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4李敖书信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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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滂临死前他母亲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我认为这句话的正确翻译该是：“我教育你去做坏事，我不能教你做坏事！但我教育你去做好事，＇可是，做好事竟是这种下场，这种教育，岂不是做害了人的“坏事”！＇ 我才不要做这种‘坏事’！”《后汉书》范滂传中这种事，同样的感慨，在《南史》刘湛传也有。刘湛被杀前在狱中见到他弟弟刘素，感慨说：“乃复及汝那？（连你也给整进来了吗？）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如何？” 类似的感慨在《魏书》韦阆传中也有。韦阆的儿子韦俊，被杀时感慨说：“吾一生为善，未蒙善报；常不为恶，今为恶终。悠悠苍天，抱直无诉！”这些史例，都是以为善期许的人的感慨之言。
十月五日《关怀》上登廷朝对他又换的监狱“毫无心理准备”、“几乎无法承受。只觉得与家人、朋友愈隔愈远。也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作为别人的榜样”。你说廷朝在精神上的确有所困惑和动摇，其实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我们对范滂的母亲、对韦俊、对刘湛等古人的理解一样。
抱着善有善报、不该得到恶报思路的人，未免把人间万象看得太单纯了。事实上，人间万象是复杂的、不可测的、不是照着因果律天真地进行的。为善没有善报，其实原因很多，不是简单解释得了的。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不应因所报不佳就怀忧丧志。为善本身是自足的，不宜要求善报来成全这一自足，也不宜因遭遇恶报而怀疑本身上的善。有这种困惑与动摇情况出现，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种错误。虽然它的出现；值得我们同情、值得我们十分关切。
在献身为善的奋斗里，我最欣赏甘地的态度。甘地说这种牺牲“没有报酬一词，入狱本身就是报酬”，这种态度，真是深明为善乃自足的大义之言。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志士仁人自然参悟人间的真相，对一切冷暖无常与浮沉祸福，也就付诸一笑了！
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善有恶报又何妨！只要为善就是最乐了，想在为善以外别有希冀的人，不但毁了善的本身，也将自寻烦恼。
李大哥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论小的也要
一、汪荣祖致李敖
敖兄如握：
善仪回台侍疾，携归兄之全集及评论一至二十一册，得以饱览前所未见尊文，乐何可支！昔以兄为玩世不恭之徐文长，不亦快哉之金圣叹，今更见见严肃之一面，苛无坚决之信仰，安能屡挫不屈。愈战愈勇、毫无惧色？不乡愿之作风，更几人可及？台大史系同学碌碌者众，骂兄下流无耻者，不外机场逢迎、隔海献媚之流，可谓无耻之尤之伪君子也！党祸之恶，兄揭露最多，然祸来有自，始作俑者，亦非上品，其间虽无且之关系，师徒相承，其迹可寻……近闻见隐居草山，以台北之喧闹，非如此，何事可成？若无兄之胆识，又安得隐而不退？信疆席上快晤，至今难忘，辄以未能尽言为憾。若国民党一旦省悟放行，务请见偕刘小姐来弟山居小住，当知弟乃真隐士也！余不一一，顺问
撰扯
弟荣祖拜
六月二十九日
善仪嘱问好。
二、李敖答汪荣祖
荣祖兄：
先来个笑话。某君住旅馆，见有投币式按摩床者，投币后突停电，退币不得，乃扫兴而眠。不料半夜电来，此床恢复作业，大摇动，某君梦中惊醒，以为大地震也！后悟乃睡前投币作用，方定惊魂云。
你近三年前给我的信，我直到今天才回，试问这还叫回信吗？若说这是回信，未兔太该打了！所以不敢说是回信，只好说是按摩床来电了。
你在《史家陈寅烙传》中说：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正邪对立，其事较显；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正邪对立，其事较晦。忠臣板荡始识，而知识分子的节操，更于时穷始见。在政治大难之中，趋炎附势，摇旗呐喊，以及卖友求荣的知识分子，固不仅仅是默默无名之徒，亦有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在内。故陈寅恪所感者何止是残害异类之虎狼，也有狐假虎威之同类。其伤时感世的对象是多面的，决不是单面的。
