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自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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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跟谁过不去，谁的势力大也闹不清，咱们夹在里面，要是吃了亏，还真是没地方说理去。”我说：“为来为去都为的是‘钱’。你们瞧吧，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个地方就是不讲理的地方。咱们可也别害怕，这儿是讲究软的欺侮硬的怕，拣好吃的吃。好在没有几天咱们就要走了，大家好歹当点心就得了。” 那一晚的《别姬》，我同杨先生唱得还是很饱满，没有让观众看出演员有受过惊吓的神气。 唱完《别姬》，杨先生对我说：“这个地方太坏，简直是流氓、混混的天下。我这一次是够了，下次再也不来了。”我说：“杨大叔，您在戏里扮的是英雄好汉，怎么气馁起来了。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呀。您别忙，我看这班东西，总有一天要倒下去的，等着瞧吧！” 这件事差不多三十多年了，追忆起来，历历如在目前。可惜杨大叔已经故去多年，要是现在还活着，他再到上海去看看今天新时代的光明、繁荣、安全、幸福的生活情况，他不知道要多么高兴呢！ 许少卿那一次钱虽然赚得不少，气也受足了，罪也受够了，同时赌运不佳，在几次大场面的赌局里面，把戏馆里赢来的钱，输了个一干二净，还闹了一笔数目不小的亏空，天蟾舞台账房里坐满债主，他只有请一位朋友代他搪账。从此许少卿就结束了他的开戏院邀京角的生活，最后在上海穷困潦倒而死。 自从许少卿退出剧场以后，邀京角的特权就到了另一批有特殊势力人的手里。从此戏馆里就风平浪静，听不见《散花》时那种巨响，也闻不见火药味儿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时表面上花团锦簇、轻歌曼舞的十里洋场，好像一片文明气象，骨子里却是藏垢纳污、险恶阴森的魑魅世界。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投机倒把的市场，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后，才结束了它的黑暗腐朽的生命。
第三部分：风险遭遇对外传播京剧艺术
1919年，日本东京帝国剧场邀我到日本去作一次旅行演出。我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想把中国古典戏剧介绍到国外去，听一听国外观众对它的看法，所以我很愉快地答应了这个邀请，经过一个筹备的时期，我就带着剧团到日本，这是我第一次到国外演出。我们的戏剧在东京和日本人民见了面，受到日本人民热烈的欢迎。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和日本节目一起在帝国剧场上演。那一次我所演的剧目除了新编的《天女散花》之外，最受欢迎的，同时也是演出次数最多的，要算是《御碑亭》。这出戏引起一般妇女观众的共鸣，原因是日本妇女和从前中国的妇女一样，都是长期的受尽了封建制度的折磨。据说日本歌舞伎《世语物狂言》所反映的就多半是妇女被冤屈以及恋爱不自由等等的故事。以《御碑亭》的故事来讲，因为一点误会，就被王有道使用至高的夫权，几乎给一个善良的妇女造成悲惨的前途，这一点使一般日本妇女寄予无限的同情。 我们在东京演过之后，又到神户、大阪去演，继续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那一次旅行演出，我觉得除了使中国京剧能够为日本人民理解和欣赏是我的光荣和愉快之外，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看到了日本人民最喜爱的一种戏剧，日本的主要国宝之一——日本歌舞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使我很惊奇的是：不但不觉得陌生，而且很亲切，很熟悉。我的看法是歌舞伎和中国的古典戏剧共同点很多，尤其是京剧。例如歌舞伎剧中人的一切举止动作都不是从生活当中直接搬上舞台，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典型的精美的原料，经过艺术手法加工，适当地加以夸张提炼而成的。他们的唱和舞，是一种与韵律高度结合的艺术，对于身上的肌肉能够极精确的控制。尤其是他们表演战斗的故事，简直和京剧的武戏差不多，当战斗告一段落时，即配之以音乐节奏，作一个英勇的静止姿态，节奏非常鲜明，和我们看京剧名演员武戏的“亮相”同样有令人凛然震竦的感觉。 1924年我第二次到日本表演，比上一次更广泛地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日本戏剧中本来就有中国故事作题材的剧目（如《水浒》的故事等），经过中国戏剧两次在日本演出，引起日本人民的注意，剧场根据观众的需要，就上演了更多的以中国故事作题材的日本剧目。 我从日本回国以后，日本的名演员十三代目守田勘弥和村田嘉久子以及其他很多位名演员1926年来到中国表演，在北京开明戏院（即现在的民主剧场）和中国人民见了面，受到中国人民热烈的欢迎。每天晚上，在日本演员节目中我本人加演一出戏，和在日本上演时候的情形一样，中国古典戏剧和日本古典戏剧在一个舞台上一同演出，演完戏一同聚餐，每个演员都非常愉快。1929年末我带着剧团到美国去旅行演出，路过日本，日本戏剧界特邀我们到东京去联欢，火车开进了东京站，我看见从前到北京演出的日本演员都穿着那一次他们在北京演出时我赠给他们的中式服装来接我，并且开了一个欢迎会。