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4李敖书信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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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认为：
　　监所房舍如已确因犯罪增加而不敷应用，为确保社会治安和良好的法治秩序，国家在此方面再稍增加投资，仍旧是有其必要的，似非一味疏成监所人犯所能解决问题，据统计目前在监执行人犯半数以上的刑期均在一年以下，如果将这些受刑人一律不执行，监狱拥挤的情况固然可以不存在了，但社会秩序的隐忧，恐怕又要与日俱增了。
　　这是典型的酷吏口吻了。他最后说：
　　由于是不是要请法官先坐牢的争论，经由与狱政有关官员之口，为在监执行受刑人及在押被告请命，至少说明了一点，坐牢的滋味毕竟是不好受的，如果因此而能使一些已有犯罪倾向的人威慎恐惧，不致犯罪，倒也未始无益，这恐怕也是林司长当初所万万没有料想得到的一大收获。
　　把你林荣耀的谈话，做这样的曲解与“收获”，这不是太可恶了吗？这种司法界的酷吏，他们整天抓人关人判人，从没心存“戒慎恐惧”之心，他们完全不知自己反省他们用刑之滥，反倒一再要求“再稍增加投资”来盖新的“监所房舍”，这种心术的人，用来做法官，整天断人生死，决人自不自由，这不太危险了吗？
　　《孔丛子》说：“古之听讼者，恶其意，不恶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今之听讼者，不恶其意，而恶其人，求所以杀，是反古之道也。”　这段话所说的“意”，是犯罪的因果；所说的‘认”，是犯罪的本人。《孔丛子》说远古的执法者，他们厌恶的对象是犯罪的因果，而不是犯罪的本人，要研究这种因果，并不是以制裁犯罪的人而为快。《孔丛子》批评那时候的执法者，就不如远古的了，说他们不研究犯罪的因果，反倒以制裁犯罪的本人而为快。所以前者是　“求所以生之”（找使他不判死刑的路子），后者却是“求所以杀”（找判他死刑的路子），两者心术是根本不同的。
　　欧阳修《泷冈阡表》里记他母亲回忆他父亲说：“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蚓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这位回家还加班的执法者相信有时候，是能为犯人找到活路的。正因为可以找找看，所以不去找就判人，就会遗憾了。试想常去找活路，都不免要判人死刑，何况有些执法者，根本就唯恐不判人死刑呢？
　　从这两段古书中，可以看到，今天那些徒知以“增加投资”来盖监狱和刑场的人，他们的心术，可真古今辉映了！
　　总之，今天的许多法官，他们根本缺乏仁心仁术，根本不知道在目前的腐败狱政之下，刑是不可以乱判的。因为判人的基础必须要有四个相对条件：一、司法公正的相对条件（要国民党不能干涉审判，法官不能贪墨）；二、司法制度的相对条件（要制度合于基本条件，如须兑现孙中山保证的陪审制等）；三、最低处遇的相对条件（要合于一九五五年联合国《在监人最低处遇标准规则》）；四、假释制度的相对条件（要假释得够比例，并且不靠关系与红包就可依法假释）。以上四个相对条件，目前官方都做不到，做不到，却要整天抓人关人判人，这又叫什么司法公正呢？这样的法官，又叫什么公正廉明呢？
　　结论是，法官明知“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的道理，却还抓人关人判人，这样的法官，心术就太有问题了。这样心术有问题的法官，纵使如你所说，去“坐假牢”，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反其道而行，不要法官客串囚犯，而要囚犯客串法官，来次　“判假刑”，你看会有什么戏剧效果呢？三十三年的积怨，恐怕能得好死的法官，不会很多吧？
　　所以，你的法官“坐假牢”的提议，最后只是“好玩”而已。
　　写到这里，我劝你看看奥斯本（Thomas　Mott　Osborne）那本“坐假牢”的专书　《狱中身历记》（Within　Prison　Walls）。奥斯本是一九一三年纽约州监狱改良委员会会长，他坐了七天假牢，一九一四年印出这本书。这本书可以告诉你，你的建议是乌托邦的，除了有一点讽刺，别无其他作用。不过，在这众口一声的官场里，你老兄忽然思出其位，做了这么一段大胆的谈话，也算一次空谷之音了。
　　李敖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自大者言
　　彦增：
　　所命之书已转到，不能不抗命，因为我已隐居，不见人了，当然也就不能接受你家大小姐的访问。但是大小姐面子还是很大很大，所以，我提一折中办法，如大小姐愿意以书面问题提出，我保证以书面奉答。她们学新闻的，重点在from　the　h　orse's　mouth，不在to　look　a　gift　horse　in　the　mouth．所以，对这一模式，希望我不是to　mount　the　high　horse也！
