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作者:达利-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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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大胆行动吧厂
这时在思想领域巴塞罗那达到了极为混乱的境地，同它相比，巴别尔塔为混乱就显得有点儿孩子气了。出现了各种派别，它们彼此分裂、冲突，一眨眼就转变了，每过一天普遍的仇恨便加重了一点儿。有三个共产主义党派，其中每一个都自认是唯一正统的；有三四个很少区别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有一些不问政治的工会组织；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有好几个或多或少从属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组织；有分离主义者组织；有左翼的共和主义者团体；如此等等。这种情况是左派方面的，因为右派方面也同样不和。大家都预感到不久西班牙将会发生某种惊人的事情，发生一场大洪水，大主教、三角钢琴、腐烂的驴子将倾泻而下。一位费格拉斯的农夫当着我的面找到了关于国家形势的确切定义：
“如果政治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终将陷入一潭无法拔脚的泥浆之中，哪怕耶稣基督本人正好降临人间，也会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时光广
我们一回到巴黎，就从贝克尔街七号搬到高盖街七号。我觉得这幢现代住宅是建筑家们发明来惩罚穷人的。而我们就是穷人！无法据有路易十五的五斗橱，我们为朝阳的大窗洞选择了一些镀铝的桌子，一些到处摆放的镜子。加拉具有一种天赋，能在她一到来后就使一切焕发出光彩。可这种近乎修道士般的朴素却唤起了我对豪华事物的爱好之情。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长在浴室里的一棵柏树。
我第一次体验到人们在巴黎等我，我的不在造成了一种真空。可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在巴塞罗那的两场演讲治愈了我残存的反常的极度羞怯的毛病。我现在明白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激起公众的热情和疯狂，我有种日益增长的欲望，想让自己感到在接触一个“新的肉体”，一个喷受到战后污染的新国家。这就是美国！我想去那儿，带上我的计划，把我的面包放到这块大陆上。朱里安·列维刚刚给我寄来一些剪报，它们都是关于他才在纽约用我的软表和另一些借给他的画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的。并没卖掉什么画，可这个展览会显示出一种理解，它远比欧洲批评家的理解客观，也远比他们熟悉情况。在巴黎，人人都进行判断，并且从他的芙学偏好出发宣布一种唯一的观点。在欧洲，我仅仅被一些相互拉扯攻击的支持者包围着。在美国，这种内战还没有触及到人们。那在我们这里已经揭示出未来悲剧梗概的现象，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消遣。美国的立体主义，除了具有一种已经结束的经验意义之外，从没有什么重要性。远离斗争、不偏不倚、既没获得什么也没失掉什么、既无要捍卫的也无要攻击的，美国人能使自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本能地看到那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人，也就是说看到我。在欧洲，当人们认为美国不会有诗的直觉和理智的直觉时，人们就错了。要是他们没犯错误，这并非由于传统或趣味，而是由于一种返祖性的审慎。美国凭它尚未受损的生物学的深刻的基本力量选择的，要比凭经验和心灵选择的好。它知道自身缺什么、它没有什么。而它在精神领域所缺少的那一切，我将用我偏执狂的作品带给它。
我开始形成的关于美国的观念，通过我跟纽约现代美术馆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的会见得到了证实。我在诺埃尔干爵府上的一次晚宴期间认识了他。他是个苍白的年轻人，脸色很不好。他那断断续续的动作很像觅食的鸟儿在一跳一跳。实际上，他寻觅着当代的各种价值并明智地区分出良美。他对现代艺术的知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熟悉了永远无视毕加索的法国各博物馆馆长，我发觉他更出色。巴尔夫人预言我如果亲自去美国，我在那儿的未来是闪光的。我和加拉已经决定了这次旅行。唉！没钱怎么办呢？
