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作者:达利-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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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严冬到达卡达凯斯。米拉玛尔旅馆站在父亲那一边，借口施工，拒绝接待我们。我们被迫住进一处很小的公寓，这儿一名我们家以前的女仆，想尽办法让我们住得舒服。我觉得重要的、希望与之保持良好关系的人，仅仅就是利加特港十余名渔夫。他们生活在那儿，完全不受卡达凯斯舆论的束缚。如果说他们那方面开始时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就完全被加拉流露出的无法抗拒的关怀以及我的雄力迷住了。渔夫们知道报纸谈到我，于是他们说：“他很年轻，他不需要父亲的钱，他可以像他理解的那样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们找了个细木工，我们共同决定一切，从台阶的级数到最小的窗子，巴伐利亚路易二世为他任何一座宫殿操的心，也只有我们为这处小木板屋操的心的一半。一间约十六平方米的房间要当餐厅、画室、人口和卧室，有几处台阶通向一个淋浴间、一个厕所以及一个小得转不开身的厨房。我们从巴黎的房间带来一些镍制和玻璃制的房间用品。我们有限的财力只允许我考虑这个两人的窝。唯一怪诞的装饰品，可能就是一颗牙，这是一颗像麦粒般洁白透明的小乳牙。它在我的下颌中活动了，于是我决定在它脱落的那天，给它钻个孔，用线把它吊在天花板上。这颗牙让我忘记堆集在我们周围的所有实际困难。
“别再想这些问题了，”我对加拉说，“别再想引水、用电和女仆住房的问题了。你看到用一根线把我的牙吊在天花板上的那一天，你会跟我一样狂喜的。特别是我们决不会有花、有狗，恰好只有我们贪婪的热情和使我们过早变老的智力。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关于你的书，你会变成神话中的一位贝阿特丽丝。”
全部改造木板屋的细节一经确定，我们就动身去巴塞罗那。关于巴塞罗那，农民们喜欢重复这么一句话：“交易所好，巴塞罗那就好。”由于预付给卡达凯斯的细木工一笔款子，我们身边什么也没剩下。我必须到～家银行提取诺埃尔子爵那张两万九千法郎的支票款。来到营业窗口时，我惊奇地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还不了解自己在巴塞罗那的名声，银行职员的这种亲热态度让我疑惑。
“他，他认识我，”我对加拉说，“可我并不认识他。”
这些孩子气的表现使她很生气，说我永远是个卡塔卢尼亚的农民。我在支票背面签了字，接着在最后时刻，当银行职员伸出手来，我却拒绝把支票给他。
“不，他把钱给我时，我再给他支票。”
“可你想他用这支票子什么呢？”加拉用她那最令人信服的声调说。
“他会吃了它的！”
“为什么他要吃了它？”
“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肯定会吃了它的！”
“不过就算他吃了它，你也毫不会丢掉你的钱啊！”
“这个我懂，然而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能去吃tords和r。V6．n。us白uslllls＠了。”
我们稍微离开点营业窗口，银行职员惊愕地望着我们，他不知道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加拉终于说服我交出支票，我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么办了：
“那么……拿去吧！”
