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5-失衡-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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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事件发生前10天，也曾割腕自杀，幸好抢救及时才算保住了性命，据说他的手腕现在还留着伤痕。9月15日，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未遂。据事后了解，也是因为拆迁纠纷所引起的。按当地有关部门的说法，朱正亮是县城蓉城镇城西村人，他的寓所由于城区规划而要拆迁，赔偿是按政策标准办理，给了地皮，其他拆迁户对赔偿方案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朱正亮的要求过高，主要是因为他的房子是新的。农民要建一栋房子也不容易，现在要拆迁，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而村委会干部则说：“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这两件事情是在短短三个星期内发生的，都是因为拆迁，都是自焚。一个是农民，一个是身体有残疾者。而且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经历，都经历了艰难而长期的上访过程。翁彪和周围的邻居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曾经无数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但问题显然是没有解决。而朱正亮也去了合肥上访好多次。“这次到北京是悄悄地去的。”据国家信访局有关人员透露，近几年来该局接到关于拆迁问题的信件逐年递增，截至2003年8月底，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共计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无论是上访还是自焚，我们都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抗议的行为，而自焚无疑是一种极端的抗议行为。那么，在这两个案例中，从比较温和的上访这种抗议方式是如何升级到自焚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的？野蛮的强制性拆迁当然是基本的原因，在南京的案例中甚至有人说到有黑社会的介入，但面对野蛮和强制的时候，就只有极端的自焚行为可以选择吗？也有人说，是他们没有别的生路了。确实，对于一个拿到的补偿款（加上自己的积蓄）不足以在自己适宜生存的地方买一所最起码的房子的人来说，你说他没有生路了，也不过分。但即使是这样，自焚就是唯一的选择吗？当然，对于造成抗议行为升级的，更普遍的解释就是基层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下面的报道，在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研讨信访工作”。有关的报道说：“9月17日，安徽池州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在市委小礼堂召开。市委书记何闽旭要求各级各部门正确认识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正确处理好新时期人民的内部矛盾，从基层基础入手，从源头抓起，切实做好该市当前信访工作。”更全面地做好信访工作，对于切实解决群众的问题，缓和社会矛盾，无疑是重要的。但现实告诉我们，信访工作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期望所有的问题都能在信访的环节上得到解决。问题是，信访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前些年，在研究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时候； 就发现有两个特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是表达的滞后性。比如； 种田比较利益高低的问题。当秋后农民们出售完粮食后； 一划算觉得种粮不上算； 他很可能当时就决定明年不种了； 但他的这种决定只有他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知道； 不可能在任何有效的表达渠道中表达出来； 政府及其官员几乎毫无感觉。直到第二年春天确实有些地无人耕种时； 基层官员才会有所察觉； 但由于官方的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低效率； 信息向上反馈的过程是极为缓慢的。中央政府则只有到秋后有关统计数字上来后； 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而政策的执行； 往往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从最初的利益表达到问题的解决； 即使从纯技术的角度看； 也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二 是冲突程度的“跳跃性”。从沉默到剧烈的冲突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过程。你让他交50元钱，他忍了忍，什么也没说就交了；过一段你又让他交50元，他自己只有20元，又忍了忍，向邻里借了30元，又交了。但很可能当你再次向他要50元的时候，他实在没有了，就和你动刀子了。
类似的事情，包括最近这两起自焚事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 合法的社会抗议机制也太少。这样就很容易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试想，在一个对利益表达和社会抗议做出有效制度安排的社会中，类似事情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得多。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抗拒之所以会大量增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分化。社会分化的结果是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看得过于敏感而讳莫如深，而应当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加以规范和疏导。这样，才能降低其对社会生活冲击的程度。一般地说，利益表达型的抗拒和冲突，是比较理性的，其目标是简单而单纯的； 就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要求； 而没有其他更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夹杂在里面，因而规范起来也比较容易。而规范的目的之一，就是设立强度不同、施加的压力也不同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尽可能避免极端行为的发生。
经济增长下的社会生活内需不足下的高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完成791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8．5％，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这是1998年以来的同期最高速度。相对于连续几年的经济低迷来说，这个速度就更是引人关注。于是，种种预测和争论也就由此而起。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一次将会持续若干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将会来临，有的甚至预言这次经济高速增长将会持续20年的时间。但更多的人似乎在关注，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但在这里，我们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构成前些年中国经济连续若干年持续低迷的“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吗？按照权威部门的说法，在2003年前三季度，国内市场销售增长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9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而从理论上说，在经济如此快速增长，而且伴随温和的物价上升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存在“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现象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都出现了按捺不住的强劲增长势头。通货紧缩似乎在离我们远去。
然而，“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问题，真的是在这样一种经济高速增长中消失了吗？如果是的话，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因素将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分析，近些年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问题，是在中国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要实现这个转型，关键的问题是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而这个消费模式的形成，需要种种制度的和结构的条件。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妨碍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形成的制度与结构因素主要表现在：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对未来难以形成明确的预期，由此导致过度储蓄的倾向；在这个转型开始发生的时候，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村，无论其收入还是生活方式，都使得他们难以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市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程度过高，拥有80％财富的20％的人口虽然有很强的购买能力，但由于需求已近饱和，并不存在现实的消费动机，而拥有20％财富的80％的人口虽然有需求但缺乏现实的购买力。近些年来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存在，与这三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三个因素绝不是一朝一夕的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将会成为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次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学者都强调了投资拉动和进出口拉动两个因素的作用。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4351亿元，同比增长30．5％，比去年同期加快8．7个百分点。前三个季度进出口总额6063亿美元，同比增长36．2％，比去年同期加快17．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077亿美元，增长32．3％，加快12．9个百分点。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对这次经济增长的持久性和动力表示怀疑。
