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5-失衡-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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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的新趋势教育与阶层的再生产
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我一直试图说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这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观察一下身边的社会生活，我们可以发现，在最近的几年中，经济和社会生活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却显得并不明显。其实，不是社会的阶层在这几年中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它用一种看似不变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变化，这就是定型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始面对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了。
一般地说，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阶层之间边界的出现，二是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三是阶层之间流动的减少和常规化。观察一下目前我国的社会生活，就会发现这三个趋势已经开始在不同程度地出现。当然，我们所处的仍然是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动仍然是每日每时地发生，社会流动仍然是相当频繁的，特别是在未来的若干年间，城市化的过程会伴随着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社会流动，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注意到，未来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毕竟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并开始定型化了。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要讨论这样一些问题：一个社会流动的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微观的层面上，人们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社会生活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顾一下这20多年改革的历程以及与这个历程相伴随的社会流动的过程，就可以发现，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规模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是由体制改革引发的。农村的改革促发了农民的分化，由此有了务农的农民、经商的农民、务工的农民，以及富裕的农民和贫困的农民之分；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使得工人有了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之分，以及不同种类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国有企业的改革，则带来了上千万的失业下岗人员的出现；而中产阶层、企业家阶层等原来我们这个社会中所没有的结构成分的出现，更是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的几年中，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已经在明显减少，社会流动越来越变得常规化。而在常规化的社会流动中，最重要的流动机制已经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未来的社会中，教育将会越来越多地取代体制改革成为我国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
说到教育与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有人会熟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那有名的论断：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197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他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教育制度的看法。在过去，人们主要将教育看作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但布尔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如果说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强调了教育对于阶级结构的维护和复制的作用，也有另外的许多研究表明了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其实，这种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有充分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在隋唐之后，科举制就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在现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上述的两种观点，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又都有诸多的实例来支撑。这实际上也许恰恰表明了教育对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双重影响，即它一方面复制或再生产着原有的结构，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结构的变动和微调提供了渠道。而在具体的情境之中，教育会显示出它哪一方面的作用，则取决于其他的种种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断提出教育的公平问题。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教育公平常常被人们理解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宏观的背景中去看，就会发现表面的真理实际上掩盖着真正的谬误。因为正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个原则，可能会起到维护和延续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结构的作用。
1977年，一位叫威利斯的学者出版了《学做工》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在英国进行的细致的实地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往往只能得到工人阶级的工作。换言之，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学做工》这本书中，他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如何主动学习工人阶级的文化，如何主动放弃向上流动的机会的。他发现，学校中不良少年和用功读书孩子的家庭背景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前者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而后者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不良少年”经常学习成年工人阶级的文化习惯，如抽烟、喝酒、打工赚钱等。他也知道好好读书将来会有比较好的待遇和工作。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拒绝接受这条道路。当然，作者要论述的问题比我们这里讨论的要复杂，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理解到，教育与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个作用范围非常有限的公平原则。
回到我们目前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来，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组更为“现实的”因素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起作用范围的限制。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17．7％。这个比例是否可以推断到全国，我们不得而知。但大学中来自农村的生源比重不断降低，甚至一些城市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在升学上也遇到困难。更重要的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初级教育阶段就开始接受质量差异很大的教育，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公平问题，而是在一个逐步进入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如何提供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以确保正常的社会流动得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活力与公平。
社会分层的新趋势寻找多数人的家园
如果有人问：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社会增长最快的两种东西是什么，回答可能就是经济和欲望。在经济上，翻两番的目标实现了，一个物质上相当匮乏的社会已经转变为一个相对丰裕的社会；而欲望实际上可能比经济扩张的速度还要快。20多年前，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禁欲的社会，而到现在，欲望不仅无边界地扩张着，而且似乎已经成为设计各种社会机制的普遍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制度安排和机制，如果不考虑到人们的欲望，就会失去基本的动力或基础。
