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9-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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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实施了“价差补给”的物价政策和“复兴融资”的金融手段，配合“美国援助”，补充了产业政策。所谓“价差补给”，就是为了促进基础生产，广泛地采用价格差距的补给金制度。因为当时的消费物质，由于军需改为民需，形成绝对的生产不足，消费物质的价格高涨，生产财反而跌价。生产物质更由于设备的老朽与破损，生产性普遍降低。为了促进原材料的扩大再生产，才实行了基础生产物质的补贴金制度。从补贴金额来看，1947年166亿日元，1948年536亿日元。重点放在钢铁与煤炭行业，补助金的比重，约为价格的一半以上。“复兴融资”是指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而言，该银行成立于重点生产方式开始实施的1947年，1949年停止银行业务。两年之间，日本产业金融的1/4，设备资金融资总额的3/4，都由此金库融资。煤炭产业约占复兴融资总额的36％，475亿日元，受到最大的优遇。煤炭产业设备资金的98。1％，都依赖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并且，所有的基础产业的周转资金，亦靠此金库的巨额融资。复兴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发行复兴债，发行额达1　680亿日元，由日银来承担所发行的复兴债。而所谓的“美国援助”，直到1951年，才宣告终止。6年美援总额合计是21。18亿美元。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靖国”问题再度崛起：“特需繁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陷入日益不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增强与东亚日益强盛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力量，开始进一步促进并支持日本经济的稳定和独立。　　　　
　　　　为此，在1949年2月，另一位对日本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作为麦克阿瑟的经济顾问抵达东京。道奇根据美国政府“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要点是：（1）平衡财政预算，扭转财政连年支大于收的局面；（2）取消国内重要物资的差价补贴和进出口补贴，堵塞发行公债和向日本银行借贷的漏洞；（3）停止复兴金融金库的活动和复兴金融债券的发行，设立美援对等基金特别会计项目；（4）确定1美元相当于360日元的单一汇率制。这一系列具体方案，简称“道奇路线”。此路线实施后，很快取得了明显效果，它对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使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挂钩，起了积极作用，虽然它同时也具有造成部分货物滞销、中小企业破产和工人大批失业等的“稳定危机”的负效应。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契机。由于美军的“特需”，日本的出口急剧扩大，失业人数明显减少，国民生产总值直线上升，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日本产业所受影响之大，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朝鲜战争把整个日本产业都带进了战争景气之中，不但使各种产业的生产量扩大，而且也使低生产率、高成本的重工业品得到发展，增加了出口量。1949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为5。1亿美元，1950年增加为8。2亿美元，1951年为13。55亿美元。其中特需占极大分量，约占日本国民所得4。35兆日元的一成，亦即5　000亿日元。　　　　
　　　　“美军特需”，包括美军的军需品、兵器的修理、基地的扩大建设及韩国的救济物资等，例如卡车、火车头等机械类，钢材、铜制品、水泥等建设资材，衣料、防寒等纺织品。上述物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大概有1　500亿日元的滞销品。朝鲜战争发生后，滞销品一扫而空，更以纤维品及金属类为中心，价格急速上升，在半年之间，上升率竟达90％。由于生产的扩大，矿工业生产在1950年10月突破战前的水准，翌年3月便超过30％，飞跃上升。这样，不但使企业利润、生产量及销售量急剧上升，而且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也随之上涨，连带地促使进口商品的涨价率增加，工资的上升率也步步提高。　　　　
　　　　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繁荣”，一方面使产业的利润增大，另一方面亦使投资活动更加活跃。前者，除了食品工业的利益率增加之外，和直接特需有关的纺织工业等消费品的利润，也有增无减。利润增加的总额，约从1　300亿日元增加为3　100亿日元；后者，产业的设备投资总额，亦从1　091亿日元增加到4　389亿日元，增加了约3倍。从产业类别来看，则以钢铁、煤炭、纤维、化学肥料、机械工业、运输、电力等设备投资的增加，最为显著。　　　　
　　　　“美军特需”就像一贴日本经济的“回生药”一样，直接把日本的生产部门搞活了，间接又扩大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同时，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所发生的作用，也不容忽视。1950年，日银提供给产业的资金总额竟达7　666亿日元，与前一年相比，剧增了30％。产业企业内部保留的利益，也激增为1　174亿日元，一跃而为2倍以上。产业资金的大部分，是金融市场的外部资金，1950年的外部资金供给额为6　495亿日元，与前年度的1　162亿日元相比，大幅增加了。除了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之外，都市银行也是重要的资金供给来源。从全国银行的贷款额来看，1950年的总贷款额为4　077亿日元，约为整个产业资金的53％，即占产业企业外部资金总额的60％。而都市银行的贷款额，超过民间储蓄，约为1　000亿日元，这个超过额，便由日银利用追加信用来弥补。换句话说，日银的信用膨胀率相当高，否则；都市银行贷给产业的资金不会这么多。日银的信用膨胀便意味着通货的增加发行，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产业资金，另一方面也造成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飞涨。　　　　
　　　　朝鲜战争发生的第二年，亦即1951年，由于日本工矿业生产及重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促使国民经济的积蓄，突破了战前的水准。结果，一举提前完成了战后的经济复兴。其最大的特征有四个：第一，日本各企业的规模和朝鲜战争发生前相比，显著地扩大，企业的资本调动力，也大大地提高。结果，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额的增加，便超过了战前的水准。第二，由于朝鲜战争特需的持续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日本不但恢复了国民的消费水准，也扩大了产业的生产规模。第三，巨额的特需金额增加了外汇收入，使日本外汇储备丰富起来。第四，美国的对日援助也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而更为增加，因此，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合理化的先进技术，也就比较容易取得。并且，进口机械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一定范围内也能确保。　　　　
　　　　虽然“特需繁荣”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由此带动的“消费繁荣”和“投资繁荣”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在战争期间，美国每年向日本发出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订单，把日本作为其生产军需品的兵工厂和后勤供应基地，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忙于战争，其出口能力有所下降，这也为日本商品打入世界市场提供了良机。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靖国”问题再度崛起：“倍增计划”

　　　　1949年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是3。6亿美元的赤字，完全靠美国5。32亿美元的援助，才使国际收支平衡。1951年，日本的国际收支，即使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已解除了赤字，因为一年之间，已增加了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是，1951年，不把美援计算在内，日本经常收支也有1。6亿美元的盈余纪录。由此可见，日本对美贸易比重的增加，反映了对美的从属关系从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便已经确定无疑了。　　　　
