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自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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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但画完了，洗子的水还是不混浊的。
第二部分：登上舞台学习绘画（2）
那一天齐老师给我画了几开册页，草虫鱼虾都有，在落笔的时候，还把一些心得和窍门讲给我听，我得到很多益处。等到琴师来了，我就唱了一段《刺汤》，齐老师听完了点点头说：“你把雪艳娘满腔怨愤的心情唱出来了。” 第二天，白石先生寄来两首诗送给我，是用画纸亲笔写的，诗是纪事的性质，令人感动： 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墨三升。 西风飕飕袅荒烟，正是京华秋暮天，今日相逢闻此曲，他年君是李龟年。 又一天，在一处堂会上看见白石先生走进来，没人招待他，我迎上去把他搀到前排坐下。大家看见我招呼一位老头子，衣服又穿得那么朴素，不知是什么来头，都注意着我们。有人问：“这是谁？”我故意把嗓子提高一点说：“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是我的老师。”老先生为这件事又做了一首绝句，题在画上。有朋友抄下来给我看。事隔三十多年，这首诗的句子已经记不清楚了。1957年秋，我到兰州演出，邓宝珊先生备了精致的园蔬和特产的瓜果欢迎我们。席间谈起这件事，邓老把这首诗朗诵了一遍，引起我的回忆，更使我难忘和白石先生的友谊： 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白石先生善于对花写生，在我家里见了一些牵牛花名种才开始画的，所以他的题画诗有“百本牵牛花椀大，三年无梦到梅家”。 我们从绘画中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但是不可以依样画葫芦地生搬硬套，因为画家能表现的，有许多是演员在舞台上演不出来的。我们能演出来的，有的也是画家画不出来的。我们只能略师其意，不能舍己之长。我演《生死恨》韩玉娘《夜诉》一场，只用了几件简单的道具，一架纺车、两把椅、一张桌子（椅帔、桌围用深蓝色素缎）、一盏油灯。凄清的电光打到韩玉娘身上，“富贵衣”（富贵衣是剧中贫苦人所穿的褴褛衣服。它是用各色零碎绸子，贴在青褶子上做成的，当初只有穷生用它，旦角向来是不用的），显出她身世凄凉的环境。这堂景是我从一张旧画《寒灯课子图》的意境中琢磨出来的。又如《天女散花》里有许多亮相，是我从画中和塑像中摹拟出来的。但画中的飞天有很多是双足向上，身体斜飞着，试问这个身段能直接摹仿吗？我们只能从飞天的舞姿上吸取她飞翔凌空的神态，而无法直接照摹。因为当作亮相的架子，一定要选择能够静止的或暂时停放的姿态，才能站得住。画的特点是能够把进行着的动作停留在纸面上，使你看着很生动。戏曲的特点，是从开幕到闭幕，只见川流不息的人物活动，所以必须要有优美的亮相来调节观众的视觉。有些火炽热闹的场子，最后的亮相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在一刹那的静止状态中来结束这一场的高潮。 凡是一个艺术工作者，都有提高自己的愿望，这就要去接触那些最好的艺术品。当我年轻的时候，要通过许多朋友关系，才看到一些私人收藏的珍贵藏品，今天人民掌握了政权，有了组织完备的国家博物馆和出版社，我们能很方便地看到许多著名的艺术作品的复制品。由于交通便利，我们还能亲自到云冈、龙门、敦煌去观摩千年以上的绘画雕刻。1958年5月，我在太原演出，游览了晋祠。晋祠一向被称作山西的小江南。著名的古代桥梁“鱼沼飞梁”和圣母殿都是宋代建筑的典型。