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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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任何地方—一都是不可思议的。在其他方面她是一个无忧无虑、风趣幽默的女人——甚至喜欢恶作剧。阿弗纳继承了这一点——母亲的爱国主义是认真的。只要话题一转到以色列，她生动活泼的脸上就变成僵硬的平静，冰冷得毋庸置疑。以色列是一种启示，一种超越对与错的知识，一种超越好与恶的信任。
为此，阿弗纳仰慕她。
问题是，阿弗纳也仰慕他的父亲。在这方面，父亲不像母亲。谁知道他爱不爱国？他只是耸耸肩，开开玩笑。很多年以后，阿弗纳才知道他的父亲愿意为他的国家做到哪一步。
阿弗纳不知道他的父亲靠什么谋生。他可能是在做进出口业务，不管这个进出口业务意味着什么，但他的上班时间总是没有规律。他总是要在外面奔波，在阿弗纳的记忆中，最长的一次是九个月。
待在法兰克福，还有一件事很好，父亲不用外出奔波了。他当然必须工作，与餐馆和咖啡厅里的人见面，有时也在街口的拐角处与他们见面。曾经有一阵，他甚至让阿弗纳跟他一起去见他们。他们悠闲地开着车，从埃斯舍氏姆这个宁静的郊区，一直开到闹市区，然后绕过皇帝大街或者歌德广场，直到父亲看见他要见的那个人。他把车停下来，让阿弗纳在一旁等着，然后走上前去和他交谈几句。有时候父亲会把一个信封递给那个人。阿弗纳注意到，那个人总是要紧张兮兮地环顾四周，然后才紧张地把信封放进衣袋里。第三次之后，阿弗纳渐渐希望看到那紧张的一瞥了。尽管人不同，但那一瞥却是一模一样的，很好玩。
有一天，他决定问问父亲。
“爸爸，那个人是谁？”
“别管，做生意的。才三点钟，你想去看电影吗？”
他们就去看一场希区柯克的悬疑片，有时候也看西部片，总之是美国的片子。它也是爸爸的最爱。简直太好了！惟一的遗憾是他并不常去。
有一件事，阿弗纳感到很好奇，爸爸作为一个生意人，却并不富裕。商人一定是富人，不是吗？要是．回到雷霍沃特，就没有这么明显了，那里的人都不富裕——至少阿弗纳认识的那些人不富裕。比如，他们没车，别人也没车。而在法兰克福，他们有车，很多小孩子的父母也有车。有一些，比如他的好朋友安德雷斯的父母，有三部车。阿弗纳只在法兰克福才听到他父母谈钱，或者迫不得已时才谈钱，声音里有些愠怒。每次都是阿弗纳指着橱窗里的玩具的时候。
“对不起，傻儿子，我买不起。也许只能靠你自己将来挣钱买了。”
然而，这些仅仅是一些小问题，并不影响他的心情。尽管他母亲不赞成，阿弗纳还是很快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法兰克福的生活之中。现在正值冬天，放学后他要去旬德朗·霍亨布利克坐雪橇，或者坐电车沿着埃斯申舍梅兰德大街到阿第克萨尔拐角处的美军专用商店。这是法兰克福另一件特殊的东西：北约总部使这里看起来像美国一样。美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葫格尔街的另一边，名为“金黑姆”的郊区。汽车、俱乐部、电台节目、餐馆和电影全是美国的。还有热狗和炸薯条！许多孩子跟阿弗纳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这就是为什么他甚至找了一个美国女朋友的缘故。女朋友名叫多瑞丝，头发金黄，深得大家的喜爱，年纪较大——差不多十四岁了，而阿弗纳才十二岁。他的朋友安德雷斯曾说她绝不会跟他约会，但他忘了阿弗纳的毅力，或者说顽强——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否定答案，即使那时都是如此。他会用一种不变的、坚定的、悄无声息的姿态，锲而不舍，坚持不懈。这对有些女孩子来说，效果奇好。当然，阿弗纳英俊潇洒，身手敏捷，举止成熟，英语说得比大多数德国男孩子都好。所以美国金发女郎多瑞丝最终坐在了他身后的雪橇上。他们滑下路德威格一铁科斯街底端的陡坡时，他能感觉到她的胸脯轻轻地压在他的背上。不巧的是，他们冲进了灌木丛。多瑞丝被划伤了，伤得很厉害，再也不愿跟他出去了。他确实抓住了机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条好的经验。如果你有机会却没有抓住，别人绝不会对你留下什么印象。
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尖叫着哐哐啷啷地停下来时，车后扬起一大片热气腾腾的云一样的灰尘。阿弗纳上了车。天啊，法兰克福的那个冬天去哪里了？那个金发碧眼的多瑞丝怎么样了？安德雷斯呢？他是阿弗纳当时最好的朋友，家境殷实、人高马大、五官端正、彬彬有礼，阿弗纳羡慕不已。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一直没有联系，只写了一两封信，寄了几张贺卡，别无其他。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与别人保持通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61年，他们回到以色列。回来后他们常常见不到父亲。他确实跟他们一起回来了，甚至还跟他们在雷霍沃特待过几个月。后来他因为进出口业务，又离开了。这次不像以前，以前一般只离开一两个月，这次却去了很久。
当时阿弗纳还不知道父亲要离开他们那么久，甚至父亲和母亲都不知道。但他们知道时间会很长。“我也没办法。”父亲说。“这是做生意。我必须离开，噢，也许要一两年才能回来。”
“去哪里？”阿弗纳问道。
“别问了，到处。做生意。”