这段话，见解极精。这个岛上的悲哀是“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正邪对立”，除李敖等人外，已经全然没有，已是一片邪气；“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正邪对立”，也除李敖等人外，已经全然没有，也已是一片邪气。这里的知识分子只是二流货、三流货、或不入流的，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只是不入流的打三流货、或三流货打二流货而已。例如政工方面掌握的报，批国民党同路人掌握的报，就是典型的不入流的攻击三流货、或三流货攻击二流货。这种情形，在其他有知识分子处皆然，你来台湾，参加的什么学术会议、什么讨论会，稍存冷眼，即可旁观，我看不起这个岛上的知识分子，原因在此。知识分子不跟政权正邪对立，徒以舐舌“九品中正” （品当动词用、中正当双关语用），这成什么世界！
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 “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蛮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国民党刚来台湾的时候，“恶少”正多，“中正”也不过六十三岁，其他多递减，偶有八九十岁的，视之以凤毛麟角矣。今也不然，个个底价（底寿）都是八十九十的，成“恶老”矣！“恶老”不已，还奉死人通吃不绝，真是可耻。所以，不论生死，一体清算，就成了我这种“史家”的大工作，我每月感慨万千《“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不绝，在剃刀边缘奋斗，此志无他，不甘被通吃耳！
昨天党报载中央社电讯，说：“上周末意大利报纸《意大利世纪报》在评论新出版的意大利文先总统蒋公传记时这样写道：‘蒋介石诚为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要人，中华民国在人口、经济与技术方面的非常发展，均得力于他的功劳。’这本传记：《现代中国之父：蒋介石》，是由住在西德将近二十年的一位意大利记者梭拉图撰写的。”……（略编者）
国民党“恶少”、“恶老”不如军阀处极多，其中之“是军阀知道礼遇知识分子，而国民党不知也！四川军阀混战时，相约在大儒赵香宋所居五十里内，例不犯扰，此种礼遇，国民党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国民党不但不知礼遇，并且娼优以畜知识分子，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 “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今早写诗：“莫管先凋与后凋，欲与老树共比高，不畏老树造望眼，天下唯我是天骄。”“天下”有 “天骄”如此，其不“亡’也，必矣！
刘小姐已去美国，答案可看《北非谍影》（Casablanca）。不能全走，能走一个也好，不是吗？
信笔一写，狂疾不可止，老兄当然不笑我，善仪同窗也不准笑也！此颂
双安
敖之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午
千元相映，两代情深
国强：
一九五五年你爸爸的老即我爸爸死的时候，你爸爸送了一千元，当时送千元巨金的有二人，即程烈与高惜冰。如今眼看四十年了，我本来想送点高额的赙金以尚往还，但转而一想，赙仪之制，本源自古人助丧家办后事，当年你爸爸送巨金给老师遗下的妇孺后人，老师家贫，那笔钱的确帮了大忙；如今你在国民党政权中独霸一方，且得“老贼”余荫，自无须“助生送死之礼”以壮丧色，所以我决定送一千元以成佳话。四十年来，一千元不知贬值了多少，但素非小气之人的李敖却只送一千元，目的正在彰显程烈先生四十年前的疏财报师之情，和国民党四十年来的币制贬值之酷。四十年玄黄乍变，最后以千元相映两代情深，国强其知我乎？
敖 之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答陈平景
一、陈平景致李敖
敖哥：
十八期千秋评论从书对殷师党籍问题的讨论中，几次提到我的信、我的看法，和登出一张“面目全非”的、制版极差劲的相片。我想我有必要就自己追踪此一历史问题的经过，略作说明，以免别人误会我在对殷师做“清算”。
当年《中国文化的展望》出书以后，殷师签名送了我一部，他说是表示对我常去文星替他催稿费的“汗马功劳”的酬谢。赠书时，他已准备了咖啡，但并不在他的小书室中，跟平常一样，小桌上摆上一只小碟子，上面放着不多不少的六片英国饼干，永不加糖，慢慢地喝。本来他只穿着衬衣，却不知为什么，突然打上领带，突然沉下脸，很严肃地说：“今天，我们上山喝咖啡去！”
山者，就是那座直径约十五公尺、高约四公尺、他自己造的假山。那座小假山，有水泥砌的桌椅，四面绿荫。他不大轻易邀客人攀登谈心。
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深情地、热泪盈眶地叙述他怀念的金岳霖教授，他说在序言中所写“教过我逻辑和知识论”的人，就是指的金先生，他说：“如果我自己能到外面去，自然我想送上这部书给金先生，如果我不能出去，你总有一天有机会出去的，你要记得，替我买一部送给他。”我立刻追问“他现在在哪里？”回答是非常清楚，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组。”我答应一定把书送去，殷先生点头表示满意。这时才开始吃饼干。