等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路过日本东京，他们又为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会场从大门起，两旁所挂的幔帐上面都画着梅花兰花，名演员村田嘉久子女士在台上拿着扇子舞蹈着唱了一首欢迎的诗；她唱完下台，把这柄画着梅花的扇子就赠给我了，扇子上写的就是这首诗。当时我非常激动，我觉得这种出于挚诚的欢迎，才是真正的友谊。这都是二十年以前的旧事了。 那两次访日，日本文艺界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是有力量的。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狩野君山、青木正儿几位老先生都写了文章介绍中国古典戏剧艺术。内藤博士不但精通汉学，还写得一手好字，当时都认为有晋唐名家的气息。青木教授关于南北曲的一些著作，也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我回想第一次我们到日本演出时，经费完全由我个人筹集的，当时剧团的规模比较小，开支比较紧，如果演出不能卖座，是要赔本的，因此多少带有一些尝试性质。总而言之，第一次访日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从经济观点着眼的，这仅仅是我企图传播中国古典艺术的第一炮，由于剧团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居然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因此我才有信心进一步再往欧美各国旅行演出。 事隔卅多年，我又参加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在1956年5月由北京出发前往日本，从5月30日起到7月12日止，代表团在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城市，前后共演出32场，观众达七万多人（最后两场是为了救济日本战争中的孤儿和原子弹受害者而举行的义演，当时朝日新闻社的远山孝先生欢迎我们的义举。有些日本朋友说：“听说当年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梅先生就给我们唱过义务戏。”我说：“救灾恤邻是人类应尽的责任。”）。日本全国各地通过电视观赏了京剧演出的约有一千万人。 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在东京，以日本文艺界为中心的全国各阶层一百五十多位著名人士，组成了欢迎京剧团的委员会。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杉山云治郎，在日本国会大厦接待了代表团的领导人员和著名京剧演员，并且举行了招待茶会。这是日本国会第一次接待外国戏剧代表。在其他各城市，也都有欢迎京剧团的组织。各地方的议会和政府的负责人如议长、府知事、县知事和市长等，都曾出面欢迎中国京剧代表团。各地旅日侨胞们也欢欣鼓舞地参加了欢迎代表团的行列。 为什么这次京剧代表团在日本演出能得到这样大的成功呢？ 在1919年和1924年，我曾两次到日本演出。那时，我们的国家处在懦弱无力和帝国主义的欺压之下，中国人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我到日本演出，一切资金和组织、联系等，只是靠我个人的努力以及少数日本朋友的帮助，才获得一些成就。那时我们的艺术虽然是日本人民所欢迎的，但和今天的情况相比却显著不同。现在我们的国家独立了，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几年来，站起来的六万多中国人民，在东方，在世界上，对人类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我们的国际地位是空前地提高了，这是我们在国外演出受到欢迎的最基本的原因。对日本来说，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在中日关系上所表示出的真诚而宽厚的友好态度，使日本人民受到极大的感动，因而日本人民都愿意和中国人民交朋友。这次他们称京剧团为和平友好使节，代表团所到之处，日本人都热情地喊“日中友好万岁”！欢唱“东京——北京”的歌曲。
第三部分：风险遭遇美国之行（1）
1930年1月18日，我带了剧团赴美演出，从上海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出国。2月8日到达纽约，车站上看热闹的人甚多，由警察维持秩序，从月台到车站外两边，用网拦隔。两旁的观众有脱帽的，摇手绢的，更有许多抛鲜花的。 在车站月台上立着许多照相架，新闻记者纷纷摄影，接着又赶到旅馆来，这里面包括各国记者来采访新闻。当天和第二天的报纸都登了照相和新闻。各报陆续刊登介绍中国剧和梅剧团演出后的评论文章。有一家报纸的标题是：《五万万人欢迎的一位大艺术家梅兰芳来纽约》，这意思是说中国有四亿多人，加上日本就有五万万人了。 著名剧评家斯达克·杨（StarkYoung）在演出前后发表了几篇有真知灼见的专论，还和我单独晤谈，提出了对梅剧团表演的看法，他的精辟论述，令我心折。 2月27日，我们在纽约49号街剧院（49thStreetTheatre）第一次演出，我们在这个剧院连演了两个星期。到第七天，派拉蒙电影公司到剧场来排新闻片。那天大轴是《刺虎》，我们决定拍摄费贞娥向罗虎将军敬酒的一节。那次赴美所演的三个主要剧目是《刺虎》、《汾河湾》、《打渔杀家》。