难老泉（明代书法家傅青祖题字）、齐年柏（周代古木）和宋塑宫女群像称为晋祠三绝。那一群宋代塑像，生动地、准确地表现了古代宫廷妇女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感情，这些立体的雕塑可以看四面，比平面的绘画对我们更有启发，甚至可以把她们的塑形直接运用到身段舞姿中去。 戏曲行头的图案色彩是戏衣庄在制作时，根据传统的规格搭配绣制。当年我感到图案的变化不多，因此在和画家们交往后，就常出些题目，请他们把花鸟草虫画成图案，有时我自己也琢磨出一些花样，预备绣在行头上。于是，大家经常根据新设计的图案研究：什么戏？哪个角色的服装？应该用哪种图案？什么花或什么鸟？颜色应当怎样搭配？什么身份用浓艳，什么身份要淡雅？远看怎样，近看如何？从这里又想到用什么颜色的台帐才能把服装烘托出来。经过这样的研究，做出来的服装比行头铺里的花样自然是美得多了。传统戏里的人物，什么身份，穿什么服装，用哪种颜色，都要安排得很调和，像《白蛇传》的《断桥》中的白蛇穿白，青蛇穿蓝，许仙穿紫，而且都是素的。《二进宫》里面，李艳妃穿黄帔，徐延昭穿紫蟒，杨波穿白蟒，都是平金的（李艳妃是绣凤的），配得很好。所以我们虽然在图案和颜色上有所变更，但是还是根据这种基本原则来发展的。违反了这种原则，脱离了传统的规范，就显得不谐和，就会产生风格不统一的现象。 学习绘画对于我的化装术的进步，也有关系，因为化装时，首先要注意敷色深浅浓淡，眉样、眼角是否传神。久而久之，就提高了美的欣赏观念。一直到现在，我在化装上还在不断改进，就是从这些方面得到启发的。 我绘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兴之所至，看见什么都想动笔。那时，我正养了许多鸽子，拣好的名种，我把它们都写照下来。我开始画了两三幅的时候，有一位老朋友对我提出警告说：“你学画的目的，不过是想从绘画里给演剧找些帮助，是你演剧事业之外的一种业余课程，应当有一个限度才对，像你这样终日伏案调弄朱粉，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上面，是会影响你演戏的进步的。”我听了他说的这一番话，不觉悚然有悟。从此，对于绘画，只拿来作为研究戏剧上的一种帮助，或是调剂精神作为消遣，不像以前那样废寝忘食地着迷了。 不过，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息影舞台，倒曾经在上海以卖画为生。
第三部分：风险遭遇受困天津（1）…（图）
民国四年十一月中旬，有一位久居天津的同行薛凤池，是唱武生的，武把子相当勇猛，曾拜尚和玉为师。他来约我跟凤二爷去天津下天仙（是天津很老的戏馆子，地点在三不管附近）唱几天戏，说明是帮帮他的忙。我们答应了下来，到了天津，我是住在乐利旅馆，姜六爷（妙香）是住在德义楼。这两处离戏院都不很远，连戏馆带旅馆全在当年日本租界范围以内。 三天打炮戏唱完，生意很好，大家都很高兴。我接受馆子的要求，跟着就贴《牢狱鸳鸯》。这出戏我在天津还是初演，观众都来赶这个新鲜，台下挤得满满的，只差不能加座了。检票员发现几个没有买票的观众硬要听戏。前台经理孙三说：“我们今儿正上座，位子还嫌不够，哪能让人听蹭（不花钱看戏，北方叫做听蹭）！”三言两语地冲突起来。那班听蹭的朋友，临走时对孙三说：“好，咱们走着瞧！”孙三仗着他在天津地面上人熟，听了也不理会他们。 演完《牢狱鸳鸯》的第二天，我唱大轴，贴的是《玉堂春》。凤二爷因为要赶扮《玉堂春》的蓝袍，只能把他的戏码《战樊城》排在倒第三，中间隔着一出小武戏，好让他从容改装。 我们都在乐利旅馆吃完晚饭，凤二爷的戏码在前，先走了。我休息了好一会儿，才上馆子。由聋子（即跟包宋顺）跟着我走出旅馆，坐上戏馆给我预备的马车，才走了几家门面，有一个巡捕过来拦住我的车子，硬说赶车的违犯了警章。车夫不服向他分辩了几句，他不由分说先给了车夫一个嘴巴。