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9-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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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还是卫勃庭长自己的想法，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将永远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不过，在梅汝璈当天晚上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在酒吧间里，遇到庭长老卫，他说：“明天是我们‘开张大吉’的日子，早点睡吧。”我们相视一笑。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除了梅汝璈以外，10位法官也都是学历显赫、经验丰富的出色法律人才。通过坐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璈另眼相待。他意志坚定而头脑冷静，推理严谨而逻辑性强，英语娴熟而措辞精当，法律界推崇的就是具备这种素质的人。
1947年8月3日，天津的《益世报》发表了驻东京特派员刘浦生的一篇题为《介绍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法官席位之争的来龙去脉和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表现。对于那些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以侵害中国利益为家常便饭的人来说，梅汝璈的所作所为不啻当头棒。
为坚决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为坚持法律原则，梅汝璈不惜与当时的最高总司令部和美国的麦克阿瑟针锋相对，力争自己认为合理的“坐次”。这份坚持、爱国情怀和做学问的态度，不单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典范和榜样，更是每一个法律人之所以能成为法律人的一份依凭。如果说中国法制的发展是一部大书，梅先生便是这部大书封面和书脊上的显赫人物。每一个中国人要不断完善自己，一代代继承和发扬先人对法律的坚持、对道德的正义感、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国家的牺牲精神。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用尊严维护尊严：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坐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璈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漫不经心、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 500万人，财产损失逾2 000亿美元，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梅汝璈法官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经历了数次激烈的争论。他深深地体会到，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她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受到维护，在这样的情况下伸张正义、复仇雪耻的责任就显得格外沉重。
梅汝璈后来在日记中心痛地写到：“中国尽管在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受害地区最广、伤亡人数最多，但在别国眼里却是个弱国、穷国，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审判工作，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些所谓的强国总是想压制又穷又弱的中国。”
其实这并非是头一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分红”，还被迫将战前中国的德属领地转让给日本，并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由此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在审判战犯上又要遭到轻视与欺侮，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让历史重演的。中国的首席法官梅汝璈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为了中国不再被别国欺凌，他总是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据理力争。
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始终牢记着祖国的重托，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审判期间，他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璈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梅汝璈常常在日记中自我鞭策：“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绝不马马虎虎。”
梅汝璈的凛然风骨和他那“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梅汝璈先生的儿子梅小璈曾回忆说，他的母亲生前曾经谈到，他的父亲本是一介书生，思想和行为带着明显的学者烙印，对于个人的升沉显隐、进退达穷并不在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祖国的千百万同胞经过长期而惨烈的抗争，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而父亲个人又有幸承担了这一使命的时候，那么，“郑重将事”、勉力而为、不辱使命，便成了惟一的选择。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用尊严维护尊严：大法官的法袍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缀有英文标签的法袍，这是一件黑色的丝质法袍，这是一件六十年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法官梅汝璈穿过的法袍。这件象征着权力的法袍是梅汝璈法官审判日本战犯的标志。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中国是被日本侵略最久、受害最深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是史无前例的。
从1894年到194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这51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却是空前深重的，因为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从未停止过：甲午海战、割占台湾、谋求辽东半岛、炮制“满洲国”，日本步步为营、频频得手，继而再谋华北、华东、华南，扶植“汪伪”。日军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尤其是在1937~1945年的8年抗战中，除西藏、西康、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外，中国其他省份皆遭日军铁蹄蹂躏，死伤人数达3 500多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共计5 620多亿美元。