其中《刺虎》演出的次数最多，也最受美国观众欢迎，这可能是因为故事简练，容易理解，编排的手法也相当巧妙的缘故。后来因为这出戏牵涉到农民起义，解放后国内评论上有分歧，所以我就把它搁下了。 4月中旬，我们到了美国西部旧金山，那是侨胞集中的大城。市长在车站外能容纳几万人的广场上致欢迎词，大家分乘十几辆汽车出发。我和市长同乘敞篷汽车，最前面是六辆警卫车，鸣笛开道。第二队是两面大旗，上写“欢迎大艺术家梅兰芳”，后面是乐队。汽车在两旁密密层层的人群中缓缓行驶到大中华戏院。只见门前挂着“欢迎大艺术家梅兰芳大会”两面大旗，一阵如雷的掌声，把我送进了会场，当时，我心头的激动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第二天，我去答谢市长，那里正开市政会议，市长宣布改为“欢迎梅兰芳”会，委员的欢迎词和我的答谢词都作为议案，永存在市政的档案里面。 到了旧金山第二天，就接到以演武侠片著名的电影演员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Fairbanks）的电报说：“您若到洛杉矶城演出，务必请到我家作客。”我与范朋克素不相识，过去只在银幕上见过面，现在突然接到他的电报，虽深觉热情可感，但不便贸然相扰，所以便回了他一个电报：“这次去洛杉矶演出，因为剧团同行的人太多，并且每天总要对戏，恐怕有许多不便，请不必费心了，心领盛意，特此致谢。”过了一天，又接到他第二个电报：“我已经把房子和一切事情都准备妥当了，务必请您光临，我家的房子，足可供贵剧团排戏之用了，我的专用汽车，也完全归您使用。”我们见他词意恳切，情不可却，就复电答应了。又接他一个电报：“因有要事须往英国，家里一切已嘱我妻玛丽·璧克福（MaryPickford）办理招待，她的招待一定能够使您满意。我在赴英之前，如能抽出几小时的工夫，还打算乘飞机到旧金山和您见一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早就规定要到英国去，怕预先告诉我们，不肯住到他家里去，所以等我答应了，才说出来。跟着又接玛丽·璧克福来电说：“我丈夫临行时，再三叮嘱，妥为招待，务请惠临舍间，勿却是幸。” 5月12日抵洛杉矶城，有我国华侨及各国领事到站欢迎。比利时的领事代表领事团向我们献花。玛丽·璧克福派代表二人到站迎迓，并派摄影队在站内为我们拍摄有声新闻电影。随即乘玛丽·璧克福所备的汽车出站。我们先去拜访市长波尔泰，向市长告辞出来，即乘车至“飞来福别庄”（Fairford），这是用范朋克的名字上半截与玛丽·璧克福的名字下半截合卺而成。当时上海译音范朋克，北京译音飞来伯，用“飞来福”来命名他们的别庄是象征他俩幸福结合的意思。 “飞来福别庄”在森达莫尼卡城（SantaMonica）的海岸，建筑颇为精雅，背倚万仞绝壁，崖上种着大可数围的棕榈等大树，绵延几十里，凭栏一望，面临太平洋，风帆点点，沙鸟飞翔，潮来时，巨涛壁立，好像要涌进屋内似的，真是奇观。玛丽·璧克福隔两天还到别庄来察看一下，问问起居饮食的情况，有时亲手换插瓶花，移动陈设，碰到我们还没有起床时，她也不惊动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二十天，深觉主人情意之殷。
第三部分：风险遭遇美国之行（2）
到洛杉矶的第二天，就去电影厂拜访玛丽·璧克福。她陪我进了化装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国电影演员化装，很感兴趣。二十分钟后，她以一个雍容华贵的古代妇女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天她拍了三个镜头，拍完之后，我和玛丽·璧克福还合照了几张照片。我穿的是蓝袍子，黑马褂，她穿的是古装，这两种服装，按时代相距至少二百年，中美两国，远隔重洋，距离也有几万里，是很难碰到一起的，因此，我临走时向玛丽·璧克福说：“今天您的招待，使我感到两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亲切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可贵的友谊是令人难忘的。” 将要离开洛杉矶城的时候，范朋克从英国回来了，他们夫妇俩在住宅里（不是别庄）举行了茶会欢送我，范朋克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妻的招待还满意吗？”我说：“很满意。但尊夫人在百忙中这样关心我们的饮食起居，却使我们大为不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报答贤伉俪的盛意。”他笑着说：“这个机会也许不会太远。”那天茶后，我们还在花园里打高尔夫球，并且拍摄了纪录电影。 1931年1月间，我在北京接到了范朋克打来的电报，说他就要到中国来旅行，我马上复电欢迎，同时就着手筹备接待他。一方面是为了回答他们在“飞来福别庄”款待我的盛意，另一方面也是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好客的传统精神。1931年2月4日的黄昏时分，我到前门车站去欢迎范朋克，然后和他同乘汽车，开抵大方家胡同李宅。这是一所很讲究的足以代表北京的建筑风格的房子，是我事先向房主人借用，经过一番布置，作为范朋克下榻处。等二天下午，我在无量大人胡同住宅举行了一个茶会欢迎他，邀请的客人以文艺界为主。大家按时而来，都怀着好奇心要看一看这位银幕上的“外国武生”。 那天下午五点钟的时候，范朋克和派拉蒙电影公司著名导演维克多·佛莱明（VictforFleming）畅游了颐和园后赶来参加这个茶会。我首先向他介绍了内人福芝芳以及两个儿子，范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