我看见他们起了冲突，打完车夫还不肯放走，我也不明白为了什么事情，只能开了车门，对巡捕很客气地声明：“我是梅兰芳，在下天仙有戏，误了场子，台下要起哄的，请您通融一下，等我们到了馆子，就让他到局子里来。”他听完了，对我瞪了一眼，说：“不行，我们公事公办。”说完就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子跟着他走，转一个弯，不多几步路就到了一所洋房的门前停住。里边又走出一个巡捕，替我开车门，监视着我们下了马车。聋子背着行头包裹，跟在我的后面。我对门外挂的一块牌子看了一眼，上写“大日本帝国警察署”八个大字。这块长方形黄底黑字的牌子，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到今天我还是可以照样把它画出来的。这个巡捕一直带我们走到一间屋子的门口，他一只手开门，一只手推我们进去。我抢着问他：“凭什么要把我们坐车的关起来呢？”他一句话也不说，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只顾顺手把门关上。我很清晰地听到他在外面加上了锁。聋子过去使劲转门上的把手，我对他摇摇手，又做了一个手势，叫他坐在我的旁边。我知道不是转开了这扇门，就能让你走出大门的。可是我也没有方法告诉他，因为跟他说话要提高了调门，外面的人不全都听见了吗？ 这屋里的陈设，真够简单的了。靠墙摆的是两张长板凳，有一个犄角上放着一张黑的小长方桌子，桌上搁着一把茶壶，一个茶杯，中间有一盏光头很小的电灯，高高地挂在这么一间空空洞洞的屋子里面，更显出惨淡阴森的气象了。 我对这一个意外的遭遇，一点都不觉得可怕。刚才的巡捕硬说车夫犯规，即使真的违背警章，也没有听说坐在车里的人要被扣押的。他们今天的举动，不用说，准是事前有计划的。这块租界地里边的黑暗，我也早有所闻。不过我们打北京来表演，短短几天，不会跟他们发生什么误会的。大概是当地馆子跟警察署有了摩擦，把我扣住的用意，无非是不让我出台，馆子就有了麻烦。我大不了今天晚上在这间屋子里枯坐一宵，明天准能出去。也说不定等馆子散了戏，他们就会把我放走的。可是我心里老放不下的是这满园子的观众，都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们决不会想到我是被警察署扣住不放的，以为我无故告假，对业务上太不负责，这倒的确是我当时在屋里又着急又难受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不断地看着我手上的表，五分钟五分钟地走过去，计算凤二爷的《战樊城》是早该唱完了。接着那出小武戏，时间也不能拖得太长久的，底下就该轮到我的《玉堂春》了。馆子方面是垫戏呢？还是请凤二爷另唱一出呢？改了戏台下又是什么情绪呢？我更想到既然巡捕成心跟馆子为难，说不定借着我不出台的理由，就在台下一起哄，把馆子砸了，这一来秩序必定一阵大乱，观众里边就许有遭殃的。他们为看我的戏来的，受了伤回去，这还像话吗？我多少也应该负点责任。这许多问题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啊呀，我实在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打对面传过来有人在喊“冤枉”的声音。离我这儿并不太近，喊的嗓门很尖锐，我听着耳熟，有点像姜六爷的嗓音。我马上走近窗口，侧着耳朵，再留神往外听。果然接着第二声“冤枉”，又从那个方向送过来了。这次的调门更高，我已经百分之百地敢断定是姜六爷喊的。他也被巡捕拉了进来，这更可以证明我刚才揣测他们的把戏，大概是八九不离十的了。 约摸又过了半点钟，房门开了，第一个走进来的就是薛凤池，见面先拉着我的手说：“真对不住您，让您受委屈。我们正着急您怎么不上馆子，栈房又说您出来了，万想不到您会在这儿。”我忙着问他：“场上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正垫着戏呢。”我们边说边走出来。薛凤池又给我介绍他旁边的一位小矮个子说：“幸亏这位王先生通知我。他虽然是在这儿办事，先也不知道这件事，听见姜六爷喊冤的声音，才晓得您二位全在这儿，就打电话叫我来办好手续，领您二位出去。”说着走到大门口，姜六爷也来了。我们在等套车的工夫，还听见那两个巡捕冲着我们说：“好，算你们有路子！”大家尽惦记场上的脱节要紧，谁也没理他们，跳上马车飞也似地到了馆子。