这一笔笔血债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在这51年的光阴中，中华民族备受屈辱，生灵涂炭。好在这个民族从未屈服。终于，他们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场。
1946年5月3日晚上，梅汝璈法官在日记中写到：“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手中，所以同胞的愤恨便是我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侵略者终究要受到正义的审判，神圣的法袍就是最好的见证。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庭的11位法官一律统一着装，为区别起见，每件法袍都缀有英文书写的标签。在梅汝璈穿过的法袍的领口内侧就缀着书有“Judge Mei”（梅法官）的标签。
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梅汝璈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一道，尽心工作，出色完成了这一注定被写入史册的光荣审判任务。在历时两年半的漫长过程中，梅汝璈始终身着这件法袍，代表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开庭前，为抗议庭长不按受降顺序安排坐次，硬坚持美英居中的做法，梅汝璈不顾庭长的威逼恐吓，曾毅然脱下法袍要退出审判。最终，以梅汝璈为代表的多数法官的合理要求取得了胜利。在开庭之日，按受降签字的顺序，中国法官梅汝璈身着法袍坐在紧挨庭长的座位上，居整个审判席的正中央。在判决书起草过程中，梅汝璈也充分发挥了这件法袍赋予的神圣权力，始终坚持立场，毫不动摇，积极争取有关中国的部分，并促使判决书中专设一章来记载南京大屠杀。为了伸张正义，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身披黑色法袍的梅汝璈与其他不赞成死刑判决的法官进行了无数次争论与磋商，最终以6票对5票的优势，将东条英机等7名战争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就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休庭期间，梅汝璈还曾将这件法袍借给了审理华侨居所案的中国检察人员，以示支持华侨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梅汝璈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黑色法袍本身就象征着法律的尊严，象征着法官的身份，而且它也是公正和荣誉的化身。它寄托着法官矢志献身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身为法官，就要掂掂法袍的分量，就要无愧于法袍的圣洁。
虽然梅汝璈作为战胜国的法官，身穿法袍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内心很是不安，这是由于他经常从报上看到国内“饥饿”、“内战”的坏消息，他对国民党政府是彻底失望了。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政务院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赴任。1949年６月，他由东京抵香港，设法与中共驻港代表、同是清华校友的乔冠华取得联系，隐瞒身份，秘密回到北京。
到北京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60年代，梅汝璈开始撰写极具史学价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一书。
“文革”中，抄家的“造反派”在梅家翻出了这件法袍，如获至宝，马上质问：“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
梅汝璈气愤地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说句笑话，真要是复辟了，我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觉无理，就要烧掉法袍。
梅汝璈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是民族尊严的见证……”在义正词严的梅汝面前，“造反派”终于失去焚烧法袍的勇气。
1976年底，梅汝璈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以此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大幕拉开：好戏开演
《梅汝璈日记》中写道：“5月3日，星期五，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演的第一天，也就是我参加的这出历史性戏剧的第一幕。”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拉开帷幕。晨8时，脸色灰暗的战犯们在手持冲锋枪的宪兵监护下，列队走出东京巢鸭监狱的大门。
战后的东京，70％以上的房屋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断井颓垣、枯木焦土处处可见。然而，某些地段、某些建筑物却完好无损，一如沙漠中的绿洲或大海中的孤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占用的大厦便是如此。这里原是日本帝国陆军部所在地。坚固而宽敞的大厅，经过连续几个月的修整和改造，变成一副美国气度，傲慢而奢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昔日策划侵略阴谋的帝国大本营，今天变成了审判战争阴谋家的国际法庭；曾经在这里气吞东亚、飞扬跋扈的帝国将军们，今天却要在这里接受正义的审判。
曾经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日军参谋总长、国务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的侵略战争元凶东条英机，多年来就在这座大厦里办公。原来属于他的办公室，现在坐进了大名鼎鼎的老法官卫勃庭长，真可谓“盖有深意存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正方形的，大厅的空间很高，大厅正面高台上是法官席。法官席前面设有斜面站台，供检察官和辩护人发言。法官右侧是辩护人主席团席。正对法官席的厅壁是被告席和辩护人席。另外还有200个记者席和500个旁听席。记者席上早已挤满了各国记者，此刻他们个个手持照相机，心情激动地环视着全场，等待捕捉有新闻价值的珍贵镜头。楼上的旁听席也被盟国代表和日本代表挤满了，各种语言在大厅里嗡嗡作响。
大厅外，没领到旁听证的记者和各色人等如潮水般拥挤在大厅正门附近，搞得维持秩序的美国宪兵心情紧张，担心混入图谋不轨的人惹出乱子来，因而把守极其森严。
上午8点42分，法庭外面人群中一阵骚动，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卫利斯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前面一辆吉普车的门开了，走出一位美军中校，他是法庭宪兵队长A。S。坎沃奇，这位中校对记者们交代了几句。
8点50分，中间大客车的门开了，第一个走下车的人穿着一身战时日本“国民服”，胡须全白，他是南次郎。第二个人眼眶深陷，他是曾任外相、首相的广田弘毅。日本特务头子、穿一身西装的土肥原贤二第四个走下车来。第六个人瘦小、干瘪，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松井石根。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身穿国民服、头戴神官式国民帽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走在队伍中间，戴着黑框眼镜，脸上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这条通向法庭的路他再熟悉不过了，当年，只要他一出现，大门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