七二年开始有人旅行大陆，七三年美国移民局解除对永久居住者赴大陆的禁令，四月中我到了香港，找到了何步正，步正陪我过海到九龙买到了这部书，第二天，这位老友和他的太太一边送我上深圳的火车，一边提醒我说话要小心，饮食要注意。……
我信在旅馆，要总机给我接哲学组，接通了，对方说，我们是哲学社会组，你找谁？十分钟后，我已雇好车，直驶干面胡同，社会科学院宿舍。
没有任何通知，没有陪同，我敲了金教授的门，带了一部书，没有任何礼物。也没有客套：
你是？
我是殷福生先生的学生姓陈，从美国来的。
哦！请坐。殷福生，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病故了。在台湾。
殷福生他病故了？（太突然，他一时接不下去）殷福生……他什么病啊？怎么死的？唉啊！怎么死的？……
他在六七年发现有胃癌，在台北开刀，癌细胞已扩散了，但恢复得很好，以为可以到哈佛去，没想到。……（我也一时很激动。）
接着，我说：“这里有他写的一部书，他生前要我设法给您送来的，叫《中国文化的展望》。”
七十八岁的老学者，他这时的眼力和听觉都已有了毛病，更大的毛病是心脏。他急忙翻开了书，想找目录，我却在一边说，“金先生，这序里有一段提到您的。”老学者很严肃地打断我的话，说：“这个不重要！”继续急切地翻阅目录，看了一刻钟，他放下了书，眼眶湿润，声音很慈祥地说：“殷福生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逃到台湾？当然，他和他哥哥搞不好，那是另一件事。他是湖北乡下人，我在清华教书，他写信给我，说他要学逻辑、学哲学，我想，一个青年人要学问总是好事啰，可是我也没办法让他就来北京，我就问一个人叫张东荪，说有一个青年想来学逻辑，有没有机会设法给他找个事，一方面又可以念书？张东荪看了殷福生的信，他说你叫他来好了。我就叫他来了。来了以后，张东荪并没给他找到事，反而成为我个人的负担，负担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啰，反正他生活很简单，一个月用不到几个钱。后来嘛，就到昆明西南联大去了。我这几天生病了，本来心脏就有毛病，不便多谈话。”
这时，我把心中一个重要的、自己解答不开的疑问提出来：“金先生，我只想提一个问题，殷先生是联大毕业的，又是清华研究所的人，怎么抗战胜利，你们都回北京来，唯独殷先生这个人到南京去？他以后在台湾又是这样怀念金先生和联大、清华一些老师，何以他当时不随着回清华？”
“抗战末期，一切都乱了。殷福生在那时参了军，到什么印度去。他真能打仗吗？苦闷啊！为什么苦闷呢？就是我们原来提他教书（在西南联大）的，可是冯先生那时是文学院院长，他说殷福生书是念得不错，可是这人就是不能教书，他反对，就是冯友兰反对。他研究所已经念完了，（注：殷师一直说他是念两年，没提论文，所以叫没念完。）叫他上哪儿去呢？这时候，他因为投稿认识一批重庆的人，殷福生佩服蒋介石，反对共产党，这在他的老师，在联大，很多人都知道的，后来有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叫陶希圣搞一个什么中央日报，把他给找去了，他根本后来就跟我们失去联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了台湾。我对许多事，记忆不清楚，住在前院子里，楼下那个小院里，有一个殷福生过去很关心的老师，沈有鼎，阁下如果有时间，不妨找他谈谈，我想他会很乐意。”
“沈有鼎先生，他就住在这里？他，他还活着吗？”
这时金先生露出他唯一的笑容：“他还活得蛮好呢！他是我的学生，才六十多岁，身体很好！对了，殷福生没告诉你们这些我的学生的学生，沈先生是我清华的学生，到哈佛以后到德国，回清华成了同事，教过殷福生，感情很好，你去看他吧。”
我们握手而别，走到一间简陋的平房前，敲开了沈有鼎老教授的门。七三年的沈先生不大讲话，他从河南牧羊三年回来不久，余悸犹存。他早已不教书，也不必去研究所，当时使这批老学者“无所事事”。这不是一年、两年，从五七年以后，十数年如此。我陪沈先生上了几次馆子，总设法找些话题想谈到殷先生，可是，那时他却只向我要一部《中国文化展望》并分咐我去看冯先生，我打电话给何步正，四天就把书寄到，我亲送给他。七九、八三年我曾再看金先生、沈先生。（内容再写吧！）
至于我说殷师在南京大撤退时参加的那个国民党内小组织，我的资料来源是香港出版的蔡省三写的某一本书（中共释放的战犯，去不了台湾，留在香港写文章，书名我因某一理由，不引出来。）以及徐复观的文章。对这一组织的研究，尚待整理。
晓波来信，说你骂人很多，要我劝你，他以为我劝你或者许会听。我认为，应分为该骂不该骂。我应该指出的或许是骂得不对的一些事实，从而使你的“骂人”更具威力，才好。殷师生病时，你借债救人，义重如山，可是那时鼓应离开文化学院，失业在家，我常去他家，两人身邻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