然而，这也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经济和欲望双重扩张的社会里，人们何以自处？如果说在这样一个动态而残酷的社会中，总会有少数最成功者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浪尖上，而同时又会有不少的失败者被浪潮卷走的话，那么，大多数人生活的家园在哪里？或者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存在一个大多数人可以既不落伍又能相对轻松生活的空间吗？其实，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社会中，这个问题远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而是相当现实的。
其实，这个家园在有的社会中已经是相当明确的，这就是中产阶层生活的空间，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这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常识上人们都已经没有异议。在社会学当中，人们往往将这样的社会称为菱形社会或橄榄型社会。由此，人们也不断发掘出这样一种结构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如中产阶级成为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市场主体，支撑了最主要的社会购买力；如一个较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如在中产阶级身上体现了守成和进取的平衡等等。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至少当我们作为外人来理解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时往往忽略了，“中产阶级”不仅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价值，是一种生活理想的归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其称为一种多数人生存的家园。在那样的社会中，尽管进取和“向上”是一种公认的价值，但并不是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中产阶级”都是成为人上人的阶梯和中转站。对于其中相当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归宿，是一种可以享受的生活。
反观我们的社会，就往往会令人们有一丝不安。只要看一下那些无孔不入的广告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在房产的广告中，动辄就是“帝景”、“王府”、“豪宅”、“尊贵”、“至尊”等等。诸如此类的广告，不断地激发着人们这样一个信念：你只有成为一个人上人，只有出人头地，才是有价值的。有一段时间，一句来自电影《巴顿将军》中的话几乎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其实这话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人常说的“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皇帝梦”。然而，在这同时，社会用以肯定成功的标准提高了，范围也就变窄了。职业经理做的再好，如果没当老板也不算成功；考大学如果没考上北大、清华，就在不同程度上意味着失败；没住到最好的房子里去，没开上最好的汽车，就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上人。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浮躁和奢华的社会风气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前些天网上流传个帖子“德国人不开‘大奔’”。作者说，到德国旅游时，路上跑的车一辆比一辆小，如果没有奔驰、宝马的标志，还真像我们满街跑的夏利两厢车，有款不知名的车竟然比国产奥拓轿车还小许多。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好车的定义除了出身豪门之外，还有一项就是大排气量、豪华配置，在国内经常看到的宝马7系、奔驰S级的轿车在德国一路上愣是没看到，莫非德国人开不起好车，都出口赚外汇了？在德国，谁开了一辆大排气量的汽车，周围就会投来蔑视的目光。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尽管我们的人均收入要低得多，但开两厢车仿佛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就是政府也一度想把两厢车限制在长安街之外。
人们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评价，总是与资源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说，占有资源多的人社会地位就高些，占有资源少的人社会地位就低些。差异在于对资源的理解。过去人们更多的是将资源理解为财富，即物质资源。而现代社会学则认为，资源至少有三种，即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分别为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但正如经济学告诉人们的，这些资源基本上都是稀缺的，或者说是有限的。而且每一种资源按照其价值和数量来说，都可以排列为一种金字塔结构。也就是说，价值越高的数量越少。就像人们设立奖项一样，往往是一等奖数量要少于二等奖，二等奖数量要少于三等奖。一般的情况是，越是要鼓励竞争，能获得最有价值的资源的人数就越少。如在体育比赛中，往往是冠军、亚军、季军各一名，偶尔有两名并列季军。正因为如此，比赛会异常激烈。甚至有人认为，只有冠军才是有意义的。然而，社会生活不是体育比赛。尽管在社会生活中竞争是不可缺少的，甚至竞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从根本上说，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并不是为了比赛。在体育比赛中，需要以无数人的挫折感来衬托冠军的成功，但在社会生活中，则不能用绝大多数人的挫折来衬托极少数人的成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类似竞赛的因素的话，也总是要将“获奖面”扩大。就此而言，可以说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就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原则。用一个并不完全贴切的比喻，也许可以将中产阶级比喻为社会生活中的“亚军”。而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则实现了这样的一种安排，一是在人数上，中产阶级成为大多数；二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成为一种价值和生活理想的归宿。可以说，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中，这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资源配置。相反，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可以成为成功者，社会也只对少数人的成功给予肯定，必然会伴随着大多数人的挫折感，当这种挫折感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将会形成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威胁。
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不时有人对中产阶层的发育寄予厚望。在最近几年政府的政策上，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的取向也日益明确。但客观地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中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但同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要做人上人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在今天的畸形发育，也不利于营造一个中产阶层的生活氛围。因此，要拓展一个适合多数人生活的家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社会分层的新趋势铺设连接在两个世界间的阶梯
1914年，一个50岁的、从未受过系统社会学训练的职业记者受聘于当时在美国名声显赫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不过，这是一个临时性的教职，报酬只有区区500美元，略胜于无。9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正教授，并最终做到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主席。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掌门人罗伯特·帕克。
20世纪初期的美国，很有点像当今的中国。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城市飞速地扩张起来，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而城市仿佛要被这突然增加的人口撑爆了。芝加哥就是这些城市中典型的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的人蜂拥到这个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在给这个城市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这个城市造就了种种的社会问题。于是以研究城市问题著名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应运而生。
在帕克的城市研究中，有一个有名的概念，就是“社会距离”。这个概念不是帕克自己发明的，而是从他的德国老师齐美尔那里借用来的。在帕克看来，所谓“社会距离”，就是各个社会集团或不同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因此，可以说，社会距离实际上是指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在当时的芝加哥，这特别是指不同种族之间的亲近程度。
近些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力图用“社会距离”的概念来研究中国城市中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