我一生中，事实上一直难于习惯我接近的在世上非常普遍的那些人令我困惑的“正常状态”。我总在想，可能发生的事一点儿也没发生。我无法理解人类会那么缺乏个性，总会最严格地遵照习惯的原则行事。把事情看得像让火车脱轨那样简单吧！遍布五大洲的数千里长的铁路是那么多，而脱轨的现象却那么少。喜欢脱轨和引起脱轨的人的数量跟喜欢旅行和热情得满足这人的数量相比，是极其微小的。在匈牙利，抓住马罗什卡的那天，火车脱轨了，这是一桩独一无二的惊人事件。
我无法理解人竟然那么不会幻想；公共汽车司机竟然不会不时地想撞破商店的玻璃橱窗，迅速抢一些送给家人的礼品。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抽水马桶制造商竟然不会在他们的器皿中放一些人们拉动拉链就会爆炸的炸弹。我不理解为何所有浴缸全是一个形状；为何人们不发明一些比别的汽车更昂贵的汽车，这些汽车内有个人造雨装置，能迫使乘客在外面天晴时穿上雨衣。我不理解我点一份烤螫虾时，为何不给我端来一个煎得很老的电话机；为何人们冰镇香按酒，却不冰镇总是那么温热发粘的电话听筒，它们在堆满冰块的桶里定会舒服得多。那么，为何不把冰镇的电话机配上绿薄荷，做成螫虾的形状，套上给妖艳女人穿的貂皮，里面加进一只爱德加·波用的死老鼠，把它放在那儿，或固定在一只活乌龟的背上…·’·
总是干和重干那些相同的事，人类的这种糊涂令我惊异不解，这正如银行职员不吃支票，我之前从没有一位画家想到画一只“软表”使我惊异不解一样……
自然，我顺利提取了支票上的钱，晚上我们大吃了一顿，喝着香槟酒，吃了两打lords。整个晚餐期间，我们什么都不谈，只谈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第二天，加拉患了胸膜炎。我陷入深深的不安，首次感觉到隐蔽的地震动摇了我的利己主义大厦。我会终于爱上她吗？
加拉患病期间，马德里时期的一位朋友请我到马拉加看望他，我接受了这一邀请。他为我提供在那儿的生活费用，同时也答应买我一幅画。于是我们计划一旦加拉恢复健康，我们就去安达卢西亚，而且我们也商定诺埃尔子爵的这笔钱一个子儿也不动，因为这笔钱是用来建造利加特港住宅的，它是神圣的，被锁在我们在巴塞罗那旅馆的保险箱里。为着加拉恢复健康，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安排庆贺活动和购买礼物。胸膜炎使她变得非常虚弱，她似乎成了拉斐尔·基什耐尔笔下的仙女中的一位，那些仙女在呼吸了一个巨大框子花的气味后，仿佛衰竭得要死了。我感情中新出现了一股柔情，它左右着我。加拉的每个动作都让我想哭泣。有时候，这股柔情还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虐待狂。我站起向她喊着：“你实在太美了广我吻她的全身，用双臂紧紧搂住她。我越用力搂紧她，我就越感到她无力地想挣脱我过于热烈的拥抱，而我也就越想揉搓她。我感情的表露把她搞得疲惫不堪，可这种情况本身只不过刺激着我的游戏。加拉终于哭了起来。于是，我猛烈追击她的面孔，从各个方面无数次地吻她的面孔，吮她的鼻子，紧贴她的面颊，压扁她的鼻子，吸她的嘴唇，使她忍不住撅嘴安眉，或是紧抱住她使她的耳朵靠向面颊。我怀着一股近乎精神错乱的疯狂，拚命揉搓着这个小小的面孔，仿佛我在揉一块面团，要用它做面包似的。打算安慰她时，我又把她弄哭了。
一天晚上，我强迫她首次出门，把她拖进～辆汽车，去参观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双眼紧闭，她登上一条长扶梯，我搂着她的腰，她非常虚弱，我们不得不每上四五级台阶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平台，从这儿能看到整个展览。
“现在看吧！”我对她说。
她朝着一个美妙的世界睁开了双眼。近景处，一些巨大的喷泉水往向空中喷射，高得令人几乎不敢相信，随后在高高的空中散成一朵朵水花，不断地变幻着形色。焰火在天上划出一道道闪光，加拉赞叹不已的样子胜过任何一个孩子。