但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投资和进出口问题上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次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前些年“经济空心化”的反应。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提出警告。比如，许多地方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经济情有独钟，而将制造业视为夕阳产业，似乎不搞高科技就没有创新精神。在有关资源的引进和投入上，往往向高科技和第三产业倾斜，而使传统的制造业备受冷遇。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第三产业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而最近五年来，制造业无论在基本建设投资层面，还是在更新改造投资层面，所占全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都是下降的。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虚工业化现象”。一些大城市日益变得繁华和浮躁，而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却在丧失，虚拟经济的成分在迅速扩大，经济泡沫在迅速增加。
注意下面的数据，可以提醒我们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前三个季度中，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9487亿元，增长2．8％，同比基本持平；第二产业43693亿元，增长11．8％，加快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25934亿元，增长5．4％，减慢1．2个百分点。有关数据还表明，在前三个季度中，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共完成增加值28975亿元，同比增长16．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3个百分点，是1995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增速。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0．7％。反映在投资上，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中的工业投资9032亿元，同比增长49％，加快24个百分点。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二产业或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其他产业，从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这个趋势恰恰与若干年前的“经济空心化”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这次经济快速增长的合理性和健康的一面。
因此，大体可以概括地说，在内需不足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可能的。因为即使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诸如投资和进出口以及产业的重新组合等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都可以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甚至，在内需不足的大背景下，出现消费需求的短时间快速增长也是有可能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需不足这个幽灵仍然会顽强地发挥它的影响力。在目前这种影响力突出表现在：在冷热之间的弹性地带空间过小，经济不是过冷就是过热；对不景气的矫正措施极易引起经济过热，而对经济过热的矫正措施又非常容易导致经济低迷。这就是人们在一年前还在谈论经济不景气而在今天却疾呼经济过热的原因之所在。
经济增长下的社会生活生活中的物价长
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如何，往往决定着这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说到个人的经济状况，人们常常会将这与收入挂起钩来。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不错的，因为就大部分人而言，收入往往是决定个人经济状况最直接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在一个社会变动比较剧烈的时代，就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时候，一些更宏观的背景因素，会比个人的收入更强有力地决定和改变人们的经济地位。其中的背景因素之一，就是物价。
就以最近这几年的情况来说。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城镇是8472元，农村是2622元。全国城乡平均起来可能还不到5000元。也就是说，数量级还不到万元。如果在一年的时间里收入增加或减少10％，也就是几百元。但在这一段时间里，如果你有一些大宗的消费项目，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比如，如果你在这个时期的期末买一套30万元的房子，而房子的价格上涨了10％，就意味着你亏了3万元，在终极的意义上，这和少收入3万元没有什么区别，而增加的那几百元收入远远不能抵消房子价格的上涨。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里，房子价格的上涨远不止10％。据有关资料，过去一年间全国大城市房价上涨了15％以上，大部分地区房价3年间上涨了50％～150％。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统计局对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查显示，仅2003年一季度房屋销售价格就比去年同期上涨77％。对于多数正在攒钱买房的人来说，离这套房子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但如果是准备买一辆豪华轿车，情况就不同了。4月初，进口车宣布大幅度降价，其中奔驰S600由原价185万元降至175万元，降幅达10万元。宝马760Li也由185万元降价10万元至175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买这两款车中的一款，你可以节省10万元，同样的道理，这也和多收入10万元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在其他的意义上，物价变化带来的对个人经济状况的影响与收入的增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就是物价的变化对人们经济状况的影响。
但如果我们将物价的变动不仅仅看作是一个宏观的数字，而是看作与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现实生活相联系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发现，物价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因素。从表面上看，每年公布的物价变动幅度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这应当是一种很精确的数据了，但在实际的生活中，精确的数据却很难衡量出物价变动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
比如，在最近的几年中，物价指数的变动幅度都是很小的。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2000年上涨04％，2001年上涨07％，2002年下降08％，2003上涨12％。而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物价甚至连年负增长，即学者们通常所说的通货紧缩。据此，人们也许会得出一个结论，在物价总体下降的情况下，意味着要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其实际支出会降低。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与目前我们所处的转型期经济生活的特点是直接有关的。第一，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原来免费或只是象征性缴费的消费项目现在几乎要全部或大部分由消费者个人来支付，而且这些项目往往都是大宗的。比如过去的福利住房变为现在的自己购房、原来的免费教育变为现在的收费教育、过去的公费医疗变为个人承担一部分，等等。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在生活中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不菲的消费项目。第二，即使是在前些年物价低迷的时候，垄断部门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一直在不断上涨。比如，教育的价格在上涨、药品和医疗的价格在上涨、火车票的价格在上涨、电话费在上涨、电费在上涨、水费在上涨、北京公园的门票更是从原来的几元上涨到几十元……正因为如此，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前些年表面的通货紧缩时期，通货膨胀实际上就已经在发生。
物价指数的变动是一种平均数，而平均数有时则是一个陷阱。如果有两个人，每个人有50元的财富，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人均财富是50元。如果其中的一个人有100元的财富，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我们也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