　　我想，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这种傲骨，如今表现在“拒人千里之外，而不拒人于‘千秋’之外”上面，就更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每月在千秋评论上用印刷品呼么喝六，的确床免张狂了一点，神气活现了一点，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
　　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烁，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许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是有那种架式，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合我其谁的。我这种看法，你以为如何？
　　你的回忆录（尤其是战乱部分的），务必趁早写出来，给苦难中国作见证。你的新娘子太好，家庭太美满，难免缺乏战斗气氛，所以写作量太少，实在该打。我建议新娘子要对你凶一点、坏一点，这样才有助于你的写作。王夫之一边眼太大吵架，一边向学生上课，可资借鉴。愿你们举行一次家庭会议，通过同室操戈打成一团纲领，这样你才好做大文豪。
　　前天到台大附近买书，快步走了一小时，走得尿来了，决定到温州街第一宿舍老巢去撒。不料到了第一宿舍，发现屋顶也没了，门窗也没了，完全是荒烟漫草的前奏了，回想二十五年前，我们在第四室称王的一段往事，再说青春永驻，岂非自欺之谈？如今你家大小姐已是新一代大学生了，我们的大学时代，已经随第一宿舍而去了，欲尿祭而不可得了。台大几乎全变了，唯一没变的，是训导处箝制学生言论，最近台大“大学论坛社”被罚停社半年等事件，你倒不妨比较一下。
　　敖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乱世中的一个感想
　　荣文：
　　六日信转到。
　　自“隐而不退”以来，所有朋友都不见面，当然路上、饭店里碰到的情形发生，也不会不理朋友，也会嘻嘻哈哈。
　　唯一的例外是负责每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印务的“出版生意上的朋友”，但也四十多天不见他了。我试验以遥控方法解决印务上的困难，试行了四十多天，成绩尚好。
　　你也许会怪我别扭、矫情，其实这是爱惜生命之道、充分发挥打击力之道、乱世中不失掉自我之道，也是“看破红尘”仍要独力救世之道。此中真意，也许要多年以后，才能为一般人了解。
　　阿胜接手出版的《殷海光先生文集》（二）中，页一三八八有段海光这样一段给何友晖的信：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太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虚，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殷海光不知道，在乱世中，一般人做人品质已经被扭曲成到何种程度，这种扭曲，即使我们“不后悔”，但是我们又哪来那么多的精力与机会去付“代价”呢？回想这二十年来，我做了一些功德，但是所付“代价”之大不论是心理的（包括名誉被毁等等）、生理的（包括被刑求等等）、自由的、时间的、金钱的等等……　已足以痛加检讨，检讨之下，虽然“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但是对“碰”、对　“寻找”那些“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却觉得不宜再花太多的生命了。珍惜余生，反求诸自己，做千秋大业，才是来日无多的智者该做的事。因此我才决定：成品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同创造出成品，才是朋友的最大意义，其他一切，在此时此地，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
　　问候你和新娘子
　　敖之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人见人怕鬼见愁
　　绝子如晤：
　　“万岁评论”第五期又被查禁，又是阁下和我惹的祸。阁下惹祸的文章是《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头发政治述奇》两篇；我惹祸的文章是《五四没有这种精神！》、《老兵永远不死，因为要做老牛》两篇，阁下与我共同的罪名是“攻汗政府，公然为匪宣传，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这罪名不轻，幸亏阁下与我，身背此类大中小之罪，盖有年矣；一身是毒，毒得有免疫性矣。所以罪上加罪，也不过戴帽子者谆谆，被戴帽子者藐藐，一切也没什么了不起矣。