这时，我遇到一位美国女人，她在艾尔门农维尔森林买下了太阳磨坊。列耐·克列维尔向她介绍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她家吃中饭，这是在她那套巴黎的住房里。这顿午餐，除了台布和盆碟是黑色的，一切全是白色的。要是拍张照片的话，负片就像是正片。我们吃的东西全是白色的。大家只喝奶。窗帘、电话、地毯都是白色的，女主人本人一身白色的穿戴。她马上就对我的秘密协会的想法发生了兴趣，我们决定建造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艾尔门农维尔的面包师傅对“古怪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将参与这个秘密。这位美国女人是那么白，要是人们给她拍照的话，她就会形成一个黑色的负片，她的名字叫卡列丝·克罗斯比。每个周末，我们都被请到太阳磨坊去。大家在布满虎皮和填着稻草的鹦鹉标本的马厩里用餐。在二层楼，有一个巨大的图书室。每个角落都有冰桶，里面放满了香按酒。总有不少客人，这儿人是感到在这儿正“发生着什么事情”的上流社会人土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架唱机不停地放送着科尔·波特的（黑夜与白昼》。（城市和乡村》、（纽约人》的最初几期落到了我的手中。我痛快地吸收着显示给我的一阵阵印象。
“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这件事具有了顽念的形式。加拉劝慰我。
“一旦我们有点儿钱，我们马上就动身……”
可恰恰在这时，一切变得越发糟糕了。彼埃尔·柯尔通知我我们的合同结束了，他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重续合同。钱的忧虑加重了。会购买达利作品的收藏家已有了太多达利的作品，不能梦想再吸引他们购买什么了。正如我某些书的出版使我只剩下一小伙朋友一样，利加特港耗尽了我们全部能动用的资金。我发觉我经济上的各种可能性减退了。我并不屈服，变得愤怒起来，这是一种有所抑制但却不间断的愤怒。自从马拉加那时以来，我曾决心挣一大笔钱，可我还没能做到这一点。等着瞧吧！我大怒了，我不断地大怒！在街上，我扯下我大衣的钮扣，用牙咬碎它们，我跺着脚，仿佛打算沉入人行道的碎石路面里。
一天晚上，经过一天无效的奔走，我正回家之际，在爱德加’基内大道的附近，我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盲人，他坐在一辆小车里，用手转动着橡胶车轮，带着种奇特的卖俏姿势行驶着。穿过街道那一瞬间，他停在人行道边不动了，拿出一根小小的探路根使劲敲打路面求人帮忙。这个家伙的无礼和自信中有种让人反感的地方。他要求人们帮他穿过街道。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我是唯一的过路人。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一位盯着我的妓女。我走近这个盲人，朝他车子后部狠狠踢了一脚，用尽全身力气推它。车撞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这个机灵的瞎眼家伙本会朝前跌下去的，但他预感到这一打击，用双臂紧夹住车子不放。他僵硬地保持着受到凌辱的尊严，像旁边的煤气路灯一样纹丝不动。轮到我穿过街道，走过去注视他的面孔。无疑他明白了我就是刚才推他的人，因为他马上改变了态度，不再是愤慨了，而是像他的身体条件要求他的那样，变得谦恭温顺起来。于是我懂了，要是我跟这个瞎子要钱，哪怕他小气也会给我的。
就是这样，我发现了要穿越大西洋该做的事。由于我本人既不缺腿也不瞎眼，更非丧失权利地位的可怜人，找不用竹竿无礼地敲打路面，央求陌生人让我航行在这个把我与美国分开的海洋上。不，我没陷入卑劣的境地。恰恰相反，我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人们不会来帮助一只老虎，哪怕它是饥饿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从这个瞎子手中夺过竹竿，在我四周敲打。我没瘫痪，我只需行动。
用我剩下的那一点点钱，我在去纽约的下班大型客轮尚普兰号上预定f两个座位。它三天后启航。必须弄到能使我们付清船舱费及在纽约至少维持两周生活所缺的款子。三天内，我配备着瞎子的象征性竹竿跑遍巴黎，这根竹竿在我手里变成了愤怒的魔杖，我无目的地乱敲着，达那厄的神话重现了。摇晃了三天命运女神的权杖后，她终于决定乐一乐，于是一神金雨使我确切地预见到了出发。这之后，我感到那么疲乏，就像我连续六次做爱似的。我担心误了船，这使找在这艘穿越大西洋的客轮启航前三小时就来了。我死死盯着我的手表和我们的搬运工，我一直怕他背叛我们。加拉握住我的手，让我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只有上了船才会安心。找到了船上，一些记者和摄影师围过来，请我下来到火车头旁拍几张照片。我非常担。动船在我摆姿势时启航，不得不向记者提出一种荒谬的解释：
“火车头跟我并不相称。不是我太高了，就是巴太小了。”
一旦上了尚普兰号，我担心误了美国之行的情绪并没完全消失，我们刚到公海，我就深深感到对海洋空间的真正恐惧。我一直注视着大陆的沿岸，我觉得船的呻吟和劈啪声更为可疑。我发觉这船太大了，太不好操纵了，难以逃避一场灾祸。每次警报演习时，我是旅客中最认真的人，比别人提早一例钟扎好了救生带。更糟的是，我迫使加拉跟我一样关注这件事，这使她气恼，也使她笑得流出了眼泪。每次她回到舱中，就会看到我把救生圈带子绑在身上躺着读书。我将是一次海难的牺牲者，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浑身发抖，我用指责的目光看着那些公务人员，我觉得他们那么不当回事真有点儿不可思议。我经常喝香按酒，给自己壮胆，驱除晕船，幸运的是，我并没晕船。
