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作者:达利-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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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德国军队推进着，在对抗他们的前线打开了一些突破口。柯柯。莎耐尔仿佛是在郧将淹没一切的历史洪流中前进的一只头微微垂下的白天鹅，法兰西“种族一中最美好的东西都体现在她身上了。此外，她跟任何人一样谈起她深情爱恋的这个法国。哪怕在最悲惨的情况下，她也决不离开这个国家。像我本人一样，柯柯·莎耐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时期的化身，我们的观点差不多全汇合在了一起。她在阿尔卡孔度过的两周，促使我们修正我们的观点，用一个更清晰的线条勾勒出它们来。当前的战争已经需要这种我们想使自己的思想具有的形式了。不过莎耐尔的独创性跟我的独创性不同。历来，我无耻地炫耀我的思想；可她虽然不隐藏她的思想，却从不炫耀它，她只是打扮它。在她的店里，高级时装永远具有一种生物学的规定性，一种有羞耻感的血统。她的身体和灵魂就是大地上最好的服饰。
在莎财尔之后，马塞尔·迪尚来拜访我们，从没发生的轰炸巴黎让他担心。跟我相比，迪尚更是历史的大敌。在我们身旁，他继续沉酒于他特有的美妙而又神秘的生活。他的不活动刺激了我本人的工作。在这场战争期间，我在阿尔卡孔从没怀着这么灼热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工作过。我完全投入了技巧和材料的艰苦斗争中。这件事变成了炼金术。一场为了正确混合颜色、油、光油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这种正确的混合将把我灵魂所感到的东西体现得完美无暇。我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只因为我多倒了两滴油！只有加拉一人目睹了我的那些愤怒，那些绝望，那些转瞬即逝的狂喜，那些苦涩的～错再错。只有她一人知道对我来说绘画当时变成了何等过分的生活理由，一种比爱加拉还要过分的理由，因为她是现实，而我要画的她的肖像将成为我的“作品”。为了完成如我所称的我的加拉丽娜的这幅肖像，首先就是拚命工作，整理所有价值，创造我本人的天体演出沦。这真累死人了！只有加拉养活了我！她收集起一些波尔多酒，把我领到“小号城堡”或“美味闭鸡”，由列奥诺尔·费尼陪伴着用晚餐。她把一块加香料的大蒜牛肝菌放到我舌尖，命令道：
“吃下去！”
“这很香。一我大声说道。
眼发生在我头脑中的斗争相比，我觉得欧洲战争就像是街头小孩之间幼稚的打架。然而在短暂的时期内，这种打架显得很有趣，这些快活的、沉默的孩子中的一伙登上布满天真绘画和树枝的装甲车，奔涌在这个国家上。我暗想对我来说这显然变得太历史沫了。我们整理好箱子出发了，我们在波尔多的日子与最初的轰炸是同～天，这不吉祥。德国人占领昂代依桥两天前，我们来到西班牙。加拉匆忙地溜到了里斯本，～旦我的证件符合了手续，我就要到那儿去找她。在那边，她试着克服密布在我们旅途上的种种官僚主义的刁难。至于我，我从伊伦回到资格拉斯并穿过了西班牙北方。我看到遍地废墟的祖国，它处在高贵的贫穷之中，但却通过对它命运的信心复活着。霍塞·安东尼奥死亡的太阳神话用钻刀刻在所有沉浸在哀伤中的心上了。我破了一扇门：
“谁呀？”
“是我。”
“你是谁厂
“我，萨尔瓦多·达利，你们的儿子。一
凌晨两点，我破了我们家的门。我拥抱着亲人们。妹妹、父亲、姑姑。他们为我做了橄榄油面红柿媛鱼汤。我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自革命以来什么都没改变。现实客体的永恒、力量和不可破坏啊！我在家中度过的这一夜，让我确信自己体验了一个醒着的梦。睡觉前，我久久地在我过去的房间里徘徊，我发觉我留下的～切仍在这儿，旧的扣子、穿孔的小钱、保险别针、象牙兔子生锈的钥匙。一只蜘蛛永远呆在小小的圆框后。妹妹曾被军事调查委员会拷问得发了病，这是实情，不过她现在已痊愈了。一颗炸弹撤掉了住宅的阳台，这也是实情，不过这很简单，现在不再使用它就是了。餐厅里，无政府主义者烧饭后不熄灭的火弄黑了镶木地板，这更是实情，不过重新在那儿放的一张大桌子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如同一场大灾难的影片，在放映完之后，人们接着就把它倒回去，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消失的钢琴慢慢又回来了，确实是回来了。这些革命何必呢？我忆起我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位愤世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西班牙战争的战士，1939年《月1日后，到巴黎居留时，他对我说：