　　　　从1946年到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率为8。9％；工矿业生产增长了4。5倍，年均增长率为18。2％；农林水产业生产增长了72％，年均增长率为6。3％；进口和出口分别增加了7倍和18。5倍。以1955年为界，日本从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在“赶超先进国家”的口号下，至1960年，日本整个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使从60年代开始的以输出急剧增长为背景的第二个经济高速成长期，获得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任首相后，继续推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领导制订了在日本各项经济计划中最有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确定在10年内使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并提出了4个方面的具体措施：（1）规划地区开发，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缩小地区差别；（2）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率；（3）重视人才培养，振兴科学技术；（4）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倍增计划》实际只用了7年时间便顺利完成，并取得巨大成就。在1960年至1970年的10年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3％（其中1965~1970年达17。2％），为世界之最，并创战后日本经济持续繁荣的最高记录。工业生产水平年均增长率为16％，对外贸易总额从85。46亿美元增长到382。09亿美元。在1966~1968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了法国、英国、联邦德国，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成为“经济大国”。另外，日本在这时期不仅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而且迅速发展了高等教育事业，使4年制大学从245所增加到382所，短期大学从280所增加到479所，在校学生数则增加了2．15倍。　　　　
　　　　由此可见，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除自身的努力外，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的扶持政策，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日本的再度崛起是国内、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战后日本政局稳定，日本政府坚持集中领导，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确定了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实行循序渐进、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战略步骤，同时在日本企业内部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在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拉大职工在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也十分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从而使职工又具有亲和感。如此灵活多样的管理方法，增强了企业活力和凝聚力，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其次，日本非常重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广泛利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大力引进国际尖端技术。同时还大力发展教育，长期坚持智力投资，不断改革教育体制。二战后，日本新建了300多所各类学校，并以最快的速度普及了高等教育，为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和科技人才。正是因为有这些高素质的劳动者，才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创造更多的财富，使日本经济有崛起的一天。“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能力，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说过：“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日本首相吉田茂盛总结二战后日本崛起创造奇迹的秘诀就是：“日本人由于战争而损失了许多财产，可是最为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没有丧失。”　　　　
　　　　再次，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在多方面的扶持是日本崛起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保证了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而且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出于利用日本反社会主义的意图，不仅没有索要日本的战争赔款，而且还阻碍和反对别国向日本索赔。中国虽非迫于美国的淫威，但1972年，也为了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宣布放弃5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一切都大大减轻了战后日本恢复经济的负担，成为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二战后，日本作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盟国中的一员，被美国推向了亚洲地区“冷战”前沿。于是美国从日本的“冷战安全”和“制约日本”的双重战略考虑，为其撑起“核保护伞”，这不仅使日本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而且使其能够集中资金和精力大力发展经济。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靖国”问题“正常”国家：经济大国地位巩固

　　　　某些日本人认为，自二战后，日本因是战败国，一直作为“非正常国家”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使右翼分子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不能继续忍受这种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符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卑微”地位。于是，日本开始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谋求“国家正常”化。但是，日本右翼分子所期望的“正常国家”，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期待的正常国家并不相符。　　　　
　　　　◆　经济大国地位巩固　　　　
　　　　战后，日本经过20多年的复兴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强国。但在日本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同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实力则在相对下滑，因而西方其他工业国要求日本分担其国际义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1年，由于越南战争，美国面临巨额财政赤字，于是做出了协调外汇市场的决定，日元汇率因此急速上升。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同黄金的兑换，对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同年12月，美又迫使日元升值16。8％。这一政策，对以“贸易立国”为经济发展方针、以美国为最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日本，造成了严重后果，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石油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起即以中东的廉价石油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石油占总能源70％至80％的日本，更是受到沉重打击。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日本企业的成本大大增加，制约了其他工业原料的进口。此外，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扩大的对外经济，使日本的原有市场日益受到威胁，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不景气，又恶化了出口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许多企业不得不压缩生产规模，实行“减量经营”，致使大批工人失业。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将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作为首要的长期目标，变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方针为“确保安全的生活福利为中心”的方针，并采取了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减税、降低利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等多项“反萧条对策”，体现了确保经济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谋求低速增长的战略意图。由于上述方针和对策的贯彻，在整个7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和以前相比虽然明显下降，但仍保持了4％左右的增长势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70年的1　768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8　688美元，增长3。9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