　　有趣的是国民党动辄说我们“影响民心士气”，我真有“臣惶恐”之感。“臣惶恐”者何？有二极端说法：一、民已无心、士已元气矣，又何来影响之有？二、民心如火、士气如虹，被我们影响了这么多年，却丝毫奈何不了其火其虹，又何来影响之有？所以，正反二说，皆不足以为我辈光宠，说吾侪“影响民心士气”，真是太抬举我们了，我们真是不敢当不敢当了！U们，我愿同他们直接谈判，他们有本领欺负我好了，不要欺负小生意人。出版商听了，如释重负，赶忙把话传过去，不料回话竟是：“没人敢同李敖那家伙见面，因为见了面，后患无穷，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广看到了吧，绝子阁下，他们国民党人人怕我三分、寒我六分，他们只敢在背后跟我来公文政治，可是不敢当面同我“沟通”，因为怕翻在阴沟里！
　　做人凶狠到这种人见人怕鬼见愁的境界，亦云高段矣！
　　敌人以外，党外人士也一样。党外人士，不论老中青，通通对我敬而远之。流传的说法是：“李敖是得罪不起的，但跟他也无法不做朋友，因为做他的朋友固然怕怕，做他的敌人更是怕怕。只好敬而远之，虚与委蛇，不要被他流弹射到，就阿弥陀佛了！”唯一大家尚堪自慰的是李敖很够朋友，疏财仗义、侠骨柔情，所以一般说来，大家都很安全，只是不小心会被他棒喝一下，不过只要是他朋友，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并不严重。
　　清朝彭玉麟对联：“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我在中学就读到，颇喜其正直与剽悍。爱因斯坦说现在世界最缺乏的是善意与力量的结合，有善意者多无力量，有力量者多无善意，我觉得我自己真是这一结合的一个样板。可惜的是，堂堂湖海之士，只合在小岛称雄，真是他妈的！
　　敖之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
　　
　　善有恶报又何妨！
　　廷昱：
　　延朝狱中接风你大嫂，所提范滂之言，在军法处那种接见的限制里，是说不清楚的。廷朝的用心，细查《后汉书》范滂传，可以明白。范滂传说：
　　建宁二年（建宁是汉灵帝年号，二年是公元一六九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　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想一起和他做通缉犯）。曰：　“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手！”其母就与之诀。滂向母曰：“仲博（范滂字孟博，仲博是他家老二）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范滂的爸爸范显，故龙舒候相也）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　“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范滂这次坐牢，不是第一次，他在汉灵帝爸爸汉桓帝统治时代，就坐过牢。《后汉书》记录如下：
　　后牢脩诬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谓曰：“凡生系皆祭皋陶。”滂曰：　“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这个“帝”不是皇帝，是“上帝”，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中明写是“上帝”；袁山松《后汉书》明写是“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狱史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格”是刑具、刑架），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囊头（“三木”是脖子、手、脚上都上木枷；“囊头”是把头用口袋套住，看不见外面）暴于阶下。余人在前，或对或否，滂、忠于后越次而进。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师更相拔举，选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　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袁山松《后汉书》作“修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袁山松《后汉书》作“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伯夷、叔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
　　范滂放出来以后，最令我们注意的，是他并不感谢当朝大员。《后汉书》说：
　　初，滂等系狱，尚书霍讠胥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讠胥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　竟无所言。
　　《左传》记恶讨奕盈之党，杀羊舌囗（字叔向）的弟弟羊舌虎（字叔虎），并把叔向关起来。祁奚听到了，说动范宣子，放了叔向。事情办好了，祁奚不见叔向而回，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