“你完全明白为我做什么，”她向我说，一你让我不停地哭。”
距我们不远，一个管弦乐队演奏着萨尔达那舞曲。一群陌生人在过道上懒散地缓步走着。谁也没哭！
过了两天，我们动身去马拉加。在加拉病后，这漫长的三天旅行进行得太早了。她一直动也不动坐在我们的二等车厢里，头靠在我肩上。我从不相信一个唯～的分量仿佛只是表情的头竟会这么沉重。据说在这小小的头颅内充满了铅。我想象它又洁白又干净，还有耀眼和辉煌的整齐牙齿，仿佛每一颗牙齿都是映照粉红舌头的镜子。我把这些上下颌及颅骨与我的进行比较。事实上，我已经有一个老人的嘴，任何一名牙医也根本无法弄明白我的一口牙齿的情况③。没有一颗牙是长在它该在的位置上。我少了两颗臼齿，它们从没长出来过。1930年两次切割下颌还是为了乳牙。我失掉了它们，而它们从没再长出来。
我想到我们的两个死人头，加拉的头是那么洁白，而我的头则已经腐烂，是储石色的，它的眉弓大得惊人。车厢里在我们对面，不顾苍蝇的打扰，另一些头颅打着吃，这是一列死亡与睡眠的火车，它驶往被帝王般威严的非洲炎热笼罩着的马拉加。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走近一个搬运工，这个人正在门口墙角的阴影下睡觉，司机用脚碰了几下这个搬运工，想把他弄醒。可这个报运工用保洋洋的手势回答：“今天不成片在这座城市里，为邢稣受难日准备着游行，到处是大量的鲜花。一名有轨电车司机在一间酒吧旁停住车，让人给他拿来一杯茵香酒，随后唱着欧重新上路。在街上，我们碰到好几个耳后插着朵石竹花的毕加索＠。他们的眼睛，闪耀着敏锐而又亲切的机灵光彩，盯着来往的人群。有人宣布了盛大的斗牛活动。晚上，在太阳落下去时，一股突如其来的热风取代了凉爽的微风，这是真正的非洲沙漠的风。西班牙人喜欢这个时刻，他们选择这个时刻做爱，石竹田在这个时刻散发出最浓验的香气，而西班牙文明的非洲雄狮也在这个时刻发出了怒吼。
我们在托列莫里诺斯租了一处渔夫的房子，托列莫里诺斯是距马拉加十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一块石竹田正好从我们的住所伸延到海边。这些天是我们热烈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变得像渔夫一样黝黑。我们的床十分坚硬，仿佛填满了干面包。虽然不适合睡觉，可这床却有使我们腰酸背疼、使我们想到自己有肉体和裸露着身子的长处。像一个被太阳晒黑皮肤的顽童，加拉袒露着胸部在村子里散步。我也戴上了项链。托列莫里诺斯的渔夫没有羞耻感，他们在自我们几米远的地方脱掉裤子大便。这一时刻似乎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能看到他们成群地蹲在沙滩上，大声讲着令人难忘的下流话，叫着鼓励他们的小孩打架。当这些战斗变成扔石块的场面时，总会出现一些打破了的脑袋和一些流血的面孔。于是，感到积怨苏醒了的渔夫们中断了排粪，提上裤子，整理好他们总是漂亮的健壮生殖器，为了孩子相互动手打起来。有人抽出刀子，那些总是穿着黑衣服的妇女跑了来，她们披散着头发，双臂伸向天空，祈求耶稣和纯洁无暇的圣母保佑。既没有什么是悲哀的，也没有什么是卑鄙的。那些愤怒是欢乐的，像大小便一样爆发出来。说到渔夫的粪便，它们总是干净的，其中嵌着一些没消化的波香葡萄粒，像被吞下去之前那样新鲜。
这个时候，我对橄榄油产生了热情。我处处用它。从一大早起，就拿治面包和投鱼盐它。剩下的我就喝掉或滴在我的头和脚上，擦我那疯长的头发。
我一到这儿，就重新动手画在卡利一勒～鲁埃开始的（无形的男子》，同时也写（无形的女人）的那篇定稿。我不时接待来访的超现实主义知识分子小团体的朋友，他们之间已开始相互仇恨并听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联合的编由咬咽自身了。我立即明白了，到这些蠕虫具有真正蛇的身躯的那一天，残酷壮观的内战就会爆发的。