第三部分：风险遭遇受困天津（2）…（图）
我们走进台后，看见一位当地班底的小生已经扮好王金龙了。我们也没有工夫说话，坐下就赶着扮戏。一会儿后台经理赵广顺进来跟我们商量，说：“场上的《瞎子逛灯》，垫的时间太久，台下不答应了。我看先让我们班底小生扮好的王金龙出去，对付着唱头场。等您二位扮得了，王金龙升堂进场，再换姜六爷上去。您二位看这办法行不行？”我们说：“好，就照这么办。” 那天头里那位王金龙，也真够难为他的。出场先打引子，念定场诗，报完名之后，现加上好些台词，起先胡扯，还说的是王金龙过去的事情，后来实在没有词儿了，简直是胡说八道，台下也莫名其妙，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急得给我操琴的茹先生坐在九龙口直发愣。 旦角扮戏，照例要比小生慢得多。那天晚上我可真是特别加快，洗脸、拍粉、上胭脂、贴片子样样都草草了事，也不能再细细找补。我对赶场扮戏，还算有点经验，像这样的“赶落”，我一生也没有经历过几回。 我扮得差不离了，检场的给场上那位受罪的王金龙先送个信，红袍蓝袍出去过一个场，王金龙这才升堂进场，换出了刚刚喊过冤枉的这位按院大人。 我在帘内念完一声“苦呀”，听到台下一阵骚动。这也难怪他们，今儿的苏三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怎么不叫人等得心急呢。他们万想不到我跟姜六爷已经唱过一出《牢狱鸳鸯》来的。 我今天遭遇到这种麻烦，又是这样赶落，按说嗓子应该坏了。不然，相反的还是真听使唤，这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摇板唱完了，我就觉得嗓子痛快，跪下念的大段道白，台下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想刚才是我误场，已经让他们等久了。现在他们又在全神贯注地听，我得沉住气，好好地唱这一出《玉堂春》。也真奇怪，所有倒板、慢板、二六、流水，这里面的高腔矮调，哪一句都能得心应手，圆转如意。唱到“玉堂春好似花中蕊”的“蕊”字，我真冒上了。最末一句“我看他把我怎样施行”的“他”字，本来有两种唱法，我使的是翻高唱的一种。在台下满堂彩声、热烈气氛中，总算把这一个难关安然渡过去了。 姜六爷卸完装把他出事的经过告诉了我。他说：“我带了靳伙计从德义楼出来，叫了两辆洋车，我的车在先，他的车在后跟着。没有几步，我们车好好地打一个巡捕跟前经过，让巡捕一把抓住车杠，硬说碰了他的鼻子。拉洋车的说：‘我离着您老远的，怎么会碰着您的鼻子呢？’那巡捕举起手就给他一个嘴巴。那地方的路灯根本不亮，巡捕指着鼻子说：‘你瞧，这不是让你碰坏了吗？不用废话，跟我到局子去。’这时候靳伙计的洋车，也有一个巡捕过来拉住不放。我瞧他们争吵起来，先替拉洋车的说了许多好话，巡捕仿佛没有听见。我正要另雇洋车，不行，敢情我也得跟着走。我想这可麻烦了，要是耽误工夫太大，不就要误场吗？我只好央告他，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就住在后面那条荣街（指的是名票夏山楼主的旧居），让我把行头包裹搁下再去。那两个巡捕一句话也不说，抓住车杠拉着走到警察署，把我跟靳伙计带到一个地方，那可比您的阔得多了，不是什么屋子，简直就是收押犯人的铁笼子，总算他给我们面子，没有放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