“在我们祖国应干的事，就是消灭佛朗哥，恢复君主立宪政体！需要一位国王广
我认识一些圣像画家，他们在晚年重新学习素描，可笑地暗中醉心于画最学院派的东西！达利不是他们这种人。达利毫不后退，因为既便是在他所谴责的那个战后时期，他也要使这个时期“升华”，把它跟传统结合起来，因为拒绝传统已经是一种传统了。
第二天，在卡达凯斯，我拥抱着身强体壮的丽第妞。她活了下来，始终那么强健。拉蒙·德·海尔莫撒死在了收容所，不过他是个身体很差的人。丽第姐对我说：
“在整个革命期间，大家都爱我。在那些人动不动就死掉的时刻，人们看得很清楚。人们看到了精神性在哪儿。”
“可没有儿子和男人来帮你，你怎么生活呢厂
“我从没生活得比这更好过，”她说着，感到我幼稚得可笑，“我有所有必需品，此外我还保持着我的精神性。你懂吗广
“可这精神性由什么构成呢？它真是能吃的吗？”
一当然，这精神性是能吃的！民兵们从一辆卡车上下来，在海滩上露营。他们争论着，相互之间不停地谩骂。我什么也不说，找了个合适的角落，从容地点起一堆火，好像只有我一人知道替他们这么做。吃饭的时候到了，我听到民兵们相互询问：‘那边的女人是谁？’‘我不知道。’‘她点火点了很久了。’接着他们重又争论起来。下午应杀掉全村人并火烧神甫和教堂吗？要在一周后夺取政权吗？在这期间，我小心地往火里添了些嫩枝，它们劈啪劈啪爆响了一阵。民兵们必然地走到火旁，有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我没回答，把火拨旺起来。‘我们去找点儿吃的吧！’一个人带来了一些排骨，另一个拿来一头羔羊，第三个人弄来只鸽子。他们吃完后想到了我，他们变得像绵羊一样温顺，仿佛这些杀人犯想补救他们刚平的坏事似的。对身强体壮的丽第妞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这就是理想的生活。他们每次都去老爷们的住宅寻找新餐具。盘子胜了时，民兵就把它们摔得粉碎，或是把它们丢在水里。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多久。一天，突然来了另一批民兵，他们杀掉了第一批民兵。终于轮到分离主义者了。他们又吃了起来。每次我都继承了被子、勺子、鞋子、塞得鼓鼓的垫子。没有人想到吃饭，可是我，在夜晚来临时，就重新点起火来，把它拨很旺旺的，过一会儿，他们走过来打量着我，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第二天，另一些士兵又赶走了他们，但吃饭的时刻总会再来……上帝，真是奥德欧西③啊！这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广
我又见到了利加特港的正直渔夫，他们全都保持着对红色时期的一种恶梦似的记忆。
“不，不，”他们说，“这应当结束了。比一切更糟的是无休无止的抢劫和谋杀。现在又像过去一样，你回到住宅时，你是在自己的家里了。”
我打开我家的门。一切都不见了：家具、藏书、餐具以及其他物品……相反，墙上涂满了下流的或政治性的词语和图画，它们大部是对立的。在下方是一串向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共和派、托洛茨基分子致敬的题词。用沥青写的“桑提亚哥的泰西……”奥一万岁！西班牙起来吧厂结束了铁的大而＿”
我在马德里呆了一周。会见的早年朋友之一是雕塑家阿拉德俄，他是美术学院时期我们那个团体中最年轻的人。在诗人马尔基纳家里，我又看到了我在卡达凯斯古典时期之初画的～幅画。在作家里，我重见了欧仁尼奥·蒙代斯。过去十二年间，我跟他在知识上最为接近。我把蒙代斯看成是我们当代哲学家中展严谨最打情的一位。我感情评溢地拥抱欧广尼奥·多尔形这位老爷、巴罗克的佩特罗尼乌斯、地中海地区的“身强体壮的女人”的创造者，并带给他一些关于卡达凯斯那位永远“身强体壮的”丽第妞的新消息。多尔斯浓密杂乱的眉毛，使他越发像柏拉图了。我认识了狄奥尼西奥·鲁依德约，他是年轻的诗人中最富活力的热情风格的人。同具有天主教呼吸形态学的、有着马基亚维利式目光的、反贡哥拉主义者拉斐尔·桑切斯·马扎斯相见时，我一眼就看出了他通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所有奥秘，而且对将临的西方文艺复兴的所有奥秘更熟悉。
大家都迅速而又聪明地掌握了超现实主义。在天体演化论（它建立在传统之上并用我们的血肉筑成）的这一痛苦分娩上，他们达到了跟我相同的程度。
可为了这一分娩，我需要安静和照顾。欧洲战争以及它的嘈杂混乱有可能使我流产。我应当尽快动身，离开历史的这些盲目和嘈杂的拥挤状态，要是这样下去，我可能没分娩就死了，可能只生下一个早产儿。不，我不是那种生孩子半途而废的人，不论去什么地方都成！我尊重礼仪！我已经在为孩子的未来和行装操心了。我将去美国为加拉、孩子和我挣钱……