～切都很顺利时，有一天我们收到了大量的坏消息。拖延一个多月没付钱给我们的戈文画廊破产了。布努埃尔独自在拍摄（黄金岁月》，从而实际上把我从这件工作中排挤掉了。卡达凯斯的细木工寄来份帐单，费用超过他预算的两倍。最后，我们那位马拉加的富裕朋友走了三周，可却没给我们留下地址！我们的钱实际全花光了，我们只剩下四天的生活必需品。加拉建议让人把我们存在巴塞罗那旅馆保险箱里的钱送来，可我拒绝这么办，因为这笔钱已经不够付细木工的帐单了。利加特港的住宅是神圣的。唯一的指望是打电报到巴黎，用我将带回去的画作抵押，借一笔钱。三天过去了，毫无回音。我们数着剩下的那点儿硬币，想最后找到两个比塞塔。非常幸运，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者这天来看我们。我求他给巴塞罗那的旅馆拍份电报，让人把钱汇给我们。一旦收到汇款，我就把他花的钱归还他。两天过去了，无一点音信。要在房中找一小块面包都不可能。我们的困境是因为我固执地不听加拉劝告造成的。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这种处境仿佛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非洲的太阳烧烤着海滨，使我把一切都看成红与黑这两种颜色。更糟的是，邻近的一家有一个半病男孩用钳子打死了他的母亲，当天夜里，宪兵们开始朝一大群燕子开枪。加拉试着让我明白我们的处境虽令人烦恼可并非悲剧。尽可以住到马拉加一处旅馆中，在那儿等待巴塞罗那的那笔钱，它没能寄到是由于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休假的缘故。自从碰到我生存中各种最初的困难以来，我一定要看看在悲剧的一天内发生的一切，这时我怎么能听她的话呢？我不愿接受这命运的凌辱，命运想迫使我达利这个人中断构思《无形的女人》，而因为我们没钱了，我的加露农卡竟落到一种有损名誉的地步，既无女仆也无面包。高脚杯装满了，我本人的不耐烦全流了上来。
我走出住所，满怀悔恨地听任加拉在那儿整理行装。我穿过石竹田走到海边，我愤怒地拿着一根木棍，把带血的花朵打得七零八落，就像卡尔帕乔画中被斩首的头颅。在海滨，有一些黄褐色皮肤的茨冈人生活在布满洞穴的岩石山嘴处。他们用大锅烧着鱼，锅里的油劈啪作响，发出～阵阵嘶啦嘶啦的声音，就跟我愤怒的烙蛇一样。几秒钟内，我荒唐地想让人从加拉处把装着新事物的箱子取来，生活在这些茨冈女人中间，她们裸露着乳房，在一种无法改善的污垢的色情环境中给她们的孩子喂奶。我跑到～处荒凉的角落，呆在这儿有助回忆这些乳房和正在火边烧菜的一位女人的大屁股。我怀着疯狂的热情沉涵在我青春期孤独的快乐中。我灵魂的全部疯狂化为了这些绝望的姿势。我的腿弯曲了，双膝跪在坚硬锐利峭壁上，仿佛是里贝拉笔下的那些出神隐修士中的一员。用我自由的手，我抚摸着我的身体并抓住它，好像要抱紧它似的。一种有节奏的断续愤怒，使我的肌肉在颤动。我的口袋空了，可我还能花这个！我让自己珍贵生命的温暖硬币掉在地上，我觉得它是从我自己的最深处、从我的骨髓中出现的。。…·
这个新的、无用的费用用光了。由此增加了我沮丧的情绪。我觉得我的货币状态更加难以忍受了。全部的愤怒都转向自己，我发狂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终于弄断了我那颗活动的小牙齿。我把它吐出后收起来。这是命中注定的：以牙还牙。
回到住外，特别激动、特别快活，我把紧握的拳头伸向加拉。
“猜猜是什么！”
“一只黄火虫把／
“不，是我的牙，我的小牙。我们应当用根线把它吊在利加特港。”
这颗牙又小又透明，中央有个小白点。要是用显微镜放大这个白点，或许会看到一个卢尔德圣母的光环显现出来。
我们在第二天坐公共汽车去马拉加，向那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者借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