“但是，”母亲突然问道。“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父亲和我找了一些人，也跟一些人谈了。离这里不远有个集体农场，他们愿意接收你。”
“什么？”阿弗纳问道，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愿意接收你。他们让你去那里上学。下个月就去。”
“如果你想的话，”父亲看着母亲说。“我的意思是你想去上学的话。”
“噢，你怎么能这样说？”阿弗纳还没来得及说话，母亲就说。“他当然想去，那是集体农场啊。对男孩子来说，集体农场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再说，我也照顾不过来两个孩子。”
“怎么样？”父亲问道。
阿弗纳感到非常震惊。他不相信父母亲是当真的。倒不是集体农场，而是他们要把他送走这个想法。尽管他喜欢待在法兰克福，但他也不愿意一个人待在那里。但是现在，必须回到与世隔绝的雷霍沃特似乎还不是太糟，可是现在他们又要把他送走。为什么？难道他的母亲这么恨他？
此时此刻，他不愿意把自己对她的愤恨表现出来，从而让她感到满足。
“当然，”他看着地板说。“我不介意。”
“那好，”母亲满意地说。“那，就这么定了。”
这是阿弗纳和他母亲之间一辈子都无法弥合的伤口。阿弗纳在震惊之余很快意识到他母亲把他送走并不是害他，而是相信集体农场对他有好处。他的第六感觉记录下了她的热情和真诚。他感觉到了她送他去集体农场这个主意背后的热忱。但她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也许应该由阿弗纳来证明他的母亲错了。如果他对此持顺从态度——不，不仅仅是顺从，而是真的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比其他所有的男孩子——那些真正的集体农场的农民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的话就好了！这就是答案。他们看到他这样工作，就会给他的母亲写信，跟她说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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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对乘客或飞机造成任何伤害。
此次失败，正如卡尔所说，并不是因为不努力。
以色列大使拉哈闵·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恐怖分子袭击他们之前几分钟刚刚离开住所。恐怖分子把那个塞浦路斯警察放倒之后，在房子的一楼放了很多炸药，把尼科西亚市中心弗洛尼斯街半英里以外的窗户都震碎了。如果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二楼的话，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爆炸中丧生。巴勒斯坦人对塞浦路斯的袭击，更加坚定了阿弗纳促使队员们计划在雅典暗杀扎伊德·穆扎斯的决心，无论他在不在名单上。
那次行动，他们几乎彻底失败。
事后回忆起来，阿弗纳觉得，第一个错误也许并不是把队员们分开，就像在巴黎一样。他们三个人毫不费力地就把阿尔一库拜斯干掉了，在雅典再重复一次似乎不是草率之举。就像以前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就可以干这个活了。在这同时，斯蒂夫可以去寻找新线索，特别是与一号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线索，看有无深入的可能。至于卡尔嘛，最适合他的工作是照管各处的安全屋和账目。这样，如果剩下的目标在欧洲露面的话，突击队就可以快速行动。按照目前这种速度，他们也许能把名单上的十一个恐怖分子都干掉。“那不算个什么事！”阿弗纳说，其他人表示同意。
“集团”的人的表现很完美也是一个事实。在罗马、尼科西亚、贝鲁特，两次在巴黎，他们都干得很出色，只有日内瓦的那次例外。路易斯的情报常常证明是非常精确的，这种“穆萨德”通常使用的那些线人都没有这么好的工作经历。他的监视员具有专业水平，就像他的安全屋一样。汉斯倾向于不用路易斯制作的证件，但到目前为止突击队的武器和炸药有两次是靠他的人送来的。袭击之后的手枪有两次也是靠他们处理的，没有一次闪失。有这样一流的支援团队，欧洲各种恐怖组织三四年来干得那么出色就不在话下了。如果要说的话，这些恐怖组织没有干得更出色让人感到吃惊。
在雅典，突击队对路易斯的依赖不得不比过去稍多一点点。罗伯特没有时间去比利时，无法通过平常的渠道准备炸药。在雅典，路易斯的人给什么他们就只好用什么。这是在冒险——正如罗伯特所说，恐怖分子之所以会把自己炸死，是因为他们的方法枯燥，且一成不变——但这个冒险并不是没有理由，恐怖分子也常常用炸弹把他们想炸死的目标炸死。路易斯说，他在雅典的人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城市游击队员提供过几枚炸弹。
跟过去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也打算使用路易斯的安全屋和监视员。