我在三伏天动身去里斯本，我发现在蝉的狂热歌声下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煎锅，里面放满并烧煮着无数从不同国家和种族游来的鱼。在宗教裁判所烧死过许多牺牲者的罗西奥广场上，现在又有新的殉难者任凭签证和护照的烙铁烫杀。这种烤焦皮肉的气味使人透不过气来。在里斯本演出了欧洲戏剧的最后一幕。在一些挤得满满的旅馆和宿舍房间中上演的孤独的、不露声色的戏剧在厕所里结束了，要到这些厕所里割断静脉自杀，还得先排会儿队呢。
我在葡萄牙逗留的日子，仍让我觉得像一场梦。一直感到在街上能碰到个朋友。只要一转身，就有个朋友。
“瞧，那个女人多像夏帕列里啊广
“正是夏帕列里。”
“好像是列耐·克莱尔！”厂
“正是列耐·克莱尔。”
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从有轨电车上走下来，同时温莎公爵正沿着人行道行走，经过一位坐在长凳上的老人身边，这位老人非常像帕德列夫斯基，而这老人也正是他。一名银行业的大王带着一只装在镀金笼子里的鸟儿在街头漫步。这位穿一套棕色西装正在一家航运公司办公室前排队的先生，完全有萨尔瓦多·达利的风度…··’
我乘坐艾克桑比翁号终于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我一到这儿，立刻去了我们亲爱的太阳磨坊的朋友卡列丝·克罗斯比位于汉普顿庄园的家里。我们要尽一切力量试着复活一点儿在距艾尔门农维尔不远的地方刚刚落下去的法国太阳。我花了五个月时间写书、工作、画画，把这牧歌般的弗吉尼亚埋藏在心底，弗吉尼亚让我想到我一生中从没看到过的都兰。加拉给我读巴尔扎克，有些夜晚，爱德加·波的鬼魂乘着沾满墨水的极为漂亮的敞篷车从里士满来跟我相会。一个黑夜，他送给我一只配有一些黑狗的黑鼻子的黑色电话，在它缠绕着一些黑线的内部，我发现了一只黑色的死老鼠、一只黑色的短袜。一切都用墨汁浸透了。下雪了，我把爱德加·波的电话放在雪上，效果真是惊人：白之上的黑！眼睛是何等神奇的东西啊！我的眼睛，我终于把它当成了一架真正的柔软照相机，它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底片的，而是从我最持久的思想和那普遍的思想获得底片的。由此我推断出人能拍摄思想，从而确立了我发明的理论基础，当我完成聚焦时，我就会把它提供给美国科学界来考虑。我的相机实际上能获得如下的奇迹：客观地显现不论任何个体的想象和思想的虚象。我要在学者们的陪伴下，把全部余生用在完善我的相机上。五月八日凌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在纽约圣刘吉斯旅馆我的房间中，这个念头首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刚一醒来，就在草稿纸上记下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我惊人发现的大纲。从此，一些漫长而又成熟的思考使我确信我的相机远非无法实现的，相反，它展示出具体实现的所有可能性……
这本书写完了。通常，作者在生活过之后、在他们生存接近边产则千撰写他们的回忆录。与人家相反，找觉得百九军一户找的回忆录，然后再体验它们是更为聪明的作法。体验！为了这，应当懂得清理生活的一半，以便富于经验地追寻那另一半。我杀死了我的过去，像蛇蜕下旧皮那样摆脱掉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旧皮就是战后我的不定型的、革命的生活。这最后的几行体现着我最近的激变，这些激变将使我把仍粘在身上的往日的最后一些碎皮抛过遗忘中去。
新的皮和新的土地！如果可能就去自由的土地，最好是美国的土地，因为它是年轻的处女地，没有悲剧的阴影。我的旧皮，人们将在各处找到它的一点，它扩散在新世界的那些路线上，在亚利桑那荒原上，在远东的平原上，在加利福尼亚海滩或匹茨堡工业城，在盐湖畔或落基山脉的峰顶，在旧金山的“大洪水之前”的桥栏杆上（沿着桥栏杆，一万名美国最美丽的裸体处女，在我经过的路上排队欢迎我，她们就像以天使肌肤制成的两排管风琴管子），在海洋贝壳形的性器官上……
我的变化就是传统，因为传统恰恰就是更换和再造另一层皮。它不涉及美容外科学或毁形，而是涉及复活。我什么都不放弃。我继续着。既然我用结尾作为开始，我就用从头开始来继续下去。我终于会变老吗？我总是用死亡来开头。死亡和复活，革命和再生，这就是我的传统中的达利式神话。我和加拉的牧歌，险些在死亡中展开。我写这几页文字时，经过共同生活的七年，我决心把这本书当成一部小说或一个童话故事来结束，我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