里达是家时髦的舞厅，我还不了解它，可我知道马德里的时髦人物经常光顾它。我想一人在这吃夜宵并极精心地在最优雅的女人们中间选了个位置。要不顾一切地实现这件疯狂的不可抗拒的事，这件虽不耸人听闻但却充满沉重色情内含的事，这件从昨天就被我称为我的“帕西发尔”的事，女性材料是绝对不可少的！！！
由于不知道佛罗里达在哪儿，每当出租汽车一放慢速度，我就想下去，心跳得很厉害。我用全部气力唱“帕西发尔”。上帝啊！会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呢？它使我变老十年！三杯干马提尼酒造成的醉意消失了，我恢复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开胃酒减弱了我的恶意，从理论上讲，我已成为禁酒主义者，因为酒精搞乱了一切，听任最引人同情的主观主义和感伤主义自由泛滥。随后，人就什么都记不得了，而要是人能记起来，那就会更糟！人在醉酒状态中想的一切，似乎都是有才华的，接着人就会为此感到羞愧。醉酒使一切平等、划一、无个性。只有平庸的生命能因酒精而提高。恶毒和有才华的人承受着已使他本人头脑兴奋的他老年的酒精。然而，在出租汽车里，我自问是否用酒精去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不管怎样，我今夜的行动几小时前就牢固确定了。随着在我脑海闪过的每一构想，我精心地推敲细节，一想到它们，我的心就感到发慌。为了以完美的方式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这么做），我需要五名优雅的女人和第六位能协助我们做一切的女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必脱掉衣服。我甚至希望她们戴着帽子。重要的是其中四位的腋窝是要剃掉毛的，相反，另二位则要保留着腋毛。
我身边有很多钱，足以令人相信我的诱惑力将是不可抗拒的。我终于很早就到了佛罗里达，我背靠着墙，坐在一张桌子边，从这儿可以观察到一切。同一个问题继续纠缠着我。要不要喝点儿什么？酒精肯定会在我提出要求的关键时刻帮助我。可我怎么做呢？应当马上留住其中的两位，邀请她们到一间特殊的客厅，以使她们随后再去找另三位并由她们自己来处理一切吗？另一方面，要是我为克服羞怯在开头几分钟就喝了酒，那我随后就要很快醒过酒来，这才能目光有神，同时看到一切。从我的”帕西发尔”一开始，我的全部清醒的意识、我最富探察力和最恶毒的目光，就不足以对我们无疑近乎让人倒胃口的处境的荣耀和痛苦进行判断、定罪和遭秧了，但是这场“帕西发尔”的七名主角是那么令人渴望、那么美丽、那么谦逊，我将成为这场一帕西发尔”的乐队指挥，一直到黎明，一直到公鸡啼唱，这唱将使令人脸红的羞愧之情从我们七个已厌烦了最强烈的种种乐趣的想象中突然涌现出来。…··
“先生要点什么？”
侍者领班站在我的桌前，等着我的胡思乱想结束。
“一份洋葱兔肉……不过要回锅的。”我脱口说道。
最后，我吃着一个很差劲的鸡骨架。当我对付翅膀时、用晚餐的人开始大批拥进来，把大厅塞得满满的，在这之前，这儿只有我一人以及侍者领班和侍者们，再就是乐队和一对专职的舞蹈者，他们显然使场面活跃了。只看了一眼，我就勾销掉目光落到的第一位女人，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她是否适合我的“相国发尔”，而在于她太美了、太健康了，而且毫不优雅。可话说回来，我一生中从没碰到过一位优雅的女人是非常漂亮的。从定义上讲，这两种品质是互不相容的。优雅的女人身上，应减弱的丑与应“增强的”美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高明的折衷，事情就是这样。优雅的女人可能而且应当不需要一副完美的面孔，这种完美的面孔永久的光彩会像不断的军号声那样刺激神经。如果优雅的女人能大胆地显露某种疲倦和某种精神失衡的话，那么作为补偿，她就绝对需要一种鲜明夺目的手、臂膀和腋窝。乳房没有什么意义。要是它们好看，那当然不错，否则，也就算了。身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