4月11日，他们到达雅典——那是一个星期三——找到安全屋时，屋里全是阿拉伯恐怖分子，他们与恐怖分子度过了第一个晚上。那些阿拉伯人以为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是德国秘密组织“红色军团”的人，所以在他们面前说话毫无顾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道德观念上一样，而且还因为他们以为德国人听不懂阿拉伯语。他们的话题是以色列最近在贝鲁特的突袭。阿拉伯人似乎感到害怕了，他们说他们暂时只好躲藏在开罗或巴格达，这使阿弗纳感到很高兴。虽然阿弗纳毫不怀疑反恐活动所起的作用，但这些阿拉伯人的谈话还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的突击队干的是对的。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那些恐怖头子不得不躲起来。
第二天，他们搬到了另一间安全屋。这问安全屋的主人是一个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的希腊女孩，她给阿弗纳和汉斯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罗伯特当时在和别人谈炸药的事，所以不在场——六点刚过，他们还坐在饭桌上呢，路易斯埋伏在位于索科拉特欧斯街的阿瑞斯泰兹酒店的监视员就打来了电话，很显然是扎伊德·穆扎斯刚刚离开酒店。他被那个克格勃用自己的黑色“梅赛德斯”接走了。
他们计划用那个希腊女孩的车去接罗伯特，把炸药也一起捎上。路易斯的另一个联络人这时给他们带来了手枪——是指定的22口径的贝雷塔——阿弗纳和汉斯每人迅速挑选了一支，也给罗伯特选了一支。然后他们挤进女主人的绿色“雪佛莱因帕拉”汽车，向约会地点进发。
他们从伊米特欧的安全屋出发，走了很久，几乎到小镇的另一头了——在特里乌斯·瑟普特恩布里欧和奥米尼亚拐角处——他们接上了罗伯特和他的旅行包。（他们的第二处安全屋靠近一个墓地。汉斯说：“好啊，至少我们不用走很远了。”）在奥米尼亚，那个一直开车的希腊女孩离开他们，坐地铁回家了。阿弗纳开着车，努力应付着奥米尼亚广场上的车流——雅典的皮卡迪利广场——可以和罗马媲美。“集团”里那个开车载着罗伯特的中年希腊人，这时跟汉斯换了一个位子，坐到了阿弗纳旁边。于是希腊人和阿弗纳坐一辆车，汉斯和罗伯特坐在后面的第二辆车上，几分钟后就到了索科拉特欧斯街。
晚上八点刚过，他们就到了穆扎斯所住宾馆的前面。路易斯的那个希腊人陪着罗伯特和汉斯走进大厅。阿弗纳在外面等着。刚才车上只有罗伯特和汉斯时，罗伯特把他旅行包里的东西转移到了小提箱里。他不能当着希腊人的面这样做，决不能事先向援助队的任何人透露行动的性质，这是一条严格的纪律。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援助人员。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他们可以免受谋杀指控的牵连。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雅典提供炸药的那个人。其余的人，无论是哪里的——最初——都确实会相信他们只是帮助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监视一下，或者有时候在酒店的房间里或公寓里装一个窃听器。
在阿瑞斯泰兹酒店，路易斯的希腊人给了一个杂务工一点钱，请他用酒店里的小推车把一个小手提箱送到五楼，然后用万能钥匙让两个外国人——汉斯和罗伯特——进入某个客人的房间。他们在那里干些什么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帮凶们是不会问他们任何问题的。
罗伯特和汉斯要在穆扎斯的房间里放入颗燃烧弹，这些炸弹里面是一种易燃的镁一样的物质，爆炸时没有强烈的爆发力。起爆时有点像鞭炮，它们会“哗哗哗”地快速移动，立即吸干室内的氧气。虽然无疑会杀死室内所有的人，但不会让房间里起火。它们就相当于一道闪光，一两秒钟之后就会自动熄灭。按照原来的设计，这种炸弹是用来投掷的，就像手榴弹，而他们能弄到的炸弹只有这个。
这种炸弹没有安全保证，如果有人碰巧用那个频率发出了一个信号，炸弹就会爆炸，但罗伯特主要关心的还是燃烧材料本身，他觉得太陈旧了，性能不稳定，安全没保障。他担心它会自己爆炸——或者根本就不爆炸。他从那个希腊供应商那里买了十二颗炸弹，但他只用了八颗自认为状态最好的，装上了无线电接收器，还有四颗仍在旅行包里。如果炸弹有用的话，八颗就够了。
罗伯特和汉斯离开酒店时，9点刚过。跟巴黎和塞浦路斯复杂得多的饵雷不一样，这些“自制的”燃烧弹非常难以放置和藏匿。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时间，因为克格勃喜欢工作到很晚。根据监视员的报告，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以前从来没有在午夜之前送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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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斯回酒店。
所以，时间没有多大关系，突击队的车停在那里，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雅典是一座不夜城，有些餐馆——尤其是普拉卡商业区，可以跟伦敦的“苏活区”媲美——十点以后才开始营业。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穆扎斯还没有回来。凌晨三点左右，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在街上走了一会，商议了一下。再过一两个小时天就亮了，酒店里路易斯的那个人——那个让他们进入穆扎斯房间里的人——肯定已经下班了。他们需要他跟