卡列丝·克罗斯比也在乘尚普兰号旅行。她为没能在艾尔门农维尔实现我们十五米长的面包的计划而懊悔，她跟船长谈起这件事，要求他为我们派人烤一个尽可能长的法式面包。安排了我们同船上的面包师联系，他答应给我们做一个内部用根木棍加固的二米五十的面包。第二天，在我的舱内，我收到了这个用玻璃纸包裹得很华丽的面包，我想这会让那些来采访的记者惊讶。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异地谈着这些没教养的不知趣的记者，他们嚼着口香糖，不停地向你提出一连串问题。每个人部声称找到躲避他们的办法，可这不过是虚伪罢了，因为所有的人都非常渴望受到记者的采访。我恰恰相反，不停地重复着：
“我很喜欢广告，要是我有幸让记者了解我是难并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就把我的面包给他们，就像圣芳济各跟鸟儿做的那样。”
这似乎很没意思，以致我的那些对话者不禁皱着眉头、撇着嘴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可我仍固执地问每个人：
“为什么你相信我的面包会在记者身上产生最大的效果广
我除掉包着面包的玻璃纸，用报纸包住我的面包，以便使当着摄影师和记者的面打开它时会更高兴……我们到达了纽约，在填写登陆所需的表格时，有人通知我和记者们在我的客舱里等我。我遇到狄奥根尼遇到过的那种令人困惑的事，他从酒桶里裸体走出来，大白天拿着点燃的蜡烛，没有谁问他要寻找什么。说到我，没有一位记者跟找提任何一点儿有关我面包的问题，我一会儿把这个面包挟在手臂里，一会儿把它像根大棍子似地立起来。相反，他们似乎十分了解我的个性、我的作品和我私生活的细节。
“您刚画了一幅您夫人的肖像，有两条烤熟的排骨在她肩上摇晃，”其中一位说，”这确实吗？”
“这是事实，不过那些排骨不是烤熟的，它们是生的。”
“为什么广
“因为加拉也是生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排骨和您夫人放在一起呢？”
“我喜欢排骨，我也喜欢我的妻子，我没什么理由不把排骨和妻子画在一起。”
这些记者确实胜过他们的欧洲同行。他们对“荒谬的事物”抱着一种冷静而又强烈的兴趣，并且非常熟悉他们的职业，完全明白什么能给他们提供“故事”。他们对耸人听闻事物的敏锐嗅觉立刻把他们引导到每个问题的核心，以便从中抽出将成为几百万饥饿的读者精神食粮的东西。在欧洲，记者揣着已写好的文章去采访。他只是去那儿证实他所想的或他的报纸所想的，而把分辨他说的是真还是假的工作留给了读者。欧洲具有“历史感”，但没有新闻意识。
我们到达美国的那天，记者们经过清晨的狩猎，带着他们胜利地抛向天空的一对排骨和令人满意的猎物回去了。当晚，大家吃着生排骨；我知道至今在远离纽约的地区人们还在继续啃着我的骨头··’…
我走上尚普兰号的甲板，一眼就看见了纽约，它呈现着灰绿和脏乎乎的白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哥特式羊乳干酪。由于我喜欢羊乳干酪，我欢呼道：
“纽约在向我致敬！”
接下来，轮到我向它那真正宇宙般的宏伟气势致敬了。纽约，你是～个埃及！不过你像一个颠倒的埃及，因为法老们树起了死亡的奴隶制的金字塔，而你树起了战胜它的民主制的金字塔！
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在圣莫里兹旅馆第八层楼里，我经历过一场涉及情欲和狮子的长长的梦之后醒来了，眼睛虽然完全睁开，可我还惊奇地听到在睡眠中追逐我的狮子的吼叫声。我觉得这些吼叫声同野鸭的叫声和另一些难以分辨的动物叫声混合在一起。除了这种情况外，差不多就是一派彻底的静寂了。我曾预想会是一个充满可怕的嘈杂声响的城市，而现在我在这儿却发现了一种狮吼都难以穿透的静寂。给我端来早点的楼层传者是个加拿大人，法语讲得好极了。他向我证明我的确听到了狮吼。因为我们位于中央公园动物园的上方。事实上，我从窗子里看到了那些笼子，甚至还看到了在水池中掺戏的海豹。
我一天的各种体验，恰好系统地驳斥了纽约是个“机械的现代化城市”的陈词监调，这是欧洲先锋派美学家们希望当作反艺术的纯洁范例强加给我们的。不，纽约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是这样的一座城市。纽约不喜欢现代主义。
由公园路的一所房子（它的立面就开始强烈地显示着反现代主义的精神）起，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午后鸡尾酒会。这幢楼是新的，一队配备着黑烟论的工人把过于白的墙壁涂成能显得年代久远的色彩效果，使它们具有那种特殊的巴黎色调；而就在这时，欧洲的建筑家们、勒·柯布西埃们和其他一些人则在发现浮华的新材料方面碰破了头，为了模仿所谓的纽约光彩。他们没把这些材料弄黑。刚一进入电梯，我就注意到这一惊人的情况：并没用电照明，只有一只粗大的蜡烛作为全部的照明设备。在楼梯间深处，挂着一幅相当熟练的埃尔。格到柯的复制品，四周用西班牙红天鹅绒边饰装演着。我觉得这种天鹅绒是真的，可能是十六世纪的。而这并非一切。这个套间也没让我失望，在这儿可以看到哥特式的东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东西、一幅达利的作品、两架管风琴··、…
整个下午，我用来参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其他套间和旅馆的房间。我们从一处鸡尾酒会到另一处鸡尾酒会。有时，好几。个鸡尾酒会在同一大楼里举行，这造成了一些动人的混乱，我不通英语的情况更加重了这些混乱。找从中得到这样一种总印象：纽约是座无电的城市，人们只用蜡烛来照明。在用电灯照明的场